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這些事情也走上了正規，李複開始靜下心來，認真思考將現代科學知識等教給民眾，讓他們來改造大唐的事情。當然這樣做最好的辦法就是自己撰寫成稿，讓印坊印成書籍，然後發行天下，但若以自己一人之力，恐怕很難編出完善和適合此時語言的版本，這需要今後聯合一些才學上佳的人來做。而且此時一開始就這麽做，似乎有些突兀。

　想來思去，李複最後決定，先從古人的書中選出一些來，先印製這些，也可以加上一些評論，使世人逐漸接觸和熟悉之後，自己也有了名聲，再全面印製新學新書，那時人們才會更容易接受。

　但是選古人的哪些書，又成了一個問題。李複舉目四顧，見屋內有一個小書架，上面有一些書，便走近翻閱。忽然看到其中有幾本《史通》，知道這是唐代偉大的史學家劉知幾所著，是中國古代史學史上第一部系統的史學批評著作，與劉知幾同時代的著名學者徐堅盛讚《史通》，說:“為史氏者宜置此坐(座)右也！”

　李複眼前一亮，這不正是自己想要的嗎?要使世人接受新學知識，必然要先使他們進行思想的轉變。而最好的辦法是先利用古人之口，對古代聖人之言提出懷疑，繼而有所批評，再提出新的解決方案。

　雖然大唐的思想開放程度也許是歷史上最高的，但畢竟要一下子轉變，恐怕絕非易事。自漢代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儒家文化被統治階級所采用，成為統治國人思想和文化的工具。隋唐以來，儒家思想還在不斷加強其地位。大唐高祖武德二年，立周公、孔子廟於國子監，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貞觀三年，停以周公為先聖，以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次年太宗又詔全國州縣官學建置孔廟;貞觀十四年，詔諸儒撰《五經正義疏》，令天下傳習。玄宗在開元八年，塑孔門四科高弟十人坐像於孔廟，配享先聖，曰十哲。此時儒家思想已經被尊到了較高的位置，時時處處影響著每個人。

　自太宗整理儒家典籍，編訂了天下無異義的官方教科書――《五經正義》，而後經義無異說，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封閉和束縛了儒學的靈性，扼殺了儒學進步發展的生機，使儒學重蹈漢代經學的老路，久而久之淪為一種僵化煩瑣的理論體系和思維方式。終究受到一些有識之士的質疑與反抗，所以初唐以來，伴隨著儒學形式主義的繁榮，文人學士除了將儒學作為通往仕途的敲門磚，參加唐王朝組織的科舉考試外，儒學並沒有引起他們的興趣和真誠信仰。他們的真實興趣之所在，或趨於詩文，以獵取功名，光宗耀祖，顯身揚名;或逃入禪門，以佛教作為安身立命之所。這就是唐代詩文何以空前繁榮，唐代佛教何以空前鼎盛，唐代儒學何以空前冷落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傳統的儒家思想中當然是存在糟粕和錯誤的，但是因此就要否定它，並不見得完全合適。況且用什麽樣的思想來替代儒家思想，李複至今沒有答案，也許永遠都不會有答案，因為任何思想都有其局限性，沒有誰能夠給一個時代設立一個完美的適合的思想。李複忽然想起一句話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當年印在政治課本上的東西，雖然後來都和一些口號一起消失了，但這正是自己唯一能選擇的。

　只要堅持“真理”二字，相信到任何時候都能夠正確的走下去。李複長長的出口氣，也許經過一場戰亂，才會有大破大立的機會，那時再協同已經接受新科學數年的志士一起建立相對適合當時的思想理論，應該比此時自己一個人叫嚷什麽新思想要強的多，也更實際一些。

　雖然自己能夠將現代的科學知識編篡成書，將來可以發行天下，但自己還需要編一本書，講述一個辨別事物的辦法，一種思考的理論，換句話說，就是科學的方法論，讓大家認識到有必要通過實驗來證明一個理論，並形成一種體系。當然還有邏輯學，將這一門工具性質、基礎性質的科學提供給大家。雖然它不能直接提供具體的科學知識，但能夠為人們獲取知識，表述、論證思想提供必要的邏輯工具。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如此使大家來自行確立新的思想才是真正恰當的辦法。

　自己最初要做的，就是將以前被認為經典的，不可動搖的東西打破，使人們知道，只有靈活的對待和應用古人的思想，才真正適合一直在發展著的社會，而表達這種思想的，當之無愧應首推這《史通》一書。

　劉知幾作《史通》，就是把經書作為史書史料看，以平常心對待這些神聖經典，這才是對這些經典的真正重視與解放。自西漢中期儒術獨尊之後，儒家經書就被抬到至高無上的神聖地位，從而影響人們進行實事求是的研究和整理，而劉知幾在《大家篇》中認定，《尚書》、《春秋》、《左傳》皆為史書，並不應因為經孔子的整理而神秘。他對儒家經典背景的人文主義解釋，有助於消解儒學的神秘主義因素，另一方面則開啟對儒家經典本身的懷疑思潮，而懷疑是學術進步的必要前提。

　歷史上安史之亂後，大唐元氣大傷，國勢一撅不振。儒家學者痛定思痛，總希望從學術上回答何以“祿山一呼而四海震蕩，思明再亂十年不複”。反思的結果，他們承認是儒學自身出了毛病，以明經為基本特征的經學化儒學除了為儒生們提供食祿之資外，似乎無助於純潔道德和解決社會問題。所以安史之亂之後的儒學思想家，幾乎無不關注科舉考試的改革以及純潔士風等問題，都在做重建儒學道德體系的努力和嘗試。若那時做出變革，定能有成。 比如在科舉之類上稍做變動，自然能夠糾正之。《新宋》所述“罷詩賦諸科專以經義、論策取士”，則天下士子便將詩賦作為旁門左道，就是這個道理，畢竟人都是趨利的。

　好在不是回到宋代以後，李複竟有些笑意，畢竟唐代儒學還不是那麽堅不可破。自漢代儒學重在明經，魏晉儒學重在義理，南北朝諸儒所倡導逐字逐句注釋經典的“義疏之學”，唐代儒學則加以繼承。雖說唐統治者對儒學是尊重和提倡的，然而由於儒釋道三教衝突與鬥爭，在唐朝建國之初，原則上定立的是以儒釋道三教並舉作為思想文化領域的基本國策。

　如果回到宋代以後，在思想的改造上可不僅是“艱難”可形容了。宋代理學的興起加上後來明清的八股取士使儒學陷入了教條主義，以至於越來越不適應社會的發展。有宋以後，再想動搖儒家的思想那恐怕是萬萬不能了，尤其是王安石變法失敗之後，便再無人敢輕提“變法”這二字了。有宋一代，常有矯枉過正的舉動，見了唐代後期藩鎮割據的悲劇，就實行“將不知兵，兵不知將”的軍製，造成了軍力的低下。

　思想的變革就如此決定，李複翻著手中的《史通》，想不到如此複雜的問題，竟從此書迎刃而解了。先印《史通》，再加以評說，然後編制現代科學新書，一步步來改變人們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