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治十二年九月初十日，宣武門內，未英胡同，南堂。

　大清太常寺卿、欽天監監正加通政使司通政使銜並賜二品頂帶、號“通玄教師”的湯若望，此時卻帶著一臉昨夜的倦容，披著一身耶穌會會服，少有的變身為一名真正的、純粹的司鐸【教士】。

　“萬能的主啊，明天就是我主降世第1655年的10月10日了，也是奴仆禮拜天主之日【星期天、禮拜日】。但奴仆為了傳頌福音於大清帝國，只能日夜殫精竭慮處理政務，也不敢因忙於教務而延宕政務。奴仆有罪啊！今天我在您的面前做一禱告，祈求您的原諒吧……阿門！”

　湯若望手持十字架，虔誠的跪在聖像面前，念念有詞。

　自從1617年在羅馬“晉鐸[1]”之後，湯若望就成了一名虔誠的天主教神甫。也是在“為天主終生服務”的強烈願望下，作為天主教耶穌會的一員，被羅馬教廷派往萬裡之外的中國傳教。但中國的實際情況，卻讓他之前的所有耶穌會教士、以及他自己倍感煎熬——若要原封不動傳送教義，必然被中國的士大夫和民眾所遠離，若要順應形勢，卻必須充分發揮自己的科學、藝術才能，在朝廷政務上有所作為。如此一來，魚與熊掌兩者不可兼得，總要有一方面會受到各種牽絆。

　而“先行者”利瑪竇的因勢利導，為成立較晚的“新型修會”耶穌會[2]開創了一條“服務執政階級、尋找政治庇護以求傳播教義”的“康莊大道”。經過多年努力。現如今耶穌會在中國各省建有傳教士住院已達到三十多所，來華教士已經有70多人，教徒人數多大近二十萬[3]！而幾乎同時、甚至更早可以追溯到元代就來到中國的方濟各會[4]，現在卻僅有教室住院五所，教堂六座。更晚的多明我會[5]，這個數目也僅僅是區區的“二和一”！故而，耶穌會和“同宗”的方濟各會、多明我會由於路線不同，終於漸行漸遠、心生齟齬。

　“同宗不同派”的天主教修會之間的爭鬥，在利瑪竇入華不久就展開了。1601年利瑪竇抵達北京後，一度自喻為“西僧”。但他旋即發現中國文化由儒家士大夫掌握。他相信要中國人接受天主教。必須從士大夫階層著手，他於是改稱為“西儒”，研習儒家文明，穿起士大夫服飾。向中國人介紹記憶術、地圖、天文等西方技術。以此表明他們並非“西夷”。然而。中國的祖先崇拜近乎天主教徒有關拜偶像的描述，如何處理祖先崇拜成為天主教入華的關鍵。利瑪竇決定指祖先崇拜只是尊敬祖先的世俗儀式:只要不摻入祈求、崇拜等迷信成分，本質上並沒有違反天主教教義;他又主張以“天主”稱呼天主教的“神”。並指“上帝”概念早已在存在中國上古文獻。利瑪竇的傳教方式為耶穌會傳教士奉行，稱為“利瑪竇規矩”。

　1610年，利瑪竇去世，死前指定意大利人“龍華民”接任教會中職務，龍華民成為引發天主教“華化”爭論的第一人。他對利瑪竇的思想和傳教方法有不同看法，但在利瑪竇死後才提出。當他接任中國耶穌會總會長後，主張廢除“天”、“上帝”、“天主”、“靈魂”等詞，一律采用譯音，並認為:天是指蒼蒼之天，而“上帝”並不是代表造物主，主張把“主神”(deus)譯為“陡斯”。

　耶穌會教士雖然對兩派主張意見分歧，但為避免紛爭鬧大，耶穌會決定焚毀五十多篇反對利瑪竇的作品，統一該會立場，這次糾紛亦隻成為會內事務，但到了1628年，在華傳教士亦曾在江蘇嘉定舉行會議，討論敬祖及deus的譯名問題。與會者意見很不一致，但最終認為敬孔祭祖問題應沿用“利瑪竇規矩”;對於譯名，則主張采用龍華民一派的音譯。

　直至多明我會介入，天主教禮儀“華化”之爭才正式升級。多明我會在華傳教事業，起步較耶穌會略遲。當耶穌會教士在中國朝廷及士大夫階層享有聲望時，1631年1月，多明我會的“高奇”神甫才從菲律賓抵達中國福建北部的福安，正式開始對華傳教，接任的“黎玉范”神甫向教廷報告，提出了著名的“十七問”，指責耶穌會寬容中國信徒祭祖、尊孔，終引起羅馬教廷介入。

　順治二年(1645年)9月12日，羅馬教廷經教皇英諾森十世批準，發布通諭禁止天主教徒參加祭祖祀孔。但到了1651年，耶穌會教士衛匡國在湯若望的支持下返回歐洲，到羅馬向教皇申辯。而湯若望在自己多年從政經歷中清楚意識到——“利瑪竇規矩”是天主教在當下中國扎根生存的必由之路！

　湯若望入華以來，幾乎將大部分精力放在了處理大清政務上，自己雖然領著這片教區事務，卻實在是難有過多精力顧及，就連每個禮拜日的彌撒，他也能簡化就簡化，一來是逃避可能的朝廷非議，二來也的確是精力有限。

　盡管如此，如何傳頌教義卻是一位耶穌會司鐸的終極關懷，在這一點上，湯若望從未有過一絲一刻的懈怠。例如今日，雖然不能大張旗鼓在“正日子”做彌撒，可依然在禦前會議之後隻睡了幾個鍾頭，就爬起來穿戴整齊，提前做了一個只有自己和仆從參加的“禮拜日彌撒”。這是為何?

　原來，前幾日從羅馬教廷傳來最新消息，說老教皇英諾森十世於今年(1655年)1月5日去世、追隨天主去了。新教皇是前教皇保羅五世的曾外孫法比奧.基吉，他於4月7日已經當選為繼任教皇。號稱“亞歷山大七世”。對於此人，湯若望雖然未曾謀面，可陸陸續續從澳門傳回來消息，卻說新教皇十分開明，已經表露了諸多關於宗教信仰方式和天主教在各教區“本土化”的意思。最為關鍵的是，新教皇還明確表示，有在中國特設“宗座代牧區[6]”來管理中國教務的意思！

　若此事可成，那湯若望就有可能改變長久以來“有名無實”的尷尬，成為“宗座代牧”，位同“領銜主教”。而不再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司鐸”。也可以多多少少擺脫澳門主教的遙控指揮，無論是服務清廷、開展教務，還是打壓那些不服從自己的其他教士，都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非但如此。或許這場曠日持久的關於天主教禮儀“華化”的爭辯。該盼來“塵埃落定”的日子了吧！

　正在虔誠禱告的湯若望。還是情不自禁、義憤填膺的走神了——

　“哼！安文思[7]！等我做了‘宗座代牧’而‘晉牧’之後，看你還怎麽和我唱反調！說我什麽擔任大清欽天監監正一職有違耶穌會‘神貧’的誓約?你們懂什麽！不如此，福音何以東傳……”

　自順治五、六年起。以這個安文思為首的部分教士就連續撰文，抨擊湯若望擔任“欽天監監正”一職有違耶穌會“神貧”的誓約，且稱其所編制的歷日中含有不合乎天主教教義的迷信內容。耶穌會為保護天主教在中國宮廷的地位，不得不萬裡迢迢將此事提交羅馬的梵蒂岡教廷來解決。1644月3日，時任教皇的烏爾班八世作出口頭裁決，也是其在位期間的最後幾道裁決之一【同年7月29日，教皇烏爾班八世就“服侍天主”去了】:鑒於當時的情況，特準湯若望在發“三願”和“第四願”後，在京廷為宦。

　所謂“三願”或稱“三絕誓願”，即神貧願(不具私產，又稱絕財)、貞潔願(不結婚，又稱絕色)和聽命願(服從長上，又稱絕意)。耶穌會傳教士還必須發“第四願”，即服從羅馬教皇。

　由此可見，湯老瑪法有多不容易:要傳送教義，也要勉力當差，還要同其他傳教士來整合關系！雖然這許多年下來，自己和安文思等教士的關系逐漸穩固下來，但深層面的隔閡卻一直悄悄躺在那裡，誰也不願意輕易觸動，或者說沒有一個好的機會，誰都不會拿出來說事兒！

　現如今，如果新教皇同意設立中國的“宗座代牧區”，作為西來之人在大清權威最高的人，湯若望自然當仁不讓！所以，今天的“提前禮拜”盡管沒有通知其他教士和教民，卻照樣做的有板有眼、一絲不苟！

　“司鐸大人，堂外有貴客……”

　就在湯若望借著獨自一人虔誠禱告的機會，來梳理一番腦海中的傳教大業思路的時候，身後響起了再也熟悉不過的聲音。

　“不是說過了嗎?今日不是禮拜之日，老父我自己坐壇修為，誰也不見！”

　自稱“老父”的湯若望雖然秉持“不嗔不怒”的教義，沒有責罵來人，語調之中卻多有不悅。入華以來，湯若望明智的接過了利瑪竇的衣缽，將天主教義中許多儀式的名稱都換做了中國人耳熟能詳的說法，例如把“祈禱”改作“坐壇”、“修為”，把“彌撒”改作“禮拜”，等等。

　“義父，此人您不得不見啊，義子也只能打擾您向我主祈禱了。萬能的主啊，請原諒彼得的冒犯吧！”自稱“彼得”的人也跪在湯若望一旁，十分虔誠而專業的禱告起來。

　一直等著身旁的所謂“義子”做完自己的祈禱，湯若望這才起身問道:

　“來人是誰?”

　“義父，來人是大清和碩襄親王和他的福晉！”彼得也站起身來，恭敬回答。

　“啊！你不早說，快快請進來！為父隨後就在門口迎候！”一聽來人是博穆博果爾夫妻二人，湯若望急忙將自己的“閉關修煉”一事仍在腦後！

　“是！”

　看著彼得恭敬而利索地走出禮拜堂，湯若望這才回身衝著聖像畫了一個十字架，幽幽說道:“主啊。您的福音是如此靈驗，您看到彼得的變化了嗎?”

　原來，彼得只是一個教名，此人卻是地地道道的中國之人，本命潘盡孝，是一個滿洲旗人和遼東漢婦所生的私生子。五年以前，他在街裡街坊之間整日介惹是生非，可以說無惡不作。甚至有一段時間，這個私生子還多次上門來騷擾南堂的傳教工作，甚至一度打傷了許多教民。湯若望一怒之下。將其告到了官府。徹查下來，一連串發現了此人的種種劣跡，甚至有命案在身，加上“湯瑪法”的裙帶背景。順天府竟然判定此人斬立決！

　這一下反而讓湯若望大吃一驚。作為一名教士。他原本只是想將這個地痞流氓收拾收拾、給他點教訓就好了。誰曾想卻要因為自己的訴訟取了此人的性命！聰明的湯若望靈機一動，急忙上書福臨，說此人本性不差。只是遊手好閑而已。希望朝廷讓他跟隨自己做個仆人，也好點化與他，以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奇效，正好也看看天主福音的種種奇妙！

　於是，順理成章，潘盡孝死裡逃生，還真的痛改前非，成了虔誠的教徒，並心照不宣、有實無名的做了湯若望的“義子”，每日侍奉天主、伺候義父，簡直是換了一個人一般。就連皇帝福臨數次來這南堂，都對天主的巨大功效讚不絕口，並且對潘盡孝此人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也就是這“濃厚的興趣”，湯若望總是認為終有一日，會給大清帶來一些意想不到的東西……

　[1]天主教把從修士、修生、執事晉升到神父的這一個過程，叫做“晉鐸”。神父，在天主教內，也叫做司鐸，所以晉鐸的意思是:晉升司鐸品級。它相呼應的，還有一個詞:“晉牧”。“晉牧”是指從神父晉升為主教的過程或儀式。在天主教中，主教是一個教區的牧者，他有牧杖和權戒，代表著他為天主牧放羊群的職責。所以，晉牧的意思是:晉升牧職(主教)

　[2]耶穌會是成立相對較晚的一個天主教修會。1534年由羅耀拉在巴黎大學創立，1540年經教皇保羅三世批準。該會不再奉行中世紀宗教生活的許多規矩，如必須苦修和齋戒、穿統一製服等，而主張軍隊式的機動靈活，並知所變通。其組織特色是中央集權，在發最後的誓願之前需經過多年的考驗，並對教皇絕對忠誠。耶穌會會士主要從事傳教、教育，並組成傳教團，積極宣傳反宗教改革，1556年羅耀拉去世後，其勢力已遍布全世界。其在事業上的成功和過於擁護教皇使他們在宗教和政治上的敵人更懷敵意。1773在法國、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壓力下教皇克雷芒十四世不得不廢除該會，但在1814年由教皇庇護七世恢復。此後耶穌會成為最大的男修會。

　[3]筆者弘毅花了一個下午四個小時的時間也沒有查閱到順治十二年耶穌會、方濟各會和多明我會在華教室住院和教堂的原始數據，只能依據康熙三年和康熙四十年的有關數據做一個盡量合乎邏輯的推斷。康熙三年(1664年)，耶穌會住院前後有38所，耶穌會士前後來華人數達82人，全國的教堂已經有156座，全國天主教徒達245000人之多【參閱孫尚揚鍾明旦《1840年前的中國基督教》，學苑出版社，2004年第328頁。】而到了康熙四十年，據徐宗澤著《中國天主教傳教士概論》載，中國已有耶穌會教士住院70所，教堂214所。而方濟各會和多明我會的相關數字分別是22和24，8和6。可見差距巨大，也足見在中國，與高層當政者搞好關系是多麽重要的一件事情。誠如方濟各會和多明我會那般一味隻懂得走底層路線的做法，是難有大的成就的！看來自古使然！！【嗚嗚……】

　[4]方濟各會是天主教托缽修會之一，一譯法蘭西斯派，拉丁文名，是拉丁語小兄弟會的意思，因其會士著灰色會服，故又稱灰衣修士。1209年意大利阿西西城富家子弟方濟各(-1226)得教皇英諾森三世的批準成立該會，1223年教皇洪諾留三世批準其會規。方濟各會提倡過清貧生活，衣麻跣足，托缽行乞，會士間互稱‘小兄弟‘。他們效忠教皇，反對異端。清代中葉以後在中國轄有眾多教區，主要傳教於魯、晉、兩湖、陝、甘等地。傳教的主要方向為非洲。在拉美教會和解放神學家中也不乏其會士。【“奧斯定會”與“加爾默羅會”、“方濟各會”、“多明我會”合稱天主教四大托缽修會，成立於13世紀，比“新型修會”耶穌會早了將近二百年！】

　[5]多明我會(拉丁名，又譯為道明會)，亦稱“布道兄弟會”。會士均披黑色鬥篷，因此稱為“黑衣修士”，以區別於方濟各會的“灰衣修士”， 加爾默羅會的“白衣修士”。天主教托缽修會的主要派別之一。1631年1月2日或3日，西班牙背景的道明會高奇神父()從西班牙殖民地菲律賓抵達中國福建北部的福安，正式開始對中國傳教。

　[6]宗座代牧區(簡稱代牧區)是天主教會的一種教務管轄機構，設立於尚不足以達到成立教區資格的傳教地區。其本質上是臨時的，雖然有可能持續一個世紀甚至更久。它的最主要目的是培養足夠數量的天主教徒，以能成立一個正式的教區。

　[7]安文思(，1609年-1677年5月6日)，葡萄牙耶穌會傳教士，原名加布裡埃爾?德?麥哲倫，為費迪南德?麥哲倫後裔。安文思1640年前往中國傳教，長期與利類思合作，初期在成都建立教堂，後為張獻忠服務。張獻忠敗亡後被豪格虜往北京。豪格死後，利類思和安文思被釋放，建立了北京東堂。1677年，安文斯病逝於北京，葬於滕公柵欄墓地。在華期間，安文思以善於製造機械而聞名，先後曾為張獻忠和清朝政府製造過許多儀器，康熙帝稱讚其“營造器具有孚上意，其後管理所造之物無不竭力。”安文思還曾在1668年以葡萄牙文寫成《中國的十二特點》一文稱頌中國，後以《中國新志》為名刊行於巴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