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名為《愚忠乎?無能乎?試為史可法辯》

　中國的民族英雄，大多死於非命。要麽死在自己人手裡，要麽讓敵人砍了腦袋。可見成為英雄不是件好玩的事，是要拿性命來擔當的。如果有人說此類人為成一己之名，而犧牲自已和家人甚至千萬百姓的性命，我是絕對不能讚同的。正如有人說大明的文學博士方孝孺寧死十族而邀名，那實在是讓我想不通的。，方孝孺眼看著弟弟方孝友行刑，淚流不止，其弟卻是個狂熱分子，當場賦詩雲:

　阿兄何必淚潸潸，

　取義成仁在此間。

　華表柱頭千載後，

　旅魂依舊到家山。

　古人都講究個"天地君親師"，不管現在看來對不對，在當時可是先進理論，是符合當時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的。當大宋的準南軍區司令員嶽飛同志高唱:"待重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的時候，我們不能想象他把歌詞改為:"沿著勝利的大道前進，待英勇的指戰員打跨敵人，向祖國人民三鞠躬"，DDD這種要求不符合當時的社會現實。在嶽飛同志看來，高宗皇帝就代表國家，忠於皇帝就是忠於國家;如果我們試圖讓他拋開這一點，就屬於拔苗助長，嶽飛同志注定要"愚忠"的。同時，正如我們現在還不能把日本人當成朋友加兄弟一樣，史可法也不可能把女真人當成中華民族的"五十六朵花"之一。

　所以我的立論是，古人的"精忠報國"我們不能用現在的眼光來審視，如果你不同意我這一基本論點，那麽顯然你可以轉移目光，去欣賞一下1931年東北軍副總參謀長榮臻的:"不準抵抗，挺著死，大家成仁，為國犧牲"，那顯然也是"精忠報國"，而且不抵抗也就保證了東北百姓的生命安全得到了保障，顯然就比史可法守揚州害死幾十萬百姓高竿的多了。

　對史可法的非議最早當來自他身邊的幕僚閻爾梅，他責備史其一意退保揚州，戰略上保守，軍事上無所建樹，曾作詩諷曰:

　左右有言使公懼，

　拔營退走揚州去。

　兩河義士雄心灰，

　號泣攀轅公不駐。

　難怪古龍說身邊的朋友最可怕，果不其然。這位閻爾梅先生在現在看來算是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史閣部聘請的專職參謀，他應該最清楚也感同身受史可法的苦衷與無奈，史可法在崇禎十年始"巡撫安慶、廬州、太平四府……額兵萬人……這便是他手裡掌握的完全可受他指揮的軍事實力，當清兵南下時，他傳檄諸鎮將領齊集揚州，竟無一人可應者，顧誠在他的《南明史》中所總結，"……作為軍事家、他以堂堂督師閣部的身分經營江北將近一年，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卻一籌莫展，毫無作為。直到清軍主力南下，他所節製的將領絕大多數倒戈投降，變成清朝征服南明的勁旅，史可法馭將無能由此可見……"，顧誠先生是大家，我不敢亂說什麽，但我想請教，一個手裡掌握著一支小股地方軍隊，一個受著昏君奸臣掣肘的有其名而無其實的史可法，在那樣的局面下，能掌握住那些擁有著強兵數十萬而自重的諸鎮將嗎?我們的開國領袖同志早就指出:"槍杆子裡出政權"，同理，自已擁著強大武裝才能談"節製"，否則，這種"節製"，必然落的個失敗的結局，這種情況，是個人能力無法改變和左右的。

　補充:史可法初始在朝，任賢使能，設江北四鎮，認為無江北則無法守江南;他在朝的短短時日，南明便從風雨飄零中慢慢確定了中央政府的權威。後來馬士英不顧朝命，帶兵入南京，又勸史可法離京，為避爭鬥，史可法主動離開中央，這正是南明失敗的開始。做為一個沒有實力的文官，完全憑權威和大義說服內鬥的江南黃得功和劉澤清，使得劉澤清後來抗清力戰而死，這完全是史可法的個人魄力和能力所致。

　對史可法的指責還有李天根認為史可法在擁立福王為帝一事上未能堅持原則，一爭到底。"其可有重於選君擇相事乎?或曰:"不可"，然其已屈服。或曰:"可"，然其已從之。"張岱認為南明軍事上的失敗史可法負有責任，"江淮是為南北要道也，雖其殉難何以當之?"擁立福王，實非史可法之本意，但在當時是否有第二種選擇呢?"十七年四月朔，聞賊犯闕……會南都以立君，張慎言、呂大器、薑曰廣等曰，福王由崧，神宗孫也，倫序當立，而有可不可: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涉有司也……可法亦以為然。從這段話看來，是李天根所言之"不可"立福王，在當時的情況下，史可法是絕對不會同意立福王的，然而事情突然有了大的轉變，"鳳陽總督馬士英……已與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高傑等發兵送福王至儀真"。上述四人，就是擁兵數十萬不聽節製的江北四鎮將領，弘光朝的最主要軍事力量，在他們以強大軍事力量及先發製人的情況下，於是有了"可法等迎王"，這就是李天根所言"然其已屈服"，誠然，是屈服了，不過不屈服又怎麽辦?先內戰，然後迎立潞王，不過問題是，打的過嗎?任何有責任心的政治家，在那種情況下，隻好先把局勢穩定下來，把軍人穩住，史可法的選擇是無奈之舉，也是必需的。至於"江準是為南北要道也，雖其殉難何以當之?"，這就是屬於站著說話不腰疼了，在左良玉圍攻南京後，黃得功被抽去攻打左良玉，而二劉根本無意抵抗清軍，望風而逃不受指揮，隻有高傑在史可法的感召下，奮力抵抗，在其被叛將殺害後，這支軍隊也根本沒有了戰鬥力，史可法根本就是個光杆司令，責備他，有什麽用呢?

　史可法離開南京去揚州，也很受人非議，有人說他遠離政治中心，失去了總理全面的大權，把國家政務交給了奸臣馬士英，是一大失誤。更有人說他是意氣用事，根本不顧全局，這些都是不負責任的說法。當時的江北四鎮，是南明的最主要軍事力量，而其中的高傑和黃得功兩鎮正於揚州城下交火，高傑更是殺人如麻，馬士英更假惺惺的說:"吾往歲擒劉超，服老回回，多負勤勞，筋力憊矣……準安士民仰公盛德……督是師者，非公為何?"史可法在馬士英擁兵入朝，已掌大權的情況下，面對江北危局，當然隻有來一句:"誠如公言"了，否則留在南京有何益?去江北又有何錯呢?指責他離開南京的多為東林黨的書生，、書生雖然講忠義，但看事多有不明，總覺得人家做的不對，隻有自個兒想的才是真理，對於這件事，他們隻是想當然耳。

　還有人說，是史可法領導的激烈抵抗使的清兵屠城，史害了城中數十萬百姓。但我們可以看到，"二十日，大清兵大至……明日，總兵李棲風……拔營出降，城中勢益單……越二日，大清兵薄城下，炮擊城西北隅，城破。可法自刎不殊……被執，可法大呼曰:我史督師也。遂殺之。

　一共就三天，攻城不到兩天，如果說是激烈的抵抗讓清兵屠城，這種說法實在是難以成立。如果說是史可法的抵抗讓清兵屠城，那麽這抵抗是何等的微不足道啊。當清兵南下時，竟隻有投降才是正確的選擇麽?不過投降確實是大多數人的選擇，不然幾千萬人口的中華，怎麽就讓二十萬人不到的一個野蠻民族統治了呢?

　讀史可以明智，當我們看到清軍又來了個"嘉定三屠"，又來了個"留發不留頭"，"圈地令"，當無數漢人百姓慘遭殺害的時候，我希望不要有人說:正是史可法的無能，愚忠，害了揚州城的百姓啊。當侵略著拿著刀的時候，他們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堅持未必是勝利，但也不必因堅持而罪人，總不至於一個民族要拿投降者做英雄吧?

　我希望，在我們擁有為數不多的，敢於犧牲性命來做抵抗這種傻事的英雄後，在我們於今日不被人用刀架在脖子上的時候，我們還是給這些英雄恰當的評價及尊重吧。

　

　幾年前的舊作，有很多不足和漏洞，不過要寫《大漢龍騰》沒有時間和精力改正和補充了，隻是做為對幾位指責史可法的讀者的回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