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當初,我們沒有走絲路,沒有迷上絲綢之路,那我們今天的生活,一定過的既平常又簡單,別說在八十年代末,我們就鳳毛麟角的趕了回時髦,有了屬於自己的私家車,就連買車的想法這輩子都不會想。可是,我們走了絲路,它讓我們眼界寬了,心變野了,人生的舞台也變大了。就覺著,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麽不敢想的,也沒什麽不敢乾的,盡管為了得到它,我們幾乎是砸鍋賣鐵。可是,如果沒有走出去的經歷,我們哪會有那種豁出去的勇氣呀!
一輛國產吉普車滿共三萬塊,它在有錢人眼裡根本不算什麽。可是,這事兒確實給了我們很大的人生感悟,同時也成為我們“絲路事業”的轉折點,它更像一把利箭一下子捅開了我們頭頂上的那塊天花板,我們抬頭仰望天空,好像剛才發現,那天是那麽高,那麽深邃,那麽廣袤無垠。
以雄跟我說,自從我們有了車,他的心變得更狂野了,就像長了翅膀一樣想飛。我問他想往哪裡飛?他像是對我的問題早有準備似得開口就說:“我們已經在國內的絲綢之路上走了十年,包括邊邊角角都去了,現在我們有車了,如果能有機會,我們自己開上車去把國外的絲綢之路也考察寫生一遍就好了,因為,絲綢之路不只在中國,它還延伸到東歐的很多國家。要是能那樣,我們的絲路行才算真正走完整了,我們以絲路為主題的作品也才能算全覆蓋了。”
聽他這麽說,的確很誘人,也很讓人心動。特別是他敢志存高遠地這麽想這麽說,還是很讓我由衷地佩服的。不過,能說說想想,做做美夢,就已經很幸福很超越了,真想把這個夢想變成現實,那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我們中國還沒有改革開放,國門還沒有對外打開,特別是個人,誰敢想出國的事?反正在那個年代,我沒聽說過有哪個老百姓出國的。我把這個想法跟以雄說了,他也認同我的看法,只不過,他說:“如果能出去,會完美我們的作品,如果出不去,我們的作品會留有遺憾的。”
這事我們說過後,也就過去了,因為,我們自己都明白,那事不是靠個人努力能實現的。已經有了車了,我們還是腳踏實地,開著車繼續跑絲路吧。
那麽,後來又是誰重新點著了我們自駕考察國外絲綢之路的那把火呢?我們已經看的很透,那又為什麽明知不可為卻偏要為之呢?
說來也真是邪火,就在我們萌生了出去的想法不久,我在我們畫院,一個很偶然的機會,我結識了一位三八年的老幹部,他還是解放軍鐵道兵部隊的一名政委。這位老政委,是我們畫院辦公室主任的好朋友,那段時間,他正好休假在北京,就沒事愛到畫院來找我們的辦公室主任。由於他有著豪爽的性格,來了就愛跟大夥兒一起聊天,就這樣,我也就跟老政委認識了。他是山東人,我是河北人,北京人都愛把山東人和河北人往老鄉上拉,我們倆自然就成了老鄉了,這樣就使我跟老政委的關系更近了一層,說的話也相對多了點,特別是當他知道我在走絲路時,話題就更多了。
這位老政委,他帶的是一支援外的部隊,常年在巴基斯坦修鐵路,對巴基斯坦非常了解,同時也對涉外,出國這方面的事非常門清。當時,是他第一個建議我們走出國門搞創作的。他說:“你們既然在絲綢之路上考察寫生,去趟巴基斯坦還是非常有必要的。巴基斯坦在印度河的對岸,是絲綢之路上傳遞佛教非常重要的地方。
” 聽這位老政委這麽一說,我馬上就說了,出國考察的事我們不敢想啊。我的話剛出口,突然覺著何不趁此機會對出國的事向老政委了解一下呢。於是,沒等老政委說話,就試探著往下問他了。
我說:“您是老革命,又是援外部隊的老政委,您國內國外的跑,那您一定知道,我們國家對個人申請出國有什麽限制嗎?我們在這方面的常識是零,你說,我們老百姓想出國會不會有限制?”
老政委說:“哪有那麽多限制,只要出國的理由正當,就可以遞交出國申請。像你們考察絲綢之路就是很好的理由。就算有限制也不會限制你們的。”
老政委的這番話,頓時就攪動了我的心,我當時就有些按耐不住內心的狂跳。等下班後,我趕緊跑回家,把跟老政委說的話全盤說給了以雄。他聽後兩眼直放光,簡直比我還激動。他說,這真是個好消息,如果出國的事真像老政委說的那麽簡單,那我們的事業就能更上一層樓了!
情況就是這樣,正是那位老政委,真正點燃了我們自駕出國考察寫生行的那把火。
就這樣,我們想往自駕出國的方向努力了,首先,我們對老政委說的話,做了進一步的落實,一切屬實後,我們就正式決定去實施這個宏偉計劃了。
第一步,先由我找到了畫院領導,很正式地先向他們做了思想匯報,之後就把話題轉到了出國考察上來,說了我們的打算和目的,同時交上了我們自駕出國考察申請報告。
畫院領導聽完我匯報後說,這事他們做不了主,得向上逐級匯報。從領導的態度看,後面的事,不用我多說也能想到它的難度有多大。
自從我們開始跑出國考察的手續,就像走上了一條不歸路,真是慢慢長路無盡頭啊。我們粗算了一下,從1986年開始到1989年為止,三年多時間裡,光我們騎著自行車往北京市各個主管部門跑,少說不下5000公裡。還不說辦事的過程中聽到了多少冷嘲熱諷的話,看到了多少張冰冷又醜陋的臉。也算是碰上我們這兩個一根筋了,稍有一點意志不堅定,理想的高地早就崩塌了。
但是,我們就是不幸中總能碰上好人,在我們感到最困難最走投無路的時候。卻有一個關鍵人物出現了,我們萍水相逢,從來沒有任何交集,可是,他卻在用心幫助著我們。期間,面對不同是聲音和各種障礙,他始終力排眾議,竭盡全力推動著我們的事往前走。他就是北京市文化局外事聯絡處的處長黃兆鎮。
黃處長第一次在他辦公室接待我們時,他就知道我們不懂官場,是個只會畫畫的人。所以,他一邊教我們怎麽向市委、市政府打報告,一邊由他親自拿著我們多年出版的作品,向市上各級主管領導推薦、遊說。所以,黃處長對我們最後的審批成功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起了重要的作用。毫不誇張地說,沒有黃處長,我們的事很難成功。所以,我們什麽時候想起他來,都對他充滿敬意和感激。
工夫不負有心人,我們期待的那一天終於來了!當時,北京市主管文化的副市長是陳昊蘇,他是陳毅元帥的兒子。我們的事歸他管,陳市長在我們的申請報告上作出了如下批示:“考察國外絲綢之路,是弘揚中華精神,上路都帶上中國設備,經費由文化局、畫院幫助籌措。”當我們拿到那份有陳市長簽字的文件時,激動的心情簡直難以言表,從批示中我們看出,陳市長不僅對我們所做的事給了肯定,還針對經費問題提出了具體的落實方向。對此,我們怎能不激動呢。?
凡是知道我們要自駕出國考察寫生絲綢之路的人們,絕大部分都對我們表示了支持,都說我們是為國增光。可是,具體到我們所遇到的困難,願意伸出手來幫助的人卻很少,所有的坎兒都得靠我們自己一道一道地去跨越,而每一道坎兒,都讓我們費盡周折,竭盡全力。只是,我們把九十九道坎都邁過了,就剩最後一道了,我們卻怎麽都邁不過去了。
按照程序,我們出國是需要國外給我們出一封邀請函,可是,我們本身在國內生活的就閉塞,在國際上就更沒有朋友了,沒有外國朋友,沒有對外交往關系,也就交不上國外的邀請函,沒有邀請函,我們就辦不了簽證。這件事由於我們久攻不下,實在沒招兒了,就再次去找黃處長了,我們請他幫出主意想辦法。果真,他給了我們提供了思路。我們在他的啟發和提示下,我們去找了我們的老朋友中國美術館的鬱風主任,通過她的海外關系給我們發來了邀請函,到此,我們出國考察的手續才全部辦完了,出國的時間正式進入議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