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兩個月，等於依舊把大量的時間投入到USB的研發上面，妻子去海南的這段時間，段雲天天早上去公司各個廠區轉一圈，布置一下工作，然後下午和晚上如果沒有重要事情，就會獨自一個人待在辦公室裡研發USB系統。1984年10月1日，上海市電報局裝用引進的快速傳真機開放與日本東京等5個城市間的國際公眾用戶傳真電報;1985年5月1日又開放至香港、1989年開放至奧地利和英國的國際公眾用戶傳真業務。

　段雲除了在天音集團有自己的 USB研發團隊，同時還和香港那邊的分公司建立了密切聯系，幾乎每隔10天半個月，段雲都會和自己的助手郭凱一起前往香港一次，考察香港分公司的情況，同時也和香港官立高級工業學院的相關專家教授坐在一起開會喝咖啡，討論USB的監督進程。

　為了和香港分公司交流聯系方便，段雲自己的辦公室和香港分公司分別開通了傳真機，香港那邊的研究成果也會第一時間通過傳真機將相關資料傳到天音集團，這也為兩方的密切合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傳真機對於80年代的國人來說是一種非常昂貴的奢侈品，即便在一般的大型國營企業中，也很少能夠見到，而且不是每個城市都開通了傳真機。

　從1985年5月1日起，由於上海開放用戶傳真(FAX)新業務，用戶只要到電信部門辦理手續、裝有合格證的快速傳真設備，便可自行在家或在單位隨時收發真跡傳真，不需再到電報局辦理，致使電信部門獨領風騷的真跡傳真電報業務逐漸由盛轉衰。

　當時一台傳真機的價格在2萬美元左右，如果在內地購買的話，需要花費人民幣十五六萬，而且傳輸費用也相當高，深圳市是在去年年底的時候才開通傳真機業務的，從香港傳送一頁資料往往需要兩三分鍾時間，以及幾十塊錢的費用，巡查公司根本用不起，也只有財大氣粗的天音集團能夠成為深圳傳真業務的第1批用戶。

　雖然傳輸速度慢，價格貴，然而在內地沒有互聯網的時代，這已經是香港和內地傳輸資料最為高效的方式了。

　而段雲之前安排王石在香港尋找職業經理人的事情，確實是沒有滿意的結果。

　200萬美元的年薪，外加公司純利潤的5%，這樣的待遇在全球都是非常少見的，也確實吸引了不少應聘者。

　然而讓對人失望的是應聘的這些人大多數都是香港本地的一些職業經理人，看起來職業履歷也比較光鮮，有曾經在大公司任過高管職務的，也有幫助過多家小公司起死回生的經營高手，然而卻沒有一個人之前曾經從事過微電子領域公司的管理工作。

　其實作為經理人，這些應聘者半數以上都是合格的，然而卻不是段雲真正想要的人。

　從一開始，段雲的目標就很明確，他想要的職業經理人是那種在 PC領域有影響力的大咖，哪怕對於公司經營方面手腕不算高，段雲也可以高薪聘用，因為他的最終目的就是想借助這名職業經理人在業界的人脈和關系，從而挖到一些國際a業界大能，組建自己在歐洲和美國的研發中心。

　正所謂千金易得，一將難尋，職業經理人的選擇方面事關天音芯片廠將來的長遠發展，這種人選不能將就，所以段雲沒有馬上確定人選，只能暫時等待更合適的人選。

　時間一晃就到了年底，即將踏入1989年的門檻。

　1988年對於天音集團來說是輝煌的一年，這一年集團的年利潤第1次突破6億，最終數額達到了6億7，000萬，如此高的年利潤，也讓天音集團成為了深圳電子行業最強企業。

　而且放眼全國，天音集團也成為了全國電子行業鳳毛麟角一般的存在。

　1988年舉辦的全國電子行業百強企業評選中，上海電視機一廠成為全國電子行業的領頭羊，前年他們一年的利潤總額高達5.8個億，主打產品是金星牌電視機，而段雲德天音電子廠今年總利潤高達6.7個億，如果是上海電視機一廠沒有實現巨額增幅的話，那麽天一集團將毫無疑問成為全國電子行業的領頭羊。

　一家私營企業成為電子行業的領頭羊，這是自建國以來絕無僅有的事情。

　深圳市政府原本想將天音集團上報，參加全國電子行業百強企業的評選，然而這件事在經過段雲和市長李灝商量之後，最終取消了報名。

　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段雲擔心這樣做會樹大招風，在國內引起極大的反響。

　因為直到目前為止，國家一直宣傳中國經濟是以公有製為主，而這個時候如果天音集團拿到全國百強企業的榜首的話，實質上並不會給天音集團帶來任何的利益，反而會引來一些不必要的麻煩。

　另外到了1989年的時候，全國上下就彌漫著陰鬱的緊張氣氛，1月1日，遺像裡嚴謹而慎言的《人民日報》在《元旦獻詞》你非同尋常的寫道:“我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嚴重問題，最突出的就是經濟生活中明顯的通貨膨脹，物價上漲幅度太大，黨政機關和社會上的某些消極腐敗現象也使人觸目驚心。”

　盡管中央政府開始采取最強硬的宏觀緊縮政策， 過熱的經濟開始降溫，然而通貨膨脹和闖關失利而造成的社會心態失衡，並沒有快速消退。

　另外全球的形勢也變得嚴峻複雜起來。

　1989年在國際政治經濟上絕對是一個動蕩變化的年份。

　橫亙在東西世界的鐵木正在倒塌中，戈爾巴喬夫在蘇聯發動的改革衝擊了計劃體制的理念，而日本的經濟擴張也走到了巔峰時刻。

　經濟局勢動蕩，加上蘇聯和東歐地區的局勢持續惡化，使意識形態的爭論變得非常敏感，一些人是擔心私營企業的膨脹發展，最終造成社會主義中國的“變色”，那些針對改革政策的質疑從四面八方射來。

　段雲雖然不是一個政治高手，但他憑借前世的先知先覺，也保有一些政治敏感性，他知道在這樣的環境下，天音集團在1989年這個敏感的年代，不能像以往那樣保持高調或者出風頭，他必須要盡可能低調的度過這一年，也正因為如此，他才沒有讓天音集團參加今年的全國電子行業百強企業的評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