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車轟鳴著向前奔馳，是往北行，一年前來的路。

　　坐在硬臥車廂的我，看著綠色漸漸褪去，越走車窗外的景色越是發黃。

　　那種恐怖的濃綠不再見了，讓我有些輕松，不知怎麽竟對著我的醫生說:“我再也不用在國境線上巡邏，在月光下站崗，可以過沒有戰火硝煙的和平生活。”說到這，我苦笑了下，接著又說:“我從荒蠻原始的地方，回到了現代，再也沒有有毒的動物、蟲子，也不會被瘴霧毒害，可我就覺得怎麽也邁不進去文明的社會啊！”

　　“你是‘戰神’嘛，最適合你的就是鐵與火的戰鬥。”她忽然發現自己好像說錯了，像個少女般捂住了自己的嘴。

　　我是笑著聽她說的，突然看到這個模樣，仿若是我的姐姐。我的心中有種激動，心裡揣摩著:“如果是怡嫻，她會怎樣?她會把我摟在懷裡，或許是吧。”我好像是把軍醫當成了姐姐，這不對吧?我努力地讓我從幻覺中掙脫出來，就聽醫生說:“晨旭，剛才你怎麽了?”

　　“我把你當作了我的姐姐。”我不好意思地說。

　　“我記得你是家中老大啊。”女軍醫好像熟悉我的家庭情況。

　　“我在上海認的姐姐，她給我引導很多，從一個鄉下小子轉變為城市的學生。”

　　大概這是她對我的新發現，於是說:“你就把我當成你在軍隊認的姐姐吧，我也想把你從個殘廢軍人轉變為合格的大學生。這是說真的。”

　　按照我的病情，是可以評殘的，但部隊為我著想，至少目前未做此事。如果我持續不能好轉，就會送到北京醫治，那時很有可能會給我掛上傷殘軍人的名頭，我可不想這樣。

　　“希望不會很難。”我冒出來這樣一句給軍醫姐姐信心的話。

　　“你真會安慰姐姐，在部隊你要能這樣說多好！”

　　聽了軍醫的話，我眨眨眼睛，有些不理解。

　　就聽她接著說了，“晨旭，有時間，有機會，以後我會到學校看望你，你可得接待好姐姐啊！”

　　“姐姐，我會的。”我對軍醫很有好感，立刻答應下來。

　　“那你答應姐姐，在學校也要做得最好，成為個大學問家，至少畢業後也會是個優秀工程師。”我的醫生的話語裡，不，是話音裡，有溫暖，有力量，讓我不答應也不行。我記住了她的話，回到學校後，很努力地學習。

　　火車是不會跑不停的，火車到站，我短短一年的行伍經歷就結束了。回來的日子比走時離年底還早兩天。

　　當兵才360天！就像表上的時針轉了一圈劃個圓，又回到原地。

　　睹物思情，當時我的心情很是複雜，走進沒啥變化的西安火車站，仿佛那些固化的建築是“多情應笑我”;而走出火車站，旅途結束，則是“一樽還酹邊月”，越是往學校走，越是忘不了照了無數年代的邊疆的那一輪明月的升起和落下。想想在放夜哨的時候，在草叢中趴伏，通常是看不到我的身影的，就只有一輪明月陪伴著我這個小兵，都難以“對影成三人”，而現在回到了城市，只剩下“對酌無相親”了。

　　這般孤零，又是近鄉情怯，我有些挪不開步，不敢往學校走。

　　軍醫姐姐看我不走，問:“晨旭，你怎麽了?”

　　望著她垂問的眼神，我心虛，不知該如何回答，思忖著是不是告訴軍醫姐姐我不大敢回學校，不好意思回到老師同學中間呢。

　　心理醫生看著我這副模樣，

欲說又吞，沒有催促我回答，仍然用關心鼓勵的眼神安慰我，等待我的主動回答。　　我有些害羞地口吃地對她說:“我，我心苦，特別怕別人問我什麽;也有點害怕，不知該、該怎麽樣面對老師、同學，也，也有點舍不得你離開……”

　　若問服役的一年苦不苦呢?固然在山中的訓練基地很艱苦，大體力訓練很辛苦，在那原始荒野的邊境更是苦不堪言，可真正的苦是心苦，先是苦在對自己的草率決定是那麽後悔，當兵沒有什麽不對，可是當兵的決定卻是那般地說不出，幼稚、置氣，我知道自己不是小孩子，可做成的事卻是孩子氣了！這就是苦，說不出的苦，只能咽在肚子裡面。後是失去戰友兄弟的苦，別人都犧牲了，自己活下來，有些汗顏，遇到他們的家長，怎麽面對呢?這樣的苦亦是在心底裡生根，亦是難以對人明言。現在生出了嚴重的心理疾病，睡不好，吃不好，精力集中不了，可怎麽得了呢?折磨得我是苦惱之極，苦於無法克服疾病帶來的痛苦。

　　這些苦，在列車停到西安後，能消失麽?看樣一時是無法擺脫的。

　　“這樣啊，原來你還是個孩子，好吧，姐姐今天先不帶你回學校，先去找個旅館住下，晚上姐姐再陪你一晚。”“對了，明天你可不能再撒嬌了，不讓姐姐離開。”

　　軍醫姐姐如此說，顧及了我的面子，說得又很親密，讓我笑了，“謝謝姐姐，我想明天會好的。”

　　心理醫生就開了一間客房，我們兩個住到一起。這個住，不是像人家說開房那樣的，而是她給我做一次心理治療，一段時間以來最後的一次。在醫院，她也在夜裡陪過我，給我安慰，讓我擺脫夢魘帶來的巨大的心理衝擊。

　　我的心理醫生大姐洗過澡，就穿了裡面的衣服，並沒在意我這個快20歲的大男人，我是這樣認為的，醫生是想創造出一個溫暖和沒有距離感的環境，讓我好好聽她的話，或是讓她對我的傾訴更有治療作用吧。

　　她給我講了一個戰爭創傷後遺症治療專家法蘭克?普思來克所說的一些話，讓我知道這樣的症狀，是從戰場回來的人常有的現象。現在我回歸了社會，去大學複學，聽聽那些話在心裡會有所覺悟。

　　按照醫生的說法，首先社會上的人面對戰後創傷應激障礙症患者，是不能理解的。有人能夠去用理解心對待那些回來的老兵，但他們理解不了，對老兵們來說，一切都無法回到從前。老兵從他們扳動槍機開始，那一發發子彈就如同打在他們的心靈深處，成為日後揮之不去的夢魘，煩擾一生，甚至導向毀滅。外國戰爭創傷後遺症治療專家認為:老兵們所經歷的一切無法改變，憑著人們的同情和理解，是無法讓他們從自己的生命中消除這一段記憶的，這段記憶永遠都在。

　　而且，當老兵回來之後與以前絕對是不一樣了，會被虛無和內疚吞沒，就如我在想:“為什麽只有我活了，而他們死了！”這種內疚會導致如我總有的意識:“你還活著，這一點足以讓你去死。”活著，在我這樣的人的思維中已是一種罪過。

　　心理醫生此時強調:“晨旭，你這樣的情緒很強烈，必須改變。”

　　我是想改變，但正如那位專家說的，“你可以改變他對於這個記憶的情緒，感受，可是永遠改變不了這件事對他生命的影響。”

　　怎麽辦呢?

　　醫生大姐指出:我們只能夠讓創傷在生命中客觀存在，成為一個歷程，想辦法支持自己支持別人，讓創傷的模式與能量，變成下一段生命中可能生長或是催生變化的資源。

　　生命，或許是本無意義的單個現象，如果說有意義，都是人為加上去的，拿我們軍人來說，我們在一個軍隊中總有一些共同的東西，是軍人這個群體薪火相傳的東西，是生生不息、前赴後繼所傳遞的東西，這是軍人生命上附加的意義。

　　她說:“戰後的老兵，最大的問題不是情緒，是覺得人生沒有意義。如果人生沒有意義，同時也沒了情緒，這跟行屍走肉有什麽兩樣?”

　　這時她看向了我的眼，看得我低下了頭，我心裡清楚我就有一種“行屍走肉”的心態。我的醫生大姐，收回了她銳利的目光，帶有幾分感慨地說:“飛行員總是處在飛行的危險中，但他們又總是心系藍天;潛艇船員同樣總處在幽閉的環境中，危險重重，可他們亦總是情系海洋深處。這是為什麽?就是因為他們同時清楚地認識到死亡、危險時時籠罩在頭上，所以他們有比平常人更深刻的對於死亡、對於別離的認識，那就是軍人，生當衛國拚命，死亦守我國家！生與死，都是軍人擔負職責的狀態。”

　　她鄭重地地說:“晨旭，你懂了麽?你雖然是個邊防軍人，平時所處的危險，沒有飛行員和潛艇船員多，並不是死亡時刻威脅著你。但你卻遇上了飛行員、潛艇船員所時刻等候的危險和死亡，並導致了你的心理創傷，然而你沒能像一個成熟的軍人那樣去面對戰友的犧牲和離去。”

　　這是種“隱喻治療”，讓我能看到生命的新希望的“治療”，讓我把自己的生命去賦予更高尚的意義，讓我看到我犧牲的戰友雖然生命終結了，但他們的魂魄已經是我們這支軍隊的軍魂的一部分。

　　心理醫生姐姐要我，雖然重新成為一個大學生，但該牢記自己曾經是個衛國奮戰過的軍人，切換的是從軍人到平民的角色，應保持的是一個革命軍人的榮譽和使命，魂系邊關，魂系軍旗，以軍人攻堅克難的決心與膽氣在大學裡開辟一番天地。

　　醫生的開導和鼓勵，讓我心中好受多了，那一夜我沒有睡覺，想著今後怎麽辦;那一夜心理醫生姐姐也沒睡，一直關注我的狀況。

　　天明了，我們從床上爬起，我對她笑了笑:“姐姐，早上好！”

　　“嗯，早上好！氣色不錯。”

　　“那，姐姐你先洗漱，我去外面活動活動。”

　　……

　　嚴重的心理疾病不是一個晚上就能擺脫的，我心裡有苦，臉上就是一付苦樣，是萎靡不振又羞羞答答地回到學校，去見師長和同學。

　　現在想想還挺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