收到了一封信,邀請他參加一場辯論會,獎金10萬元一個好處,如果他獲勝,孔教就可能成為國教;當然如果失敗,他的學說就會受到極大打擊,孔教將會被徹底排除到國教之外。
如果不是信後面的署名以及國務院專有信封的話,辜鴻銘一定會把這封信轉手扔進垃圾箱。不過署名是趙剛,也就說,這是一個值得爭取的時機,如果可以的話就能確定孔教的國家地位,這對於辜鴻銘來說十分重要。
辜鴻銘是馳名中外的文化怪傑。一辜鴻銘先生,已足以揚眉吐氣於二十世紀之世界。”“辜氏實中國文化之代表,而中國在世界惟一之宣傳員。”其評價之高並非無因。
1857年7月18,當辜鴻銘向著馬來亞的酷暑盛夏熱烈投奔而來時,這個熱帶南洋小島早已被英國殖民者佔據,改名為“威爾斯王子島”。混血兒的體態,超凡的天賦,伶俐的言行,與眾不同的性情,使辜鴻銘深討英商布朗的喜愛。
布朗收其為義子,並於1867年前後業做了周密、細致的安排。十四歲那年,辜鴻銘以優秀的成績完成了義父為他開設的各種課程,被送到德國學科學,不久考入萊比錫大學,獲土木工程文憑。回蘇格蘭後,又進英國古老的名牌大學——愛丁堡大學就讀。
在愛丁堡大學,辜鴻銘還堅持學習希臘語、拉丁文等。1877年二歲那年。他通過拉丁語和希臘兩門古語,以及數學、形而上學、道德哲學、自然哲學和修辭學等眾多科目地學習和考試。摘取了愛丁堡大學文學碩士的桂冠。爾後到牛津大學進修了一段時間,旋赴意大利、奧地利、德國等地遊學。
取得德國柏林一所學院地哲學博士學位(一說碩士)後,轉赴巴黎。數年間穿梭般求學於萊比錫、愛丁堡、伯明翰、柏林、巴黎等著名大學。辜鴻銘憑著自己的天才和勤奮,掌握了十來門外語,並獲得了包括文、理、工、哲等多科的十幾項文憑、學位,成為一位學識淵博、滿腹經綸、能言善辯、筆走飛鴻、大器早成的青年學者。
如果是正常人的話,辜鴻銘一定會選擇在國外找一個高薪工作。然後舒舒服服的過一輩子。但是辜鴻銘沒有,他做了一個令人驚訝的舉動。辜鴻銘回到了自己地祖國,然後辜鴻銘進入了晚清重臣張之洞幕中,被委為洋文案,辦理邦交諸務。
著名中國通、《泰晤士報》駐華記者喬治-莫理循雖然終生與辜鴻銘為敵,但這位自負的英國博士卻由衷地說:“辜鴻銘的英語詞匯罕見地豐富,是一個語言天才。”辜鴻銘的語言天才堪稱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其英文造詣,皆推為“中國第一”。
其德文水平也達出神入化之境。德國作家帕凱說:“辜鴻銘是我可以用地道的德語與之交談的第一個中國人。”在德國人舉辦的慶祝俾斯麥誕辰一百周年的聚會上,辜鴻銘即興用德語作了一個充滿激情的精彩演說,博得全場德國學者和紳士們心悅誠服地掌聲。至於法文、希臘等語,辜鴻銘使用起來也像公孫大娘舞劍一般順手。就連幾欲失傳的拉丁語。也不在話下
這樣一個人,接觸西學三十多年,結果他主張的是“中學論”,凡事都以中國為最優。真是奇怪。
和他一同接到邀請的,還有一個名人-嚴複
嚴複(1853——1921),原名宗光,字又陵,後改名複,字幾道,福建侯官人。少年時期。嚴複考入了家鄉地船政學堂,接受了廣泛的自然科學的教育。1877年到1879,~英國留學,先入普茨毛斯大學,後轉到格林威治海軍學院。
留學期間,嚴複對英國的社會政治發生興趣,涉獵了大量資產階級政治學術理論,並且尤為讚賞達爾文地進化論觀點。回國後,嚴複從海軍界轉入思想界,積極倡導西學的啟蒙教育,完成了著名的《天演論》的翻譯工作。他的譯著既區別與赫胥黎的原著,又不同於斯賓塞的普遍進化觀。
在《天演論》中,嚴複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地生物進化理論闡發其救亡圖存的觀點,提倡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自強自立、號召救亡圖存。譯文簡練,首倡“信、達、雅”的譯文標準。主辦《國聞報》。“與天交勝”在當時的知識界廣為流傳。目前嚴複擔任北大校長之職,這也說明嚴複在思想界和學術界的令人信服的顯赫地位。
嚴複(1853-1921)字又陵,又字幾道,福建省候官人.
代史上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的“先進的中國人”之一。
在複法運動中,嚴複是一個反對頑固保守、力主複法的維新派思想家。他不僅著文闡述維新的必要性、重要性、迫切性,而且翻譯了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的《天演論》,以“物竟天擇、適者生存”作為救亡圖存的理論依據,在當時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是以今日要政統於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開民智,三曰新民德”。所謂鼓民力,就是全國人民要有健康的體魄,要禁絕鴉片和禁止纏足惡習;所謂開民智,主要是以西學代替科舉;所謂新民德,主要是廢除統治,實行君主立憲,倡導“尊民”。總之,“教育救國論”是嚴複的一個突出思想特點。
在滿清時代,嚴複疾呼必須實行變法,否則必然亡國。而變法最當先的是廢除八股。嚴複歷數八股的危害:夫八股非自能害國也,害在使天下無人才,其使天下無人才奈何?曰有大害三:“其一曰錮智慧”、“其二曰壞心術”、“其三曰滋遊手”。嚴複主張多辦學校,他曾論述西洋各國重視教育,對“民不讀書,罪其父母”的強行義務教育表示讚賞。
因為中國民之愚智懸殊,自然不能勝過人家。基於這種思想,嚴複對辦學校是積極的。他除親自總理北洋水師學堂長達二十年外,還幫助別人辦過學校,如天津俄文館、北京通藝學堂等。嚴複要求建立完整的學校系統來普及教育,以“開民智”。
他根據資本主義國家的制度,提出中國的學校教育應分三段的計劃,即小學堂、中學堂和大學堂。小學堂吸收16歲以前的兒童入學;中學堂吸收16歲至21歲文理通順、有小學:=三、四年,然後升入專門學堂進行分科的專業學習.習好的聰明之士送出國留學,以造就學有專長的人才。
嚴複提倡西學,反對務派“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觀點。他曾多次將中學與西學作比較:“中國最重三綱,而西人首言平等;中國親親,而西人尚賢;中國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國尊主,而西人隆民……其於為學也,中國誇多識,而西人恃人力。總之,西學“於學術則黜偽而崇真。”
他還指出“中國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勝古。”“古之必。”所以他認為就是、舜、孔子生在今天的話,也要向西方學習的。要救中國必須學西學和西洋“格致”:“益非西學,洋文無以為耳目,而舍格之事,則僅得其皮毛。”學之體用,分之則兩立,合之則兩止”。
他從“體用一致”的觀點出發,具體規定了所設想的學校體系中各階段的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他認為在小學階段,教育目的是使兒童能“為條達妥適之文”,“而於經義史事亦粗通曉,”因則“舊學功課,十當其九”,並以明白易懂的文字翻譯西學中“最淺最實之普學”為輔助讀物。
在教學方法上,多采用講解,減少記誦功夫。中學階段應以“西學為重點”,“洋文功課居十分之七,中文功課居十分之三”,並且規定“一切皆用洋文授課”。在高等學堂階段,主要學“西學”,至於“中文”,則是“有考校,無功課;有書籍,無講席,聽學者以余力自治力。”他認為對於青少年,應引導他們分析,學些專深的知識,如此,讓他們有所收益,觸類旁通、左右逢源。
科學方法問題是嚴複西學觀中的一個重要方面,他曾翻譯《穆勒名學》(形式邏輯),並積極進行對“名學”的宣傳介紹。他認為歸納和演繹是建立科學的兩種重要手段。我國幾千年來,“演繹”甚多,“歸納”絕少,這也是中國“學術之所以多誣,而國計民生之所以病也”的一個原因。
嚴複更重視歸納法,主張要“親為觀察調查”,反對“所求而多論者,皆在文字素(紙墨)之間而不知求諸事實”。他曾用赫胥黎的話說:“讀書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為我簡編,各物為我文字者,斯真學耳”。
這樣一個人,三十年的中國文化熏陶,最後的思想是西學論。與辜鴻銘有異曲同工之妙。
就這樣辜鴻銘與嚴複,開始了人生中最艱苦的一次辯論,這兩位血管東西的國學大師,將碰撞出絢麗的思想火花,為中國思想界留下珍貴的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