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6月18日，我們終於回到了北京。回想這趟行程，我們整個經歷一點不比馬可·波羅、斯文赫定等探險家們遜色。

　　當我們從飛機上下來，好家夥，箱子、行李、畫具在地上鋪展了一大片，簡直就像逃難的一樣。盡管這樣，我們還是萬分慶幸，我們路上辛辛苦苦畫的畫和全部的考察筆記，飛機一樣沒少地全都給我們運回來了。真是下了飛機，我們兩人孤獨無助，在機場四處求爺爺告奶奶地尋求幫助，一番搬運後，總算把東西裝上了車，又經過一番倒騰，我們總算狼狽不堪地回到我們闊別半年之久的北京的家。

　　自此，我們自駕國產吉普車到國外絲綢之路考察寫生，歷時八個多月，行程兩萬公裡，跨越了六個時區，穿過了世界上最大的陸地，從渤海之濱到地中海，從高到低，反四季度過了冬、秋、夏、春。我們一路上風餐露宿，風雨兼程。其中，有幾個月的時間，我們白天吃飯以餅乾和雞蛋充饑，夜裡睡覺以車為家，在途中多次遇險，卻多次靠著信念和毅力贏得了勝利，直至走完了這條不同尋常的絲綢之路。我們此行畫了130多幅油畫和國畫，畫了600多張速寫，拍了600多張照片和19個小時的錄像，可以說，是收獲豐厚，滿載而歸，實現了我們此行的目標。

　　我們回來了，畫院的同事們為我們鼓掌歡迎，稱我們是畫家英雄。北京市委卻失言了，別說對我們過問兩句，就連答應我們的飛機票都不給報銷了。

　　我們回來了，可我們的“銀駒”還沒有回來，所以，我們的心還沒有落停。每天聽廣播，看新聞聯播，心系“銀駒”。眼看著海戰爭已經打起來了，這樣以來，我們更擔心漂流在海上的銀駒了，它會不會受到戰爭的影響，從此跟我們永遠分離?

　　慶幸我們在伊拉克沒有遇上戰爭。說來真巧，回到北京後，我們竟然遇見了在伊拉克給我們修車的中國老鄉戴師傅，我們就互相聊了起來，主要話題就是擔心我們的“銀駒”會不會回不來了?他告訴我們，伊拉克發動了海灣戰爭後，中國公司都向約旦撤離，他開著車往返送走了好多撥自己的同胞，可自己最後卻只能坐著伊拉克的交通車向約旦撤。一路上還被巧立各種名目的人向他收費，最後，他把兜裡的錢全掏光了，人家就向他要手表，要衣服，等他到了約旦，只剩下一條褲衩了，連背心都送給了當地開車的司機了。

　　我們不停地通過各種渠道打聽那邊的事，卻一直沒有確切的消息，終於有一天有消息了，是中國海洋運輸公司傳來的消息，他們告訴我們，裝著我們“銀駒”的中國運輸大船不從蘇黎士回國了。我們一聽，這意味著“銀駒”回國的時間更遙遙無期了。在那些日子裡，我們只能乾著急，卻毫無辦法，在煎熬地等待中，我們一直都在心裡默默祈禱，祈禱世界和平，祈禱近早停火。只有戰爭早一天結束，我們的銀駒才能早一天歸來。

　　自1990年6月回到北京後，我每天五點半，都準時在畫院草地上聽廣播，聽廣播主要是關注海灣戰爭，思念著我們的“銀駒”。終於，在1991年元月的一天，廣播裡傳來了一個振奮人心的好消息，伊拉克從科威特撤軍了！他們被國際聯合國的部隊打失敗了，海灣戰爭宣告結束了！

　　隨著戰爭的結束，很快，我們的“銀駒”就有消息了！是一份海洋運輸公司寄來的通知書，我們的“銀駒”回來了！讓我們去天津大沽港接車。

接到這個通知後，別提我們有多高興了，我們就要和朝思暮想的“銀駒”見面了，我們就要把“銀駒”接回家了！為這一天我們簡直就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樣啊。　　我們去大沽港之前，專門去了一趟北京汽車廠，“銀駒”回家，對於他們來說當然是個好消息。該廠的廠長非常高興地跟我們說，中國自己製造的汽車第一次開出國門，它終於從國外回來了，這意義太重大了，讓我怎麽能不高興呢！他說，你們兩位老人在那麽複雜的路況下單車出行，走了那麽遠的路，鍛煉了你們的毅力，也考驗了我們廠生產的汽車。廠長還說，廠裡一定要研究我們路上所寫下的《行車日記》。

　　針對去大沽港接車一事，他專門派了一名技術很高的專業人員，帶著工具、備件跟我們一起去大沽港接車。

　　就這樣，我們夫婦和北京汽車長的專業技術人員一起去了天津大沽港，先去海關辦好手續，之後，海關人員跟我們說:“從國外回來的汽車，是一定要檢查一下車上的發動機號的，如果你們動了手腳，那可是要上進口稅的。”

　　我說:“這個他盡管放心，我們是本分人，自然不怕檢查。只是希望各個環節能快一點。因為，我們急切地想看到我們的‘銀駒’。”

　　海關口岸倉庫特別大，當我們被帶到口岸倉庫門口時，海關人員先讓我們在門口等著，他自己先進去了。我看著他在一大堆汽車裡穿梭，之後，衝著一個很破的車走過去，隨後就老遠地衝著我們揮手，我們趕緊跑過去，他指了指其中的一輛車說:“就它，看到了吧，你們可以提走了。”

　　海關人員說罷就走了。

　　說實在的，我們當時不但沒有激動，正相反，心一下子涼到底了。因為我們根本不敢相信，眼前那個車就是我們的“銀駒”！它簡直就是個叫花子。可我們走近仔細看，確實是它。它雖回來了，可它已被戰火和海浪摧殘的面目皆非了。看到那一幕，我真想哭。它的漆皮脫落發鏽，車窗玻璃上被厚厚的一層白鹽粒子遮蔽，汽車牌照也沒了，打開前蓋和車門，發電機、輪胎及所有的備件全沒了，車燈也變成了兩個黑窟窿……總而言之一四個字:慘不忍睹！

　　我們幾個動手把車推出倉庫後，由大沽文化館的同行幫著找了輛大卡車，我們把它拉到天津市郊區一個機關大院。 在那裡，廠方跟來的李師傅開始一項一項對車子進行檢查維修。到底都是專業技術人員，他用了整整一天的功夫，愣是把銀駒修整出來了。最後就剩下車燈沒有恢復好，因為車上的電線都鉸斷了，所有的燈泡也全沒了。李師傅又隻好一一梳理線路。又經過一天的修理，車子終於起死回生了，它可以發動著開動了。隨著“銀駒”的復活，我們的熱情也被重新點著了。

　　就這樣，我們坐在這輛面目皆非的破汽車裡，順著京津公路開回到北京。一路上，我們的車被路人指指點點，路上，我們還遇上好幾起兒檢查車輛的警察，每次，我們都得給他們看我們的批示文件、提車手續、介紹信等各種證明材料後才給放行。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我們提了車回到北京後，那個有著民族情懷的廠長竟在這個節骨眼上被調走了，我們還莫名其妙地把工廠管銷售的“官員”也給得罪了。當時銷售人員可不是一般的主兒，你要是不會向他們示好，對他們阿姨奉承，想繼續修理汽車基本就沒門了。沒有了廠長保駕，銷售人員根本不買帳。就這樣，廠裡這條線算是中斷了。

　　既然如此，那我們就自己來吧，我們先花了五百塊錢，給車噴上漆，此舉就像給車換上了新裝，我們的“銀駒”馬上就恢復了它原來英俊的模樣，接著一項一項都恢復到位了。

　　廠長走了，我們的行車數據工廠也不要了，那套《行車日記》是多寶貴的資料呀，廠家也不聞不問了。既然廠家心不在此，我們也就隻好把它們保存在我們的檔案櫃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