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到了1986年的10月。以雄的駕校考試科目全部通過了，他順利地拿到了駕照，我們的出國護照和簽證也都相繼拿到手，出國日期也基本定下來了。由於出國的第一站是巴基斯坦，隨著冬天的臨近，巴基斯坦大使館催促我們抓緊離鏡，以防冰凍封路。對外看，忙乎到今天，我們已經萬事具備，隻待出發了。可是，可是……只有我倆最明白，還有最關鍵一環沒有搞定，那就是我們的車，它到現在還沒有從工廠裡提出來，沒有車我們怎麽走呀。

　　以雄急的一個勁兒地往汽車廠跑，弄不清為什麽改裝一下會這麽慢。到工廠了解後才知道，這輛車已經不是普通意義上的改裝了，而被當成我國製造的第一輛走出國門的汽車來進行更新改造，廠家像完成一項重大任務一樣在精雕細琢，無論在功能上還是在外觀上都下足了功夫。我們來到裝修車間，看見車頂和車門上的帆布全都換成了鐵皮，又給車上加了副油箱、備齊了各種總程及各種汽車用油等。可見，一件事被提升到政治的高度，一切都變得複雜了，別人再急也沒用了。

　　眼看著就快國慶了，我們急的團團轉。可我們片區交警隊到畫院來，說是為了確保北京國慶安全，要安排畫家們輪流上街站崗，協助維持交通秩序。心急火燎的以雄，白天還得帶上紅袖章舉著小紅旗上街值班，下班後催促汽車廠家加快速度，夜晚就查地圖，趴在桌前製訂行走路線圖。因為我們的行動路線是要交給上級領導審查，需要上級最後批準的。

　　以雄忙他的，而我承擔了給汽車縫製椅子套、窗簾，特別是上級還要求我給汽車設計一面廣告旗幟，這些隻好由我來承擔了。

　　眼看出國的時間就剩一個星期了，我們那部國產BI22越野汽車終於從廠裡開出來了！至此，我們將和這部汽車一起共同創造一項中國第一。這部車將成為中國第一輛駛出國門的汽車，而以雄也將成為第一個自駕中國自己製造的汽車出國考察的中國畫家。

　　我們的行動路線被上級領導批準了:從北京出發，途徑河北、河南、陝西、甘肅、新疆，最後到達紅旗拉莆口岸，從那裡出關，進入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土耳其、依詩坦布，最後到達羅馬。

　　由於我們去的第一站是巴基斯坦，巴使館主動給我們辦好了簽證，還提前為我們到巴國做好了接待工作。可以說，在我們去的幾個國家中，巴基斯坦的態度是最積極的，提供的條件也是最優越的。這跟巴基斯坦大使館的文化參讚哈比布有很大關系。

　　我們跟哈比布大使之間是有交集的，我們從伊拉克回國後，在中國美術館辦《絲綢古道行—兩河纜勝》展覽，他來參觀了我們的展覽，展覽結束後，他便親自到家裡來，說你們把伊拉克畫的不錯，問我們願不願意到巴基斯坦也搞一次全國性的考察創作?我們當即表示，只要有機會我們願意前往。就這樣，我們跟哈比布大使相識了，甚至相處的像朋友一樣。我們此次前往，能得到巴國的大力支持，毫無疑問，哈比布大使從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期間，我們總說要走了，可就是遲遲不行動，讓他很著急，他托朋友捎信給我們說:“你們再不趕緊前來辦相關手續，我可要離任了，下一撥上任，對你們的事不了解，手續是要從頭辦的。”可見，正是哈比布先生的催促，敲定了我們的出發日期，加上他作為巴方大使要親自前來北京參加我們的送行儀式，這樣又無形中又把整個歡送儀式的規格提升了。

　　 1998年10月10號，歡送趙以雄、耿玉琨自駕前往國外絲綢之路考察儀式，在北京畫院隆重舉行。巴基斯坦大使、文化參讚，我國外交部、文化部，北京市級、局級領導，各相關部門官員、讚助企業的經理、同事、朋友們來了很多人。北京電視台、《人民日報》、《美術》雜志等眾多媒體也都紛紛趕來。

　　我們畫院的副院長主持歡送儀式，院長致歡送詞。院長表情特別激動，他在歡送詞裡說:“……咱們北京畫院，有史以來，有兩次隆重的大會，一次是1957年，周總理主持畫院成立，再就是今天這個歡送大會了。”

　　巴基斯坦大使哈比布先生不愧是外交官，他的發言充滿趣味，他說:“絲綢之路，可不是孩子們想象的，是一條用絲綢鋪成的路，它不像孩子們想的那麽美麗，而是一條險惡的路。你們在這條路上，要開車、要工作，要畫畫，是不輕松的，人類的祖先，在絲綢之路上，走出了世界文明、繁榮、和平，你們繼續走下去，光榮又繁重，祝你們順利、成功！到了巴基斯坦，要充分休息，騎上我們的單峰駱駝，在海濱漫遊，你們可以觀察體會一下，然後把它們畫下來，看看它們與你們的雙峰駱駝有什麽不同。”

　　整個歡送會開的短暫而熱烈，充滿了歡送的氣氛。就在歡送儀式結束時，電視台記者私底下悄悄地提出一個要求，想讓以雄把車發動起來再開出去，他們想要一個把車開出大門的鏡頭。聽了電視台記者的建議，我看出以雄猶豫不決，因為，那車是由工人師傅剛從廠子裡直接開到現場來的，一部新車，他還連摸都沒有摸過。再說，他畢竟是剛從駕校畢業的新手，又當著這麽多人的面，心裡一定很緊張。可媒體朋友已經提出來了，他總不能拒絕吧，於是，他就硬著頭皮上去開了。他上車、發動，前幾下還看著滿熟練的，沒想到，再往後，他覺著這車跟駕校學車的感覺全都不一樣，那檔硬的，他使勁拉就是拉不動，突然間，不知道是使勁過猛還是什麽原因，他都沒來得及反應，只見那車子“蹭”的一下就躥了出去，車子一頭就撞到辦公樓的台階上了。只聽到現場人發出“嗡”的一聲，本來很莊嚴、很隆重的歡迎儀式，被這一幕一下子就給弄尷尬了。

　　也難怪，這第一次上手，就現了這麽大個眼。算是在眾目睽睽之下狠狠地出了一個大洋相。還是我們畫院的小夥子們腦子活反映快，他們及時點著了鞭炮，震耳欲聾的鞭炮聲，打破了現場的尷尬，我們的車在鞭炮聲和熱烈的掌聲中緩緩地開出大門，歡送儀式也就隨著結束了。

　　可是，別以為我們真的走了，其實，歡送會一結束，我們的車立刻就被司機師傅開回工廠去修理了，我們真正離開北京那天，已經是10月28日了。

　　 1989年10月25日，我們的汽車再次從工廠開出來。那時距開歡送會已經過去了二十多天了。正是從那一天起，那輛車的方向盤才算真正握在以雄的手裡，我們才第一次感到家裡多了個新成員。直到以雄把它開進我們家屬院，我們才好好地端詳了一番這部車的尊容。

　　我們的汽車，它是銀灰色的，在早晨陽光的照耀下渾身閃閃發光，我們看著它，真是越看越喜歡。我們當即給它起了個愛稱叫“銀駒”，欣賞了片刻後，我們開始動手了，把提前裝飾打扮它的東西都拿了出來，就像打扮待嫁的新娘一樣，從內到外地開始打扮它了。這時，單位的同事們也都紛紛過來一起幫著忙乎起來。

　　我們首先在車的前頭貼上了駱駝的標記，它作為絲綢之路的象征，再由大夥兒一起動手，把時任中國美術家協會主席吳作人先生親自題寫的“中國美術家絲綢之路考察團”的橫幅披在了車身上。之後，同事們就幫著我們開始裝車了。對了，裝車可不是隨便裝，得有我指揮著裝，因為，東西太多了，一點不對位就會裝不下。

　　首先就是往車上搬那六個當床用的箱子。箱子很沉，裡面的東西分了好幾部分:一是衣、食、雜物等日常用品;二是畫布、油畫顏色、國畫顏色、筆墨紙張、大捆畫布、托畫等三套工具，畫畫用的兩套畫具，作畫框工具，速寫本、筆記本、照相機，攝相機等工作用品;三是汽車生產廠家給我們預備的全部汽車配件的總成、汽車用油、內外備胎等，生怕車子在半路上拋了錨，車零件到國外配不上。

　　這三大主要部分裝上車去，還有一些雜七雜八的必需品也得塞上，就這樣，裝了滿滿當當的一大車，重量足有三四百公斤。我們就要開著這樣一個超重汽車出發了，小小的銀駒啊，你生在我們家真是受苦了，一出生就讓你負這麽重的量，真覺著不忍心啊！

　　 1989年10月28日早晨，是我們真正離開北京的時刻。我們早早的就起來了，吃光了昨天鄰居送來的豆牙菜，把房子裡做了簡單的收拾後就下樓了。

　　我們的車就停放在畫院的大門口，我們倆上了車，以雄坐在駕駛員的座位上，先移動了幾下位置，等自己做舒服後，便把車鑰匙插進鑰匙孔，輕輕一擰，車轟一聲發動了。不知為什麽，在那一刻，我的心突然出現了一種莫名的悲壯感，像是潛意識裡有種生離死別的感覺。我的耳邊突然響起巴基斯坦大使在歡送會上說的話:“絲綢之路，可不是孩子們想象的那麽美麗，是一條用絲綢鋪成的路，而是一條險惡的路……”這趟出去是凶還是吉?我正想著，邊上的以雄衝我喊:“嗨，要走了，多麽莊嚴的時刻，你在想什麽?”以雄提醒的好，我怎麽突然間產生了那麽一種消極情緒呢，應該高興和激動才對呀?為了這一天，我們可是歷盡艱辛地奔波了整四年啊！我馬上笑嘻嘻地衝以雄說:“開車吧， 我們出發了！”

　　以雄再一次衝我強調:“從現在開始，你要集中精力呢。車一開動，我是駕駛員，你就是導航員，我們兩個人都得全力以赴，誰都不能掉以輕心。”

　　我說:“知道。”

　　以雄說:“該你下達指令了，咱們該怎麽走?”

　　我說:“向西唄！”

　　之後，我低聲模仿了老電影《我的大學》裡的一句台詞:“大膽的往前走，莫回頭，莫害臊，身上隻披件破皮襖。”

　　以雄看我開逗，便踩下了油門，車子緩慢地起步了。

　　當時，正是一大清早，北京畫院的大門口很安靜，人們都在睡最舒服的黎明覺，只有看門的大爺在值班。也不用再和什麽人告別了，因為歡送會都開過十多天了，該說的都說了。看門的大爺沒搞清楚，他目送我們時，眼神裡帶著疑問，估計在想，這兩口子剛出了趟遠門回來怎麽有走了?

　　我們出門後向南三環開去，打算再向西走京石路。沒想到，南三環的路面從東到西全都挖開了，正修地下道呢。走不通，我們隻好又繞回城裡再奔六裡橋。我看著以雄自己釘的台板上綁著的小鬧鍾滴滴答答地走著，整整兩個鍾頭過去了我們才上了京石路。老北京人，居然兩個小時開不出北京城。嗨，擁堵中讓我想起了三十年代母親常說的一句老話:“緊走慢走，一天出不了漢口。”

　　可見，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北京就已經開始堵車了，只不過，當時堵車不是因為車多，而是因為道路到處都在往開了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