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好，路好，心情好。我們在快樂的行駛中，一溜煙兒地就過了西安。

　　前方的光線特別通透，藍天白雲下，我隱約看到了兩座山包。以雄別有興致地問我:“你看前面是什麽?”我說:“山包呀?”以雄說:“那可不是一般的山包，前面就是乾陵了，你還記得當年嗎?”以雄這麽一問，一下子就喚起了我的記憶。我說:“當然記得啊！那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們第一次到陝西來采風……”我這個話匣子剛興致勃勃地開了個頭，只聽以雄突然大喊一聲“不好！”我嚇了一跳，哪不好啦?我正莫名其妙呢，只見從車體內“嘩”地冒出一股煙兒來。以雄用力拉起手刹，發現手刹失靈了，他就又趕緊踩刹車，車子總算歪歪斜斜地停了下來。

　　以雄神色慌張地跳下車去，我也跟著蹦了下去。以雄趴在車上仔細查了半天也沒查出毛病，可那股白煙兒到底是從哪冒出來的呢?再去查看四個分電器，他學著老司機的樣子，從口袋裡掏出一張新毛票來擦白金，擦好後，重新裝到四個分電器上再去打火，結果毫無反應。他又查看分電器，又要從兜裡掏毛票去擦。這一回，我眼疾手快地從我的口袋裡掏出一張百元新票遞給他。他從分電器細縫中又一一擦了一遍再裝好，這次再打火，汽車“哄”的一聲發動著了。看見這場面，我們倆都開心地笑了，我逗了一句，這小東西子也貪婪，小毛票還擦不著，專要百元大鈔。

　　?車修好了，我們在重新上路時，一下子變的心情大好了。因為這個故障的排除，大大地增添了以雄的成就感，我自然也為他高興。車繼續上路，眼前的山包還在，我們又重新拾起之前的話題了。

　　眾所周知，古長安是絲綢之路的起點，我們那次來，是我們班同學幫著找了輛大汽車，拉著我們在陝西做了認真細致的考察寫生。記得我們做著大汽車到乾陵參觀，為我們開車的司機是個陝西通，一路上，他都操著地道的陝西話，為我們滔滔不絕地講著十三朝古都的輝煌，那神情透著長安後裔與生俱來的豪氣和傲氣。

　　快到乾陵時，他指著遠處的山包說:“哎，考考二位畫畫的，看出來遠處是什麽了嗎?”

　　我說:“這你考不倒我們，畫家最有形象感。”

　　司機說”我不管你什麽感，你就說說它像什麽?”

　　我說:“我已經看出來了，它很像一具從南到北仰面而躺的女人體，我們完全可以把這具女體想象成武則天。從側面看，還有頭、臉和**呢，再把北邊的叢林勾連起來，即可以想象成是武則天稠密的長發，小山丘構成了她的下腹和腿，之間有的小樹，還可想像成**。”

　　司機師傅一聽，滿意地點了點頭，表示對我描述的高度認同。

　　司機說:“我再給你們講一個段子，這個我敢保證你們沒聽過。”

　　我說:“那太好啦，我們就想聽沒聽過的。”

　　司機說:“在我們當地，無論是人還是大小車輛，只要路過乾陵，都要停下車來去方便一下，就是下車去撒泡尿再走。誰要是不按這個辦，誰的車子就一定會在路上出馬達。

　　我問:“什麽是出馬達?”

　　司機說:“就是出麻煩或者出故障。不是大軸折斷啦，就是莫名其妙地熄火趴窩兒啦，不只是車，人或者牲口也很靈，只要走到這不照此行事，總會鬧出各種事端來。”

　　剛聽司機講完，我和以雄就都哈哈大笑起來。

　　我說:“師傅，

這是明擺著老百姓不喜歡這位封建女皇，專門編出段子來有意糟改她的。”　　司機師傅聽了嘿嘿一笑說:“行啊，連這你都猜出來啦，看來你們的水兒挺深。”

　　我們三人在車上一起大笑起來。那次，我們還是順應了民意，當車開到乾陵腳下時，司機停了車，我們便各自找地方方便去了。

　　時間過得真快，一晃兒，七八年過去了。這世界變化快，今天，當我們再次途徑乾陵地界時，竟是自己開著車來的，連我們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議。觸景生情，那位司機的表情和那副長安後裔特有的神氣樣兒，連同他講的段子，都一一浮現出來。就在這時，正在駕車的新司機突然開口道:“我們已經開到乾陵腳下了，入鄉隨俗。咱們還是在這裡停車吧，下去方便一下再走。”說罷，他一打方向盤，車子便靠邊停下了。

　　車子行至晚上，我們要找地方宿營了。沿途在車上過夜，對於我們來說，最大的危險不是人命，而是汽車和車上的東西。不是說我們的命不重要，而是小偷通常盯的是財而不是人。這件事，我們來之前都仔細地分析過，而且也都做出了最大限度的防禦措施。?

　　我們這輛車來之不易，我們之所以出血本去買，就決定以車為家了。我們在這輛極粗糙的國產吉普車裡，滿滿當當地裝進了我們的全部家當。這樣以來，除了路上的行車安全，停車後的安全就顯得十分重要。路途中我們就形成了自然分工，行車的安全靠以雄，而停車後的諸多方面的安全，就得由我負起全部的責任了。

　　?我們在晚上停車時，首先要找一個相對可靠的地方，盡可能靠近鄉鎮村舍，要跟有人家的地方近點。車停好後，以雄可以放松心情休息了，後面的工作就全由我來做了。我先要用一個大鎖鎖好方向盤，再用一條栓狗鏈鎖第二道，最後，我們還在汽車的前面大蓋上焊了一個鎖鼻兒，在鎖鼻兒上再鎖上一把普通的鎖。這樣該鎖的全鎖了，哦，對了，最後再把發電機的電線摘了。這樣的防禦措施，如此這般的“三保險”，我們覺著，就算是碰到再刁鑽的小偷，也得敗下陣來。

　　?我們之所以在防盜上下這麽大工夫，實在是因為這輛車裡裝進了我們的身家性命，不管是什麽都丟不起啊！

　　? 1989年前，中國還很少有私人攝像機，就連電視台的攝像機，當時都是很大很笨重的，一般都得由壯小夥子才能扛動。1989年春我們在日本辦畫展時，看見過小攝像機，還有數碼照相機，真是稀罕死了。不過，再一看價錢高的嚇人，也就不敢再想的。我在前面也說過，我們在日本邂逅了一位和田文子夫人，她知道我們要到國外絲路上去考察寫生，就給我們送了一台攝像機，她為了讓我們收的安心，還在電話裡反覆強調:“日本人今天經濟的發達，全是在中國古老文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你們這些年走絲綢之路很艱辛，你們還需要什麽設備， 我願意，我也有經濟能力幫助中國畫家完成絲綢之路的考察工作。”

　　這次出來我們就把她送我們的那台攝像機帶上了。當時，這個設備算是我們車上最貴重的物件了，當然，它不只是價格上貴重，在它身上承載的那份純真的友誼更令我們珍重。所以，我們對它格外關照。裝車時，我用白色泡沫棉給它縫成一個軟布包，是防止車上碰撞的，樣子看上去很土氣，像賣冰棍的箱套子，放到車裡也很不起眼。萬一碰上壞人也許不會被拿走。這個攝像機非常好用，也真是起了重要作用，我們整個考察途中錄的全部影像資料全都是靠它完成的。今天，和田文子夫人已經離我們而去了，它所發揮的作用，想必在天堂的文子夫人全都看到了。但是，令人心疼的是，這部攝像機最終還是被賊給偷去了，它沒有丟在奔波不定的絲綢之路上，卻在1996年它在我們家裡被小偷偷走了。雖然，那時的它已經衰敗破舊了，可是，對於這樣一件特殊的禮物，又怎麽能用它的新舊來衡量呢?我們為丟失了它難受了好長時間。?

　　再就是我們的錢，說到關鍵處了，我們很窮，滿共沒幾個子兒，可這次出來，我們帶著來自四面八方的讚助費啊。錢總不能全帶在身上吧，我就把它們單獨藏在一個箱子的夾縫中。而像駕駛證、護照、零錢等小物件，就另放在一隻比較容易拿的小皮箱裡，把它們塞在不顯眼的大箱子中間，箱子上再堆上被褥雜物。有時候想想，這也是一種人生的另類體驗，在汽車裡藏東西，就像小鳥躲藏在大鳥翅膀下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