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亨並非反對馬列主義，也並非反對共產主義國家。前世作為一個長在紅旗下的好青年，對於共和國也充滿的熱愛，而且對20世紀70-80年代極盛時期的蘇聯也心生向往，歐洲最好的社會福利保障制度，最高的社會生活水平，都可以看做是共產主義最光輝的例證。啊，當然，進入80年代以後的蘇聯大家呵呵就好。

　　不過很可惜，約亨現在的身份可不是“進步的”無產階級，而是“墮落的”資產階級和“腐朽的”封建貴族。俗話說得好，“屁股決定腦袋，位置決定思想”。作為德意志第二帝國的皇儲，約亨自然不希望德國十一月革命的歷史在德國重演。而且德國的情況不同於沙俄，沙俄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在大戰之後精疲力盡的各國無法真的撲滅無產階級革命的燎原之火。而作為戰敗國而且位置處在中歐的德國，無產階級革命注定沒有成功的可能。

　　而歷史上的德國十一月革命不僅沒有拯救德國，反而徹底毀了德國。沙俄於1917年退出戰爭，列寧為了專心打內戰，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約》，割讓了大片領土，德國人終於可以專心於西線了。1918年3月德國人在西線擁有了超過英法聯軍大約30個師，在宛若最後的豪賭般的192個師發起了排山倒海的攻勢，在粉碎了人數佔優的英國第5集團軍後，一度推進到離巴黎60公裡的地區，整個法國在風雨中飄搖。這場進攻讓整個協約國都在哀歎德國人就要獲得勝利了，英國人開始正式考慮是否應該停戰和談了。可以說此時是德國最後可以擁有一個還算體面的和平的機會。

　　但是，德國國內的動蕩讓這一切徹底成為泡影。這場賭上了德國最後的全部儲備的攻勢最終成了強弩之末，此時德國的工業產能已經下降到了1913年的57%，而且戰爭中過分注重軍工而忽視農業以及人民生活水平使德國國內開始充斥不滿、投降、混亂和政治動蕩。

　　不可否認的是，的確是由於容克貴族軍官團的短視和壓榨促使德國國內的民眾開始起來反抗，正是興登堡和魯登道夫聯手打造的總體戰開始瘋狂的壓榨德國國民。但是社會民主黨的革命以及賣國求和徹底斷送的德國的一切。德國的十一月革命徹底葬送了德國國內表面上還算穩定政局，弗裡德裡希·艾伯特和其率領社會民主黨逼迫威廉二世退位，而以興登堡為首的容克軍事勢力則又要牽扯進國內的政治鬥爭，此時國家機器的力量再也無法全力支撐對外的戰爭。而緊接著社會民主黨又天真的認為只要德國放下武器，英法就會給德國人一個體面的和平，甚至作為交換，將幾乎完好無損的公海艦隊交給了英國人。而根本沒有認識到，公海艦隊此時才是遏製英國人磨刀霍霍的最後底牌。不論他們是出於怎麽樣的目的，是為了挽救身陷苦難的德意志民族?終結罪惡的戰爭?還是為了偉大的無產階級光輝?但是無論目的如何崇高，《凡爾賽和約》的內容都將這些人狠狠的釘在了恥辱柱上，德意志第二帝國也成了世界上唯一一個軍隊還在敵人的國土上奮戰就投降的國家。也標志著德國20年的沉重苦難，為了擺脫這苦難而將信仰交給魔鬼的德國人接著迎來的是血雨腥風的末日浩劫。

　　約亨不能允許這樣的歷史重演，容克貴族、軍官團、社會民主黨都是約亨想要在一戰中讓德國能夠存活下來必須打壓的對象。而這次大罷工，約亨認為是一個極好的機會實施自己的一些計劃。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一方面是為了提高商品流通，增加市場發展，另一方面則是為了拉攏和分化社會民主黨的力量，畢竟對底層勞動人民來說，誰能帶給他們利益，他們就相信誰，當年小胡子也正是因為承諾讓德國沒有失業，能給德國帶來麵包和黃油才讓如此多的人支持他的。大罷工是一次危機，但是危機危機，是危險也是機遇。如何去利用就是約亨要做的了。

　　為此，約亨以紀念這次罷工，提醒德國各界重視工人階級的訴求為理由，通過了五月一日為勞動者的節日。而在國有企業率先開始的8小時工作製，彈性工資，績效工資，最低工資等等一系列舉措開始試運行。最終演化成國家法規《勞動保護法案》和《公平勞動標準法》，規定了最低的小時工資標準;私人企業雇主和工會經過談判簽訂集體合同來確定本企業的工資;帝國政府及其所屬單位參照私人企業的標準由政府制定統一的工資等級表，等等一系列保障性舉措。

　　不過這還不夠，單純的物質保障並不足以將工人們全部團結起來。搶佔輿論製高點和提出全新的政治主張去分化社會民主黨勢在必行。在約亨的授意下，帝國宣傳機構開始詳細分析和報道此次大罷工的過程以及政府的應對，一方面肯定工人們的訴求，另一方面反對罷工行為對國家的破壞。並且詳細分析帝國政府所做的每一項決策對工人階層所帶來的好處。另一方面，約亨通過自己渠道讓一些帝國報紙將過分壓榨工人的的資本家劃分為“腐朽墮落的封建殘余”，而支持提高工人待遇的資本家們則搖身一變成為了“和工人休戚相關的階級朋友”。

　　這樣的宣傳效果相當不錯，畢竟工人們的想法很簡單:給我們漲工資，提高生活水平的資本家是好人，為他們工作我們可以靠著自己勤勞的雙手創造更好地生活。而過分壓榨我們的血汗的資本家自然是階級敵人。而在這種思潮下，約亨的勞動保障體系改革也變得順利了起來。

　　而約亨結合了國家主義、集體主義，拉薩爾主義，馬克思修正主義(也叫做伯恩施坦主義)中對自己有利的部分搗鼓出了一種全新的政治思路，約亨將其稱之為國家社會主義。其實這種政治思路在俾斯麥的施政方針中已經初步顯現，一方面打壓社會民主黨的政治訴求，另一方面提供優良的社會保障體制，這種胡蘿卜加大棒策略已經開始體現出國家社會主義的端倪。只不過俾斯麥的高壓政策以及並未形成一個真正完善的政治思路，從而這種施政方針並不被人所接受。而約亨此時拿出來的則是一種有著充分煽動性質的政治思想。當然和歷史上的小胡子的國家社會工人黨不同，約亨的國家社會主義並不鼓吹戰爭，也不宣揚民族主義，而是強調國家主義。

　　通過國家主義宣揚國家意識，樹立一切為國家服務的思想指導，增加國家對市場經濟的控制和製導，避免資本主義自由經濟可能造成的危害;通過集體主義宣揚個人從屬於社會，個人利益應當服從集團、民族、階級和國家利益;通過拉薩爾主義宣揚無產階級通過和平合法的政治手段獲取權力，反對無產階級進行暴力鬥爭;通過馬克思修正主義宣揚共產主義不可能實現，因為社會的發展，“共產主義”的大目標在各個歷史時代是不同的，人們所擁有享受的物質文明是不斷進步的，這是由於人類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所產生的結果。並且在其中加入中央集權思想。從而打造出的最適合德國也最適合非常時期的政治理論。

　　而這一看上去相當公正，既不偏袒資本主義，也不縱容無產階級的政治理論在德國擁有相當高的受眾群體。約亨並不擔心它會遭到資本主義勢力的強力反彈。因為德國的資本主義本身就與英美的自由資本主義有巨大差別，德國資本主義用最短的時間就進化到了壟斷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帝國主義資本主義。

　　因為在約亨的前世， 德國經濟學界居統治地位的經濟歷史學派看來，一個社會的經濟進步與其政治制度是緊密聯系的。而德意志帝國政府中的經濟管理人員與工業家門之間並不存在本質矛盾，而且難能可貴的是，輿論也不反對國家進行乾預和經濟壟斷。德國的工業家們相信，對於德國這樣一個資源並不豐富的國家而言，決不能任憑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原則糟蹋資源。而大工業集團與銀行業以“集體自助”的原則結合起來，新成立德國特有的壟斷經濟形勢——卡特爾和康采恩。

　　在帝國建立後的10年內，各種卡特爾成為了掌控整個帝國經濟命脈的核心組織。1896年，德國在各行各業擁有260個卡特爾，1911年超過了550個。萊茵-威斯特伐利亞煤炭席卷了了一百余家企業，控制了魯爾95%的煤炭產量和全德一半的產量。克虜伯壟斷了軍火，法本控制了化工，西門子和電氣公司掌握了電氣工業，北德意志輪船和漢堡-美洲輪船則瓜分了航運。到了20世紀初，586架巨型企業使用了整個德國三分之一的電力和蒸汽動力;而僅佔德國企業數量0.9%的3玩家大企業使用的動力高達全德總量的75%！1907年，德國846萬工業工人為壟斷企業工作。因此在世界市場上，德國並不是靠單個企業單槍匹馬的去搏殺，而是以“民族國家”的身份去參與競爭。

　　而約亨的國家社會主義，正好可以滿足這些人的需求。而一旦有了德國最強力的經濟勢力的支持，徹底推行國家社會主義並非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