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山河一寸血》中篡改的歷史[轉帖來自鐵血論壇]

　關於轉貼前的話:

　很遺憾，因為小說的原因，在書評裡已經有了關於國共兩黨在抗戰時期貢獻的爭論。作者的觀點很明確，在抗戰的人群裡，隻有中國人，隻有華夏兒女，沒有政黨之分！

　要抗戰，必然需要自身的壯大，以主席為首的人抓住了機遇，也就是歷史和人民選擇了人！

　請時刻記住，是歷史和人民選擇了人！

　這篇文章是作者在鐵血論壇上看到的。裡面絕大部分觀點我是讚同的。這些觀點，可以全面回答目前為國民黨鳴冤的問題。

　基於以上理由，請準備再發關於這個爭論內容的讀者注意，如果你的觀點已經在這個帖子裡被反駁了，那麽我將毫不猶豫地刪除你的書評。

　再次說一遍，我是讚同的是這篇文章裡面的絕大部分觀點，而不是全部觀點。

　本文來自鐵血論壇，感謝轉貼者安倚天

　公允的說:抗日戰爭的勝利是中華民族共同的勝利。國共兩黨都為這場戰爭的勝利，為中華民族的興亡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對在那場戰爭中犧牲的先輩，無論他屬於何黨何派，我們都不可作出任何不敬的言詞。因他們的鮮血和生命奠定了今日中國複興的基礎。

　我開此欄隻想糾正《一寸山河一寸血》中無視、扭曲、甚至篡改的歷史。

　這些集子的開篇語說:

　不能無視、扭曲、甚至篡改過去。要真誠面對歷史。

　此話說得很好，但卻沒有做到。

　片中凡是無視、扭曲、甚至篡改過去的地方，我將一一指正。

　請給我一定時間來完成它。

　第一集《盧溝橋的故事》

　開篇語:

　歷史，

　是人類集團生命的活動行程。

　沒有人能夠自外於這一條來自太古的滾滾長河。

　但對當下而言，

　歷史畢竟是屬於過去的。

　所以，

　我們盡可以去開創未來、締造未來，

　卻不能無視、扭曲、甚至篡改過去。

　因為歷史不論是對的、錯的;

　你喜歡的還是不喜歡的，都已成為定局。

　真誠面對歷史，當有助我們敞開心胸，以更寬闊的視野去面對未來。

　第二集《中日戰爭的源頭》

　此集主要講述:1868年起，日本勵精圖治，而中國在腐朽的清政府統治下，日益衰落。巨大的差異，引起日本窺視中國的狼子野心。

　第三集《民初亂局》

　此集中指蘇俄指使海軍局代局長李之龍，陰謀誘押蔣介石赴俄。

　然而，陳公博在《苦笑錄》中記錄下此事的蹊蹺之處。

　此事件的兩位涉案人物:鄧芝龍、歐陽格都未經審訊，而被放出。

　陳公博問鄧芝龍怎麽回事，鄧說:是接到蔣介石秘書電話，將中山艦調進廣州，二天后又調出。他也不知怎麽回事。

　陳公博問歐陽格怎麽回事，歐陽格說:是20日凌晨，接到蔣介石副官的傳令，要立即逮捕鄧芝龍的。

　反而蔣介石在此事變中，從手中奪回海軍軍權，又從汪精衛那裡奪得廣州的政權。

　中山艦事件的兩位涉案人物因未經審訊而被放出。因此沒有任何可以確證的文件資料。

　然而在《民初亂局》中采納沒有任何實證的蔣系一說，顯然不是嚴肅地真誠面對歷史，而有篡改歷史之嫌。

　在此，我隻想問一句:蔣介石既已將此案涉及的兩位人物抓獲，為何不作個審訊筆錄，判定鄧芝龍、歐陽格兩人之中誰真正有罪?還是都無罪，有罪的另有其人?

　(歐陽格在抗戰期間，任海軍江陰防區司令)

　此集還有隱瞞歷史之弊！

　隻說:蔣介石下令清黨並逮捕人。

　然而，僅僅是逮捕而已嗎?為何不講出真實的歷史:數千人的人頭落地?！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走一個！

　片中談到北伐軍大破吳佩孚於汀泗橋，沒有提到此役是由葉挺率領的人組成的北伐先遣團所打。倒是在第四集提到葉挺的南昌暴亂。顯然沒有公正的展示歷史。

　片中談到蔣介石率軍北上，出兵濟南。遭日軍襲擊，國民政府派蔡公時交涉，卻被殺害的五三慘案。蔣介石含痛忍辱繞道北上。

　然而，1949年，共軍渡江進入南京時，同樣發生了帝國主義列強干涉中國內政的一幕。

　當時英艦“紫石英”號炮擊渡江共軍，共軍當時同樣開炮還擊，擊傷英艦，迫使英艦停靠南京碼頭。英艦挾持一艘客輪才逃出長江。

　兩黨兩軍在同樣遇到帝國主義列強武力干涉時，所采取的作法真有天壤之別。

　誰是中國新生的希望所在不是很清楚嗎?

　第四集《危機與生機》

　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日本侵華，吞並東北的野心逐漸膨脹。

　第二部分:中國內戰不已，蔣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的由來。

　第三部分:918事變，日本佔領東北的過程及中國依賴國際公理的困窘。

　“中國於民國十年成立於上海。當初由於黨員太少，必須借助國民黨的組織與力量才能發展。所以像陳獨秀、李大釗等人便向中山先生請求，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國民黨原以加強革命力量為，於1921年正式通過容共。沒想到從此便埋下了內憂不斷的禍根，而沒有過過一天安寧的日子。從頭便是以[靠行]的方式起家的。所以他們對借力使勁，製造矛盾，從中漁利的本事非常內行。”

　這段話足以證實國民黨不敢正視歷史，進而歪曲歷史。是由於黨員太少，必須借助國民黨的組織與力量才能發展嗎?

　顯然，歷史不能證實這句話。1927年，由於國民黨的大屠殺，損失了大量的幹部，特別是那些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中嶄露頭角的幹部。又經歷了從1927年起的多次圍剿，然而卻仍然發展起來了，原因是什麽?簡單一句[靠行]起家就能掩蓋嗎?

　不是[靠行]，[靠行]者一旦失去依靠便要完蛋。是因為所提出的綱領、政策符合廣大勞苦民眾的需要，獲得了佔人口大多數的農民的支持，得以發展壯大的。

　陳獨秀、李大釗等人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意味著仍然是人，保留是一個獨立的政黨。孫中山先生為什麽會同意這個特殊的條件呢?

　國民黨在組建之初，就是由多個團體組合而成，內部幫派林立。特別是辛亥革命後，各色人等湧入國民黨，大多數人並非是真正的革命者，國民黨有右傾化的趨勢。而則是組織嚴密的左翼政黨。孫中山先生將人引入國民黨，就是希望平衡國民黨內左、中、右的力量，同時也減輕中國兩個革命政黨可能的衝突。然而，1927年的屠共，使這兩個政黨徹底地喪失了互信，走向對立。也使孫中山先生的希望化為泡影。國民黨之所以有今天，全拜1927年的屠共所賜。

　“中央從1930年底開始到31年7月，對進行了3次圍剿……1932年3月，蔣委員長複職，6月15日召開廬山會議，會中重申‘先安內後攘外’的政策，並制定了剿共的方針。”

　1931年918事變，日本已佔據了中國的東北三省。1932年6月不敢收復失地，執意要打剿共的內戰。當時在瑞金已提出放棄前嫌共同抗日的主張，蔣先生充耳不聞，真有“寧予倭寇不失家奴”的精神啊！

　“這個時候，來到延安的軍隊還不到一萬人，但是他們和張學良來自關外的東北軍產生了微妙的化學變化。此一變化改寫了中國人的歷史。”

　僅僅輕飄飄的一句“產生了微妙的化學變化”，就能掩蓋這個“改寫了中國人的歷史”重大事件的根本原因嗎?

　第五集《乾坤一變》

　1927――1937年，國家建設的黃金十年。

　“後來因為西安事變，而造成了整個局面[拖不下去]的窘境，於是一場不能打的仗，也就不得不打了。”

　在《劍橋中華民國史》中專門有關於這一時期成就的一章:國民黨政權的成就。現將若乾段落抄錄如下:

　到1936年末，蔣介石已經鞏固對全國較大地區的政治控制――中國本土18個省中，僅有7個保持基本自治――從而為一個可行的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礎。然而，他為取得政治控制所付出的代價是巨大的。他堅決依靠武裝力量，不僅使國家受到生命財產的重大損失，而且把這個政權的注意力從迫切需要社會、經濟及政治的改革轉移開去。

　1934年稻米收獲量低於1931年收獲量的34%;大豆幾乎下降36%，小麥下降7%。棉花是當年唯一超過1931年水平的主要農作物。國民生產總值中，農業產值從1931年的244.3億元下降至1934年的130.7億元(時價)。這些數據在細節上不完全可靠，但是，當時目擊者的報道證實了農村嚴重貧困，特別是在1934年和1935年。

　田弘茂在《國民黨中國的政府與政治，1927―1937年》的第168頁寫到:蔣介石在1935年的評估卻能反映一般狀況:

　“政府開支日見增高。每當計劃出籠，新稅又起。附加稅常隨需要加於正稅之上，又創各項雜稅。有時，[地方當局]隨意逐戶征集不明之稅。稅目繁多。民眾稅負沉重大受其苦。”

　“首先讓我們看看當時國內的輿情。話說日軍自從佔領東北四省之後，又企圖染指華北。先是攏絡殷汝耕，成立冀東偽自治政府。1935年12月11日，中央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派宋哲元為委員長加以製衡，並受命與日方斡旋。但這件事被人誤解，以為華北真的要步東北的後塵[特殊化]了。於是便引發了12.9和12.26兩次大學潮學潮帶動了全國澎湃洶湧的抗日浪潮這股浪潮，顯然已非警察所能應付得了的了。這隻是1935年底的事，我們已經有[很難拖下去]的深刻感受了。事實上，這種狀況還拖了一年。到第二年的12.9，又爆發了一次學潮周年的街頭運動。那回相去西安事變隻有三天。”

　這種拖不下去的感受，是來源於日寇的步步蠶食呢?還是來源於民眾的抗日情緒?

　“再看，但和共軍正面對峙的正是他所率領的子弟兵東北軍。然而此刻的東北軍，已經被那種長時間背井離鄉的愁緒，磨光了他們的作戰意志。”

　東北軍並沒有磨光了作戰意志，而是隻想戰死在回家的路上，他們不明白為什麽要與紅軍死拚，當然不願死在他們認為不值得拚命的地方而已。東北軍瓦解以後，有相當多的士兵加入了八路軍。

　1945年8月11日，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對以下部隊發出進軍東北的命令:

　“為了配合蘇聯紅軍進入中國境內作戰，並準備接受日滿偽軍的投降，我命令:

　一、原東北軍呂正操所部，由山西、綏遠現地，向察哈爾、熱河進發。

　二、原東北軍張學思所部，由河北、察哈爾現地，向熱河、遼寧進發。

　三、原東北軍萬毅所部，由山東、河北現地，向遼寧進發。

　四、現在河北、熱河、遼寧邊境之李運昌所部，即日向遼寧、吉林進發。”

　以上這四支部隊都是東北軍的底子，他們在敵後與日軍整整拚殺了八年，終於打到了回家的日子。東北軍的作戰意志磨光了嗎?

　“單看1935年11月紫羅鎮(應為直羅鎮)之役，(東北軍57軍兩個師與紅15軍團發生遭遇戰)論戰力紅軍遠不如，但一曲[松花江上]和[團結抗日]、[自己人不打自己人]的兩句口號，卻徹底擊潰了東北軍。這種情景，和張子房當年在九裡山上[悲歌散楚]如出一轍。”

　在這裡，我們看到了政治攻勢的威力，也看到了人心所向、軍心所向。順其所向而立，逆其所向必敗。

　從畫面上看，明明寫的是[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一寸》篡改為[自己人不打自己人]。

　須知[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政治打擊力度要比[自己人不打自己人]高得多，

　“紫羅鎮一役，師長牛元峰、何立中以及他的參謀長裴煥彩自殺，兩個師有八個團長，其中六個也自殺了，隻逃回來一個，另一個名叫高福元的，被共軍俘虜。連同其他被俘官兵五千余人，則受到了共軍的[禮遇]和洗腦。洗腦的內容既無馬列思想，也沒有階級鬥爭，隻有一句話:[團結抗日，打回老家去！]。這些人後來被釋放回來的時候，便成了東北軍中，統戰的尖兵。”

　說得真好哇！！！東北軍人心中最掛的是自己年邁的父母，年幼的兒女，日夜期盼的是打回老家去！這是軍心所向，民心所向。凡符合國家、民族利益的政策，做法都是統戰的利器，想人民所想，做人民所願，就是被共黨所“統戰”。凡逆人民所想，拂人民所願，危害國家、民族利益的，即為尖兵！

　只可惜了那些軍官們，服從命令的準則與復國仇家恨的願望發生了極大的衝突，在這沉重的精神壓力下，他們隻好選擇自殺來解脫。

　關於西安事變能和平解決的原因，蔣永敬的分析是對的。

　當時、張學良等人均無能號令全國團結抗戰的政治能量，而蔣先生的地位決定了他有這樣的政治能量。為了國家民族的利益，必須放棄與蔣介石算清血帳的想法，而力主和平解決。這有點像辛亥革命武昌起義時，缺乏將領，起義士兵用槍逼著黎元洪當統領一樣。黎元洪當時並無反清的想法，卻當上了義軍統領。

　在西安事變之前，已認識到當前最大的危機是“亡國”，國家民族的利益是抗日救亡。因而改變了對蔣介石的態度。以下見《國共兩黨談判通史》92頁。

　1936年4月9日，、彭德懷在山西“東征”前線致電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張聞天指出;“目前不應發布討蔣令”，“我們的基本口號不是討蔣令而是抗日令”。

　1936年8月10日，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國共兩黨關系、統一戰線問題。會議決定:放棄抗日必反蔣的口號，實行逼蔣抗口的方針以推動蔣介石聯共抗日使國民黨政府走向抗日道路。

　9月11日，中央書記處向黨內發出《中央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指出:

　“目前中國人民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所以把日本帝國主義與蔣介石同等看待是錯誤的，‘抗日反蔣’的口號，也是不適當的。”“在日本帝國主義繼續進攻，全國民族革命運動繼續發展的條件下，國民黨中央軍或其大部有參加抗日的可能。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

　1935年底，蔣介石與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談判後，便積極著手與取得聯系。就在這時，他的親信、南京政府駐蘇使館武官鄧文儀提交了一份有關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在共產國際“七大”的發言摘要，使他了解到了關於建立反日統一戰線的政策。因此，他立即指令鄧文儀迅速返回莫斯科與王明進行接觸鄧文儀對王明說:蔣先生看到你在共產國際“七大”的發言及有關文章後，於是決定同談判。接著，鄧文儀按照蔣介石提的旨意提出了國共再次合作的三項條件:(略)

　1936年1月，國民黨派出特使董健吾密赴延安，在西安受阻。張學良電詢南京，核實他的使命後，派騎兵護送到所在地瓦窯堡。

　根據周恩來的建議、、張聞天、彭德懷等經過研究後、於3月4日至電博古轉董健吾，表示“願與南京當局開始具體實際之談判”並提出談判條件如下:

　“(一)停止一切內戰，全國武裝不分紅白，一致抗日;

　(二)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

　(三)容許全國主力紅軍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禦日寇邁進;

　(四)釋放政治犯容許人民政治自由;

　(五)內政與經濟上實行初步與必要的改革”。

　這是中央向南京政府當局第一次提出聯合抗日的具體談判條件。

　盡管董健吾的陝北之行極為機密，但仍為閻錫山所知曉。他致電責問宋子文並認為這是南京聯合共軍打晉軍。

　受蔣之命陳果夫、陳立夫也指派其親信曾養甫等尋找與聯系的渠道。1935年11月，曾養甫找到他早年在天津北洋大學的同學湛小岑，簡單明了地囑托他“打通關系”。

　1936年8月27日，張子華攜帶曾養甫的信及同國民黨武漢電台聯系的密碼到達陝北。31日、周思來給曾養甫覆信表示:“亟願與貴方負責代表進行具體談判。”同時商議:“倘兄及立夫先生能惠臨敝土則弟等願負全責保兄等安全。萬一有不便之處，則華陰之麓亦作為把晤之所。但弟身外出安全，須貴方代為策劃。”9月1日，又給陳果夫、陳立夫寫信，對他們聯共抗日之舉給予了讚許，信中寫道:“黃君從金陵來，知養甫先生所策劃者，正為賢者(指陳果夫、陳立夫)所主持。……敝黨數年呼籲得兩先生為之振導，使兩黨重趨合作困難轉機，實在此一舉”，希望他們向蔣介石“更進一言，立停軍事行動，實行聯俄聯共，一致抗日”。

　這就是片中周思來給陳立夫一信的來歷。

　9月20日，張子華帶著周恩來的兩封親筆信，風塵仆仆趕到廣州，一並交予曾養甫。27日，曾養甫約張子華商談，說南京方面代表北上恐惹人注意，希望周恩來飛往香港或廣州與之會談。第二天，張子華將這一情況電告中央。10月8日，中央複電表示:周恩來可以飛住廣州談判，但國民黨政府必須做到以下兩點;

　(1)須堅持民族立場，立即準備抗戰、萬不可再作喪失領土主權之讓步;

　(2)立即暫行停止進攻紅軍。

　曾養甫獲悉來電後，立即辦好了周恩來南來的護照，請張子華速送陝北、同時要他向轉達國民黨的四點承諾:“(1)蘇維埃區域可以存在，(2)紅軍名義不要改聯軍，待遇與同;(3)代表公開參加國民大會;(4)即派人具體談判。”

　10月14日，張子華急速趕到西安，向葉劍英作了匯報。第二天葉劍英將這些情況電告中央。中央從這四點承諾中認為國民黨有些談判誠意，又獲悉蔣介石10月16日到西安的消息。於是要張子華與國民黨交涉，請蔣介石派飛機到延安接周恩來到西安與蔣直接談判。實際上蔣介石此時不僅缺乏談判誠意而且還想重走軍事”剿共”的老路，因而周蔣談判未能實現。

　9月底，中央開始起草《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10月初、該草案正式形成。《草案》闡述了兩黨合作的必要性和合作的步驟、方法及組織形式等問題。實際上是中央初步確定的國共談判方案。10月14日，潘漢年攜帶此文件及上述信件到達上海，就任“上海辦事處”主任。10月22日、致電潘漢年，告知南京已同意他會見陳立夫。11月7日，致電潘漢年，通知他以正式代表資格與陳立夫談判。

　1936年11月10日，潘漢年與陳立夫、張衝在上海滄州飯店正式舉行會談。國民黨方面的條件明顯的是“收編”，潘漢年指出的立場是合作，決不是“收編”。談判僵持。

　同時，中央對蔣介石國民黨並不抱任何幻想，一方面作出適度讓步，努力促成國共談判;另一方面則決定以軍事粉碎蔣軍的進攻，迫使蔣介石真正回到談判桌上來。1936年11月18日，紅軍一、二、四3個方面軍領導人發布《關於粉碎蔣介石進攻的決戰動員會》。21日，在彭德懷的指揮下，即取得山城堡戰役的重大勝利，殲滅胡宗南部一個整旅又兩個整團。粉碎了蔣介石圍殲紅軍於西北地區的狂妄計劃，對促成國共繼續談判和國內和平的實現起了重要作用。

　1936年11月16日，陳立夫邀請潘漢年到南京談判，談判仍無結果。11月22日，、張聞天複電潘漢年通報了中央的策略:“從各方面造成停止進攻紅軍的運動，先醞釀，然後發動，一處發動，到處響應、以此迫蔣停止剿共，此是目前抗日統一戰線的中心關鍵。”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了“西安事變”。事變當日張、楊聯名向全國發出通電，提出了抗日救國八項政治主張:

　(1)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

　(2)停止一切內戰;

　(3)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

　(4)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

　(5)開放民眾愛國運動;

　(6)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政治自由，

　(7)確實遵行總理遺囑;

　(8)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充分表明張、楊完全是為了整個國家民族的前途，要求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才不得不發動此事變，“對介公為最後之諍諫，保其安全，促其反省”。

　為了進一步研究處理西安事變的方針。中央於12月19日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在會上強調指出:“目前問題主要是抗日問題不是對蔣個人的問題。”“我們主要是要消洱內戰與不使內戰延長。”張聞天在會上提出:“我們的方針應確定爭取成為全國性的抗日，堅持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方針。”“我們應盡量爭取時間，進行和平調解。”根據會議精神，中央在當天向黨內發出的指示中，表明了解決西安事變的基本方針，即“堅決停正一切內戰一致抗日的組織者與領導者的立場，反對新的內戰，主張南京與西安間在團結抗日的基礎上，和平解決。”

　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齡等飛抵西安。在宋氏兄妹的開導下、蔣介石權衡利害關系，開始采取合作態度。他委托宋氏兄妹作為他的全權代表與西安方面談判，並暗示願改組政府，三個月後召開救國會議，改組國民黨，同意聯俄聯共。同時他提出，對於商定的條件，以“領袖人格”保證執行而不作書面簽字。

　12月23日上午，南京方面與張學良、楊虎城、中國三方面舉行正式談判。南京蔣方代表是宋子文。在基本8條談妥後，周恩來於24日晚與蔣介石直接面談。在《周恩來選集》73頁中有以下記述:

　蔣介石向周恩來作了三點表示:

　(1)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統一中國受他指揮;

　(2)由宋子文、宋美齡、張學良全權代表他與解決一切;

　(3)他回南京後，周恩來可直接去談判。

　1936年12月28日，代表中央發表《關於蔣介石聲明的聲明》，針對蔣介石在12月26日發表的《對張楊的訓詞》， 公布了蔣介石所允諾的條件。要求蔣介石不打折扣地實踐諾言，真正做到“言必信，行必果”。

　1937年1月8日，中央和蘇維埃中央政府發出《為號召和平停止內戰通電》、堅決要求南京當局立刻下令停止軍事行動，召開全國救國會議，使國內和平立即實現。通電指出:

　“蔣先生應挺身而出，製止禍國殃民之內戰重新爆發。……因為蔣先生曾經擔保中國內戰不再發生，這次事變對於蔣先生之政治人格與其‘言必信，行必果’之格言，實為重大之試驗。”

　“1936年12月26日，當委員長安全回到南京的時候，舉國歡騰的熱忱是令人感動的。自從1926年北伐以來，蔣委員長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全國團結力量的震撼！但是[先安內後攘外]的既定政策卻因此而改變。”

　這個舉國歡騰的熱忱是因為蔣委員長安全回到南京呢?還是因為蔣接受了的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呢?

　蔣委員長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全國團結力量的震撼，這個震撼所表達的意願是什麽?顯然不是[先安內後攘外]，而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