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毅這一番曠古奇論，讓屋裡面所有的文化人振聾發聵，良久無人言語，都在默默品味。

　　季開生得益於編修那本《國學與西學》，屬於較早接觸小皇子這些驚世駭俗思想的第一撥人，所以比較好理解一些，於是端著茶杯默默觀察談遷的表現。

　　楊雍建生性耿直，第一次聽聞什麽華夏文明、中華民族的新詞匯，滿腦子驚愕，不過鑒於這三四日的接觸，他早就知道這位小爺的深不可測，一時半會兒弄不明白，就要潛心研究一番，所以不能貿然附議或者反對。

　　閔敘屬於靈活周全的，學問也不差，雖然錯愕，但是潛意識裡認為玄燁所言一定有道理，即使沒有道理，現如今也要一門心思投靠上去，所以坐在那裡做若有所思狀，時而點頭，時而深思，施展自己博聞強記的本領。(正史裡，閔敘作為順治乙未科進士，官至監察禦史。史籍中沒有他什麽顯著政績在冊，但他在任職廣西提學時，卻編寫了一本《粵述》，敘述山川物產，頗為雅潔。可見其喜好雜事，善於收集整理，必然博聞強記——弘毅語。)

　　朱之錫才學過人，堪為帝師，卻也對弘毅的一番言論聽得雲山霧罩，似乎有所領悟，甚至醍醐灌頂，卻在許多細節之處不明所以，於是低頭沉思，細細品味。

　　談遷作為俢史之人，早年就是因為晚明史官斷章取義、肆意而為，失卻了歷史的本來面目，故而放棄科舉，專修明史。所以，在他眼中，歷史的真實比什麽都重要。恰恰小玄燁所說，讓歷史的規律昭然若揭，這才真是醍醐灌頂！特別是那番坦言大清朝也不能萬世永續的驚世駭俗之語，讓老談頭一下子有種引為知己的衝動！

　　至於玄燁所言什麽中華民族，那是三四百年以後的事情，卻可以從歷史的長河中找到印證。的確，漢民族也不過是在兩漢強盛之後才逐漸約定俗成的，再往前說，只有華夏方圓幾千裡而已，連炎帝一族都是荒蠻之輩了。所以，現在的滿人做皇帝，幾百年後，說不定就是漢人的了，到那時，滿漢也說不定就沒甚區別了呢。

　　作為前明遺民，談遷不願接受的現實中，最讓他介懷的就是所謂“蠻夷治華”，可如果能夠解決滿洲人的祖先也是華夏故民這個史學問題，再加之現在的滿人也要傾慕漢化，那最大的精神障礙也就逐漸化解。小玄燁的話語，正好是化解此處糾結的良藥。

　　弘毅等了一會，其實壓根就沒有奢望今天在這裡，能夠取得什麽“廣泛一致”，思想的火花，有時候就是需要那麽一點點星星之火，借助人氣蔓延開來，就可以燎原。看大家都品味了一番之後，弘毅再次開口:

　　“談老先生，您的等身著作為何叫做《國榷》?”

　　“哦，榷[1]者，商討之意也。老朽修國史，目的在於比較官修大明各朝《實錄》[2]紕漏，並補充崇禎一朝未錄之史，三十年來，老朽尋訪到各種資料，廣征博采，力求征信。但偏頗遺漏之處在所難免，希望讀史之人能夠商討辨偽，故而定名《國榷》。”談遷據實回答。

　　“即為商榷，那玄燁有幾句話，不知可否坦誠相告?”

　　“皇子但說無妨，老朽洗耳恭聽！”

　　“俢史之人，無論官民，是否需要具備一些基本的本領?”弘毅明知故問。

　　“這是自然。唐人劉知幾、劉子玄，可謂史學大家。他提出的‘史才﹑史學﹑史識’這‘三長’，乃是我等俢史之人必備之能。”

　　“那何為三長?”

　　“三長者，史家篤信之論。良史必有三長:才，學，識。學者，史料精熟也;識者，選材精當也;才者，文筆精妙也[3]。是為‘三長’也。三長之中，尤以史識最為重要。其要害，在於是忠於歷史之實，秉筆直書。”談遷也是好為人師之人，說得清晰明了。

　　“玄燁受教了。可除此之外，我倒以為，還可以加上兩點！”

　　“哦?哪兩點?”談遷沒有想到，小小一個兩歲幼童，居然對史學前輩的論述大言不慚，竟然要做個補充。不屑之余，倒也好奇。

　　“玄燁不才，竊以為還可加上‘史德’、‘史義’！”

　　“史德?史義?何為史德?何又為史義?”談遷代表在座所有人，急急發問。

　　“史德者何?著書者之心術也。”弘毅先來個開題之論，言簡意賅。然後急忙在腦海中搜索當年粗讀乾隆朝史學家、文學家章學誠[4]的《文史通義》後，殘留的隻字片語。

　　“玄燁以為，著述歷史，在劉子玄‘才、學、識’三長之後，還要追求一種俢史的態度，也就是講求史家的品德修養，即‘史德’，要做到‘盡其天而不益以人’，要符合舊史之原貌，不可參雜俢史之人的偏見，也就是說，要尊重史實，經受得住後人後世的品評。[5]”

　　弘毅說完，低頭不語了，不是說的不對，而是感覺自己終於犯下了所有穿越人的劣跡——提前拿出後世大家的言論來給自己充門面，十分不好意思，差一點就臉紅！不害臊呀！沒辦法，既然欺世盜名了，那就繼續厚顏無恥吧！

　　“史所貴者義也。所謂史義，乃俢史而令讀史之人明了其中大義所在，感知歷史發展之必然。在玄燁看來，鄭樵[6]有史識而未有史學，曾鞏[7]具史學而不具史法，劉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義。做史貴知其義，非同於掌故，僅求事文之末。孔子做《春秋》，蓋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孔子自謂有取乎爾。故而，史家著述之道，豈可不求義意所歸乎?今日學者風氣，征實太多，發揮太少，有如桑蠶食葉，

　　而不能抽絲。”弘毅一股腦將自己還記得的人家一百年之後章學誠的主要學術思想來了個底調兒，和盤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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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寂，死一般的沉寂，就連弘毅，也能聽到自己一顆不安的良心在急促跳動。其他人倒不是羞澀得說不出話，而是驚訝得說不出話來。他們那裡知道，弘毅當年修習國際政治的專業，歷史學也是多少要涉及一些的。何況他還對中國歷史十分感冒，自然偷偷補充了不少課外知識。

　　良久，弘毅突然記起季開生那日轉述朱之錫的一番言論，如獲至寶一般，再次開口說道:

　　“正是談老先生史德和史義高尚，您才能積二十六年之不懈努力，六易其稿，撰成了百卷巨著《國榷》。豈料兩年後，順治四年八月，您的書稿被盜，可談老先生，您！居然滿懷悲痛，發憤重寫。再經四年努力，終完成新稿。順治十年，年至花甲的您，攜再稿遠涉北京，一年多來，走訪故明遺臣、故舊，搜集明朝遺聞、遺文以及有關史實，並實地親歷前朝遺跡，加以補充、修訂。書成後，您還署名‘江左遺民’，以寄托亡國之痛，才使這部嘔心瀝血之巨作得以完成。這，不就是史德與史義的集大成嘛！”

　　弘毅說完，站起身來，深深一躬，然後就盯著談遷的臉龐，觀察著他神情由驚到悲，由悲到哀，由哀到喜，最後終於從難掩喜悅到“於其心有戚戚焉”！

　　“貝勒爺，談遷受教了！”終於，一旁的老談頭終於恍然大悟一般，一下子站起身來，深深一揖，衝著下手兩歲的孩子拜了下去。

　　貝勒爺?老談頭改了稱呼了?弘毅聞聽此言，喜出望外！

　　又成了！

　　這讀書之人，最講究一個心高氣傲。

　　自稱“江左遺民”的談遷，念念不忘亡明的正統，那弘毅就來一個正本清源;耿耿於懷滿清的蠻夷，難弘毅就用一招大同世界。前兩招下來，談遷雖然有些醒悟，但基於對滿洲蠻子的不屑，他還保有著對自己學問的“理論自信和道路自信”，如果你是一個草包，那前面說多少也是白費！

　　於是，弘毅果斷用後世一百年之後的“先進文化”武裝自己，用先進打擊後進，用電子點火衝擊鑽木取火，就如同兩百年後英吉利堅船利炮給大清國人帶來的驚醒一樣，章學誠、馮友蘭先生的高論，折服一個談遷還是輕而易舉的。

　　接下來的事情自然是水到渠成一般，一屋子文化人熱火朝天的議論起來。一個多時辰之後，在小玄燁的主持之下，學術研討會達成了以下幾項基本共識:

　　其一，談遷同意入大清內涵林國史院，任編修一職，專司修訂前明史書，包括他自己的《國榷》。

　　其二，關於書名，朱之錫、季開生主張改名為《明史榷》，弘毅力排眾議，堅持《國榷》二字。他的理由是:國榷記敘從元文宗天歷元年(1328)九月明太祖朱元璋誕生，到順治二年五月清兵入南京、福王政權滅亡為止的三百一十七年間的歷史。雖然以明史為主，卻也涉及部分元史與清初之事。其史實注意考訂精審，材料有相當的可靠性或參考價值。萬歷以後七十多年的歷史，以及建州女真的發展和後金同明的關系的記載，尤為他書所少見。根據邸報、方志和官吏遺民口述材料編補的崇禎朝十七年的史實﹐也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故而，《國榷》中的“國”，不能專指明朝一代，而是作為中國歷史之一部分。

　　其三，將來《國榷》進一步修訂，並增補順治朝至今之史料後，奏請皇上欽定刊印，廣播天下。

　　弘毅知道，亡明“遺民”這一康熙朝的歷史老大難問題，在今天被自己終於如願打入了一枚大大的楔子！

　　[1]“榷”字很有意思，現在常用“商榷”一詞，卻少有人追根問底——榷[què]〈名詞〉

　　字從木從寉[hè]。“隺”本義為“長頸(鳥)”。“木”與“隺”聯合起來表示“一種像鶴頸那樣又細又長的可以抬起放下的獨木橋。”其本義為:活動獨木橋(獨木的一頭有支點，設在城門口，另一頭連接繩索。繩索的另一端由城門上面的值班士兵掌握)。榷不是常設的固定的獨木橋，而是像鶴頸那樣可以靈活升降起伏的活動獨木橋，設在城門口，由守城士兵掌控。很遺憾，這一點，古文獻沒有指出來。如果細長的獨木橋常年水平地橫架在溪溝的兩邊，它就沒有豎立起來的機會，那麽它的名字“榷”中的“隺”的意義就體現不出來了。如果是常設木橋，沒有必要做成獨木的，應該做成寬木橋。“榷”是獨木橋這一事實，正反映出它比較輕巧，便於人力操控升降的特點。而由於要使用操控者的人力，要過“榷”的生意人只有耐心同操控者商量一個過橋費的價格。所以古人留下了“商榷”一詞，最初表示過橋稅費數額可以“討論”，後來推廣為一切問題的“討論”。“榷”有“稅”的含義，即來源於此。

　　[2]後世統一叫做《明實錄》。

　　[3]我國著名哲學家、教育家馮友蘭先生在1947年著《中國哲學簡史》的“作者自序”中所說，借用一下。

　　[4]章學誠，清代史學家、文學家。字實齋。漢族，會稽(今浙江紹興)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進士，官國子監典籍。曾主講定州定武、保定蓮池書院，並為南北方志館主修地方志。章學誠倡“六經皆史”之論，治經治史，皆有特色。所著《文史通義》共9卷(內篇6卷，外篇3卷)，是清中葉著名的學術理論著作，與唐劉知幾的《史通》並稱史學理論名著。

　　[5]此論斷詳見章學誠《文史通義》之《史德》。

　　[6]鄭樵是中國宋代史學家、目錄學家。字漁仲，南宋興化軍莆田(福建莆田)人，世稱夾漈先生。鄭樵的著述達80余種﹐但流傳下來的僅有《夾漈遺稿》﹑

　　《爾雅注》﹑《詩辨妄》﹑《六經奧論》和《通志》等。《通志》為鄭樵的代表作。該書收錄了鄭樵平生著述擇要的“二十略”﹐其中的《昆蟲草木略》是中國古代一部重要的﹑專門論述植物和動物的文獻。

　　[7]曾鞏(1019年9月30日-1083年4月30日，天禧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元豐六年四月十一日)，字子固，世稱“南豐先生”。漢族江右民系。建昌南豐(今屬江西)人，後居臨川(今江西撫州市西)。曾致堯之孫，曾易佔之子。嘉祐二年(1057)進士。北宋政治家、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為“南豐七曾”(曾鞏、曾肇、曾布、曾紆、曾紘、曾協、曾敦)之一。在學術思想和文學事業上貢獻卓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