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根到底，王殿甫他想達成這筆交易的迫切性要遠比段雲強，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目前賽格集團拖欠銀行的1.1億元人民幣急需還上，如果在一年之內賽格集團還是沒有任何起色，那麽部裡的領導肯定會對他喪失耐心，等待王殿甫的結果很有可能會被調任，重振賽格集團的理想也會就此破滅。

　　所以當前的形勢並沒有給王殿甫太多選擇的機會，段雲對此也是心知肚明，以至於在酒桌上簡單的聊了一陣之後，倆人就已經達成了初步的交易，後續王殿甫只需要擺平內部的反對聲音，並且完成集團重組，那麽段雲就可以入股賽格集團的下屬上市公司，從而成為賽格集團的股東。

　　當天企業家年會結束之後，段雲回到家中就開始制定相關的入股賽格集團計劃，這一次他的投資上限將會達到10個億，如果如果計劃順利的話，那麽段雲將會完成在深圳電子產業的“統一”，實質上也實現了在深圳電子行業的壟斷地位。

　　小企業都是靠競爭上位，但是對於大企業來說，更多玩的是資本的運作，當市場上出現潛在對手的時候，只要你的資本足夠雄厚，不需要費盡周章去競爭，完全可以憑借資本的碾壓，將對手直接買下，這也是國際上很多行業巨頭常用的手段，也正是因為如此，歐美國家才會有如此多的壟斷企業，以至於這些發達國家專門出台反壟斷法，以此來阻斷這些資本巨頭的無序擴張。

　　而在當前的國內，還沒有出現相關的反壟斷法案，所以段雲這麽運作是完全沒有問題的，這其中最大的障礙就是當前的國企因為體制的原因，是不能夠被收購的，否則的話，憑借天音集團的財力，完全可以收購國內很多家有影響力的電子企業，完成商業版圖的進一步擴張。

　　不過從1993年開始，民營企業的異軍突起確實已經到了勢不可擋的地步，1992年是個中國公司元年，去年一年全中國注冊的新公司超過了過去改革開放10多年的總和，尤其是在國家領導人南巡講話之後，全國各地的民營企業如同雨後春筍一般出現，並且在短時間內就釋放出了強大的力量。

　　民營企業的強勢崛起，其背景就是國營企業改革一定程度的失敗，從80年代中期開始，國營企業改革的成效一直無法讓人滿意，凡是有民營企業涉足的產業，他們都表現的不堪一擊。

　　當初海鹽襯衫廠步鑫生的改革事跡紅極一時，以及國企承包大王馬勝利也曾經創造過國企改革的輝煌，然而這些改革的先行者最終都如同綻放的煙火，短時間的絢爛之後，就開始變得寂靜無聲。

　　國家高層也正是看到了這些國企改革的熱點事件，所以說這些年一直在給國企松綁放權，然而帶來的結果卻收效甚微，國營企業家們仍在嚷嚷權力太小，他們想要的那種純粹的自由，其實是和當前國家體制完全背道而馳的，也是不可能得到的。

　　現如今國企面臨的形勢非常危急，民營企業已經佔到了半壁江山，外資企業也蜂擁而至，這就讓國營企業處境更為艱難，事實上到了90年代初的時候，已經有很多國營企業面臨破產，但是靠著國家財政的輸血，依然能勉強維持不倒閉，但實際上氣數已盡，完全沒有挽救的價值。

　　另外在國有企業私有化的問題上，國家決策層也開始有了松動，先前中國社科院工業研究所所長周叔蓮在《光明日報》撰文《關於國有企業產權的兩個問題》，論述“所有製是發展生產力的手段，而不僅僅是意識形態意義上的目的”，由這個判斷出發周叔蓮以及其他學者提出，不能把所有的企業都抱在懷裡，這樣做既不必要，也不可能。

　　國家只要抓住少數，關鍵搞好500~1000家大公司大集團，就會為眾多的中小企業提供廣闊的生存空間，那些沒有競爭力也無關國計民生的中小企業將會被“放掉”，政府將主抓那些有成長潛力，具備資源優勢的大型企業，及盈利能力強的企業。

　　周叔蓮的觀點得到了決策層的讚賞，很明顯，這是一種與以往完全不同的改革思想，它意味著國營企業的改革，從放權式的體制轉換階段進入了“重點扶持，其余放活”的結構調整階段，同時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公司的成長路徑。

　　說白了，在這個時候，國家對一些中小企業的態度已經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可以看作是從一定意義上來說，國家已經可以允許一些中小型的國企進行私有化的改製。

　　不過在1993年，這種戰略思想剛剛萌生，還遠遠沒有發展出成型的格局和嫻熟的掌控藝術， 只是在一些經濟較為活躍的地區，那些沒有優勢的國營企業開始被“放掉”，過去被禁止的改革，現在得到了默許和嘗試，當地的政府也為這種私有化起到了一種推波助瀾的作用。

　　所以很快，在廣東第1次出現了“下崗”這個新名詞，在經歷了幾年的思想解放之後，當了數10年主人翁的工人，開始接受自己不在於企業“共存亡”的現實。

　　去年年底的時候，邊臨破產的國營廣州無線電廠才掉了1000名職工，其中330名選擇與工人徹底分手，工廠根據他們的工作時間給予每年1300元的“工齡補貼”，從此這些職工將走出廠門，自謀出路。

　　而這種“工齡買斷”的做法很快被廣泛采用，各地買斷價各有不同，從數百元到上百元都有，他成為中小型國營企業破產或被私人收購時“安置”下崗工人的最主要的方式。

　　在南方的沿海地區，工人普遍能夠接受這種方式，因為在這些地方人們早已有了“第二職業”，那筆微薄的安置費成為他們做小生意或者自主創業的啟動資金。

　　而在北方尤其是老工業基地，人們已經習慣於把自己的人生捆綁在企業上，以廠為家，世代傳承的工作，以生活模式使他們幾乎上進了獨立的勇氣和能力，更為要命的是那些地方沒有經商和創業的氛圍，因而買斷工齡往往便意味著低水準安定生活的消失，以及坐吃山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