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柱覺得十分的無奈，以前的楚黨，可是他們的盟友，以前他們合作愉快，現在與熊廷弼的關系就堪稱莫逆。
　　原版此時的熊廷弼，己因廣寧失守而下獄，現在通過米柱搭上皇帝這條線，當上兵部尚書，軍機大臣，備受寵信，春風得意。
　　而楚黨另外一位大佬劉一燝，則因米柱失信，認為被米柱忽悠了，所以越走越遠，又和東林黨走近。
　　前年朝廷大局，東林黨一家獨大，壓製三黨聯盟(楚、齊、浙)，自從東林三君先後落馬後，東林黨聲勢大弱，即使葉向高、韓爌依舊在內閣之中，但也難掩頹勢，帝黨崛起。
　　現在東林黨、楚黨、浙黨聯合，對抗帝黨了。
　　這形勢變化之快，沒有人可以全看得明白，那時皇權被壓縮於皇宮，朝廷各黨狗咬狗，鬥一個你死我活，現在帝黨崛起了，他們又團結起來，為了仕權而戰皇權。
　　這全是因為利益而改變立場，他們這是自然而然的走在了一起。
　　不能不說對方的政治鬥爭經驗豐言，發現在新農物的推廣上是他們的薄弱環節，所以他們從這裡出擊，以擊帶面，打擊他們的威信，從而動搖他們的利益體系。
　　但這種傷國傷民的政策徹底激怒了米柱，令他勃然大怒之下，決定鋌而走險，你用陰招我也用陰招，看誰陰險，誰魔高一丈。
　　第二日，米柱前去戶部，公然宣布準備接任國稅局局正，這是一個得罪人的活計，洪承像是逃命一樣逃離了此位，去當薊遼總督副手，現在準備當蒙古行省巡撫。
　　許多人意外，居然是由米柱接任了，這可是一個妖孽，不知這是福是禍。
　　整個大明朝，稅收以農稅為主，由於在開國初期，商業被蒙元掠奪性的破壞，所以太祖皇帝朱元璋為了恢復商業，宣布對大部分商業免稅。帝諭戶部曰:“曩者奸臣聚斂，稅及纖悉，朕甚恥焉。自今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車絲布之類，皆勿稅。”
　　征收的商稅也很輕(凡商稅，三十而取一，過者以違令論。)一直到萬歷年間，張居正搞了一條鞭法的稅制改革，才重新征收商稅，大明的農稅大概佔75%，鹽稅大概佔10%，剩下的皇莊收入亂七八糟的大概佔5%，商稅隻佔10%左右。
　　宋代是一個重商的時代，宋王朝為什麽重商?從官府的立場來看，原因其實很簡單，因為可以征收到誘人的商稅，與農業稅相比，工商稅課利更厚，征稅成本更低。
　　宋政府在京師設有都商稅院，在各州縣均設立了商稅務:“凡州縣皆置務，關鎮或有焉，大則專置官監臨(景德二年詔:諸路商稅年額及三萬貫以上，審官院選親民官臨蒞);小則令佐兼領;諸州仍令都監、監押同掌”。也就是說，一個縣至少有一個商稅務。
　　盡大明朝則是一個輕商、賤商的時代，國家將賦稅的重心是田賦與力役，對商稅、禁榷收入、金融收益都不怎麽重視。
　　盡管朱元璋也在各州縣設立稅課司局，征收商稅，但明朝稅課司局的數目遠少於宋朝商稅務。
　　大明稅課司局的課利額也很不成氣候，洪武十三年，吏部奏:“稅課司局歲收額米不及五百石者，凡三百六十四處，宜罷之。”也就是說，明王朝設立的四百多所稅課司局中，有364所的年征稅額居然不及五百石米。按明初兩浙及京畿官田以銀折收稅糧的官定標準，“銀每兩準米二石”，五百石米約可折銀一千兩，折錢一千貫。在宋代，年課利額一千貫以下的商稅務，屬於微小型場務，通常是承包給私人的:“許人認定年額買撲，更不差官監管”。
　　在大明王朝的商稅總額也是微不足道的，“弘治時，商稅課鈔，共四千六百一十八萬九千貫”，聽起來似乎是一個大數目，但弘治年間大明寶鈔已經嚴重貶值，“每鈔一貫折收銀三厘，是四千六百余萬貫以銀計之，不過一十三萬八千五百四十兩有奇耳”。全國一年的商稅收入，不足十三萬兩白銀。
　　而宋代的收入呢?“至道中，歲入稅課錢四百萬貫;天禧末，增八百四萬貫”;“皇祐中，歲課緡錢七百八十六萬三千九百”，北宋天禧之後，商稅年額大約為八百萬貫，是明初商稅總額的六十倍(按銀一兩折錢一貫計算)。熙寧十年，華亭縣轄下的青龍鎮，商稅收入為一萬五千貫，相當於明初全國商稅總額的十分之一強。
　　這裡的商稅，指商稅務對市場商品征收的過稅與住稅，並未包括茶鹽酒的禁榷稅與市舶收入，據戶部的文獻紀錄，宋代單酒稅(含專營收入)方面的收入，就常年保持在每年一千二百萬貫以上。
　　宋明商稅收入反差這麽大，是因為宋朝商稅率太高而明朝商稅率超低嗎?原因當然不可能這麽簡單。
　　宋代過稅的稅率為2%，住稅為3%，合計5%;明代商稅率為三十稅一，只是略低於宋朝。在實際的征稅過程中，宋明兩朝都存在橫征暴斂的問題，但橫征暴斂解釋不了宋明商稅的六十倍反差。只能說，明前期的商業極為凋敝和官紳的避稅偷稅厲害。
　　不過沒關系，大明朝的稅基是田賦。據米柱看到的戶部統計，弘治十五年(1502年)，田賦正額為16799341石糧;1570—1590年期間(隆慶—萬歷年間)，鈔關稅、商稅、蕃船抽分、房地契稅、竹木抽分、礦銀、漁課等收入，合計943000兩銀;役與土貢折色1687000兩銀。
　　工商稅在國家稅收中的比重，不足5%，而在宋代，來自工商稅與禁榷方面的收入，貢獻了70%以上的財政歲入。
　　這也意味著大明全在土裡刨食，大明農民的負擔極重。
　　但是有一點必須說明的，大明國初，商業凋零，而且國家的政策也是重農輕商，但是經過二百多年的蓬勃發展，商業極其發達，在江南許多地方，己處於資本主義萌牙前夕，這也導致了名義上地位高的農民吃虧，地位低的商人悶聲發大財。
　　萬歷皇帝就是看中了這一點，知道其中油水驚人，才會派出稅監分赴各地征收各種商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沒有可能皇帝挨窮，臣子富有的，也沒有可能這麽大塊的肥肉，皇帝吃不到一點，全讓臣子們獨佔了。
　　不過臣子們不爽了，太祖皇帝、成祖皇帝都不收稅，你憑什麽收?難道憑你窮?另外就是萬歷派出的稅監，全是一群貪婪的文化低下的太監，收稅沒有技術含量，就一搶字，憑著手中的權勢，巧立名目，橫征暴斂，對當地的經濟生活造成巨大的破壞和衝擊，這一點被官員們加以利用。
　　在萬歷年間，稅監橫行天下，天怒人怨，敢打敢收拾稅監礦監的，就是好官，比如李三才，就是驅逐和毆打稅監而獲得天下之名，這也是說，皇帝都沒權收稅，只有他們可以。
　　不過盡管萬歷皇帝弄得天怒人怨，名聲臭不可聞，天下百姓官員，人人或喊打或明諷暗刺，但他著實是弄了不少銀子，但這一項政策因為萬歷駕崩而止，泰昌帝為了收買人心，下詔召回天下的稅監礦監，在這一場皇權收稅與仕權收稅的鬥爭中，仕權大獲全勝。
　　繼入稅收還是由官府收，還是以在田裡刨食為核心，朝廷官府之下，養著大量的稅吏稅丁，對於土地那是敲骨吸髓式的收稅， 對於油水更豐的商稅卻是視如不見?
　　他們真的眼瞎了，不知道其中的油水?當然不是，這商稅還是要收的，但只是收平民百姓，沒有背景靠山的，對於那些官紳豪強，則是爭一隻眼，閉一隻眼。
　　而大明，生意做得大的，那一個沒有後台和靠山，這就變成富的不收稅，窮的收，富者愈富，窮者愈窮，既有李三才這種超級大富佬，也有奔波了一年才勉強一飽的人們。
　　現在米柱計劃接掌國稅局，擔任局正，國稅局才成立半年左右，他們主要是負責收商稅，因為商稅比較容易收，做生意的，沒有本錢也有貨，比較容易收得上來，不像農民，地裡刨不出食來，就是什麽也沒有。
　　國稅局之所以收到了八十萬兩稅銀，是因為他們獲得了米利堅商行系和皇家銀行系的全力支持，沒有他們的全力支持，根本收不了這麽多的稅。
　　另有那些士紳豪強把持的絲綢、製陶、茶葉等行業，他們是收不到稅的，因為對方根本不鳥他們，除非國稅局去搶，洪承壽沒有這勇氣和膽子。
　　米柱現在是計劃將商稅這一塊由戶部及地方官府剝離，不再收地方官收，而是由國稅局收，地方的商稅務由國稅局接管，由國稅局征收之後，押解入國庫。
　　對於田稅，在土裡刨食，總量有限，產量有限，他根本看不上眼，在他米柱的時代，不但全免了田稅，國家還對耕田提供了補貼，國家全靠商稅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