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一政令、改革官製之後，幾乎所有的官員都有了去處，而且經過官製改革，官員的職位名稱也發生了根本上的變化，例如以前一個城市的最高長官稱之為城守，現在不這麽稱呼了，稱呼縣令或郡守，郡城的級別比縣城的級別高半級，一個郡的治所就設在郡城，郡城的最高長官同樣也是縣令，但郡守的官署也設在這裡。

　官製改革不僅對官員的職位稱呼進行了變化，最重要的是在行政管理級別方面進行了詳細的劃分，而且對轄區的所有地盤進行了重新劃分，這可以說在根本上對之前的行政區域劃分進行了根本上的改變，隨之而來也改變也涉及到了政治體制的改革，只不過這次的官製改革並沒有對政治體制進行更加深入的改革，但這沒關系，秦東決定既然官製改革依然成功，那麽下一步進行相關的政治體制改革也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

　也只有先進行官製改革，才能進一步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而且趁著現在政治體系剛剛成形就對它進行更加深入的優化和規范才是最好的時機，如果等到以後政治體系成熟之後再進行改變就會很困難。

　至於如何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秦東經過幾番思量決定采用明朝萬歷朝的張居正改革的《考成法》，這是一個非常有效的改革，而且它的作用即使在後世二十一世紀也深深影響了世人。

　張居正的《考成法》的主要內容有兩條:“第一，六部和都察院把所屬官員應辦的事情定立期限，並分別登記在三本帳簿上，一本由六部和都察院留作底冊，另一本送六科，最後一本呈內閣。第二，六部和都察院按帳簿登記，逐月進行檢查。對所屬官員承辦的事情，每完成一件須登出一件。反之必須如實申報，否則以違罪處罰;六科亦可根據帳簿登記，要求六部每半年上報一次執行情況，違者限事例進行議處;最後內閣同樣亦依帳簿登記，對六科的稽查工作進行查實。”

　說起來很簡單，比如一個知縣，每年開初就把要完成的工作一一列明。抄錄成冊，自己留一份，內閣那裡留一份，到了年底一對，如果發現哪件事情你沒做，那就恭喜你了。收拾東西準備去守城門吧。如果你到了城門口依然如此，對你的處分也依然如此，直到卷鋪蓋滾蛋為止。

　考成法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年底考核制度和效績考核制度，年初的時候制定當年的績效目標，年終的時候對年度績效目標進行總結，凡是未完成績效目標的——即績效評估不合格的，一律降職處理。這完全符合我們現在的績效管理理論啊！

　張居正之所以選擇考成法作為他一系列改革的突破口，是基於這樣一種現實:“蓋天下之事，不難於立法，而難於法之必行;不難於聽言，而難於言之必效。若詢事而不考其終，興事而不加屢省，上無綜核之明，人懷苟且之念。雖使堯舜為君，禹皋為佐，亦恐難以底績而在成也。”“顧上之督之者雖諄諄，而下之聽之者恆藐藐。”“法之不行也，人不力也，不議人而議法何益?”

　張居正認為朝廷頒發的法令、章程，案牘勞神。不可謂不多;“置郵而傳之四方”，不可謂不及時，但效果如何?大小官員成日辦公，其實只是辦紙！紙從北京南紙店裡出來。送進衙門，看過之後，再出衙門，經過長短不等的公文旅行後，便進入另一衙門歸檔。在這種情況下，你提出再好的改革方案，又有何用?所以張居正推出了考成法對大明王朝的政治體制進行了改革。

　考成法明確規定:凡官員人等非奉公差，不許借行勘合;凡內外各官丁憂、起複、給由、升轉、改調、到任等項，俱不給勘合，不許馳驛。其實嘉靖、隆慶年間，也都做出過一些限制，但最後都變成廢紙一張。為什麽呢?沒抓落實。張居正首先從自己做起。他的兒子回江陵應試，自己雇車，他的父親過生日，他吩咐仆人背著壽禮，騎驢回去祝壽;萬歷八年，他的次弟張居謙病重，回家鄉調理，保定巡撫張鹵發出勘合，居正給退了回去。甘肅巡撫侯東萊的兒子擅行馳驛，被言官彈劾，其子的官蔭被革去。考成法的威力，於此可見一斑。

　在財政方面，考成法的成績最為顯著。考成法實行以後，規定征賦不足額的，巡撫和巡按禦史聽糾，府、州、縣官聽調。所以它像一根鞭子，督促各級官員不得不為開源節流方面狠下工夫。根據隆慶二三年間的預算，每年國家收一百五十萬兩，支出四百多萬兩，財政赤字一百五十萬兩;在考成法實施三年之後，庫存銀達七百零三萬兩，每年正常開支三百九十余萬兩，尚有盈余三百萬兩，京師地區的存糧可支七八年，這是怎樣輝煌的成就！今天，我們回過頭來看張居正的考成法，可以看到它的一些漏洞，比如，內閣控制六科，六科控制六部，那麽誰控制六閣?大約應該是皇帝。誰控制皇帝呢?沒人控制皇帝。這是人治不可避免的漏洞。今天我們提出依法治國，這是一個歷史性進步，但我們也看到，雖然法令、法規制定了不少，但在很多情況下，是有法不依，是權大於法;雖然制定了不少決策、決議，但往往隻落實在會議室裡，落實到了紙上，而沒有落實到行動上，落實到結果上。制定和完善法律、加強決策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要抓落實，抓執法。

　在張居正推出考成法之後，成績斐然，萬歷三年(1575年)，查出各省撫按官名下未完成事件共計237件，撫按諸臣54人。鳳陽巡撫王宗沐、巡按張更化，廣東巡按張守約，浙江巡按肖廩，以未完成事件數量太多而罰停俸三月。萬歷四年(1576年)，朝廷規定，地方官征賦不足九成者一律處罰。十二月，據戶科給事中奏報，山東有17名，河南2名的官員，因地方官征賦不足九成受到降級處分，而山東2名，河南9名官員受革職處分。

　在張居正整個當政期間，因為考成法而裁撤的冗員約佔官吏總數的十分之三。立限考成的三本帳，嚴格控制著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吏。每逢考核地方官的“大計”之年便強調要將秉公辦事、實心為民的官員列為上考;專靠花言巧語、牟取信行的官員列為下考，對於那些缺乏辦事效率的冗官，盡行裁撤。同時，張居正又廣泛增添人才，提拔擁護改革、政績卓越的官員，委以重任，因為有考成法在，“立限考成，一目了然”。徹底打破了論資排輩的傳統偏見，不拘出身和資歷，大膽任用人才。

　與歷史上的商鞅變法、桑弘羊變法、王安石變法等幾次重大改革相比，發生在明神宗萬歷年間的張居正變法，是改革范圍最廣，收效最好的一次，而造成這種結果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張居正首先進行的是政治體制的改革，這為以後實行一條鞭法等經濟改革提供了組織保障。

　秦東在後世對萬歷新政有一些了解，現在他的官製改革已經完成，如果繼續深入下去推出考成法，那麽勢必會造就一個辦事效率高效的政權，而這正是他所需要的，推出考成法之後，對那些懶惰的官員、不思進取的官員是一種鞭策，等過幾年之後在順水推舟推出反貪汙法，讓官員既能高效辦事，也能廉潔奉公，當然再嚴密的制度也總是會有漏洞，總有官員為了錢而鋌而走險，所以適當的提高官員的俸祿也是必要的，另外就加強思想教育，在這方面宣傳上的作用非常大。

　秦東花了一些時間將考成法的具體內容寫出來之後將佩特烏斯、費爾頓、鍾暉等主要官員召集起來，然後把寫好的考成法各給他們發了一份，“你們看看，為了督促官員上進，努力為民眾辦事，提高工作效率，本王寫了幾項法規，稱之為《考成法》，看了之後提點意見！”

　幾人分別接過從侍從手上遞來的羊皮紙，羊皮紙上詳細寫了考成法的具體內容，他們越看越驚訝，如果考成法出台，那麽勢必會對所有的官員都是一個督促的作用， 辦事拖拉、光說不練的官員可能會混不下去。

　佩特烏斯看完後說道:“大王，下官認為這個考成法非常好，如果頒布出來的話，隻拿錢不乾活的官員絕對沒有了，否則到了年底就過不了關，我完全讚同，只是現在就推出這個項法規是不是太著急了一點?畢竟我們才剛剛進行官製改革，許多官員還沒有從這場地震中回過神來”。

　費爾頓也說出了自己的意見:“我倒是認為此事推出這項法規最為合適，趁著官製改革成功這股浪潮繼續推出考成法非常的及時，官員們既然接受了官製改革這個事實，那麽對於多出來一個考成法又算得了什麽?如果等以後再推出這項法規又會遇到很大的阻力！”

　秦東看向鍾暉:“鍾大人以為如何呢?”

　鍾暉撚了撚胡子，思索一番後說道:“大王，下官也讚同此時發布這項法規，不過立法很容易，困難的是將法規執行徹底，這才是關鍵！”

　秦東聽了一拍桌子大聲道:“沒錯，鍾大人這句話說到點子上了，就是執行的力度已經要徹底，要成立相關的官署監督法規的執行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