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廠那麽長時間,我就畫過一張畫,是反映珍寶島戰鬥的,起因是我們廠領導看到了一張關於珍寶島戰鬥的招貼畫,那張畫畫的很好,為了在職工中宣傳珍寶島戰鬥的英雄事跡,廠裡就讓我也畫一幅關於珍寶島的畫,那張畫我畫了。可惜那張畫是畫在紙上的,當時是在露天掛著展出,結果沒掛幾天,就被大風吹跑了,所以,等於在工廠就沒畫畫。
我到工廠後的第六個年頭,文革的大勁兒已經過去了,下放幹部開始陸續地返回了。這樣以來,好多像我這樣身份的人都開始待不住了。有的沒有被原單位招回,就開始自己行動起來,紛紛自己給自己找單位。只要自己聯系好了接收單位,工廠這邊也就放人了。
我沒有跟這股風,依然老實地在廠裡正常工作和生活。當時,有一個中學主動上門來聯系我,說他們學校需要一個美術老師。此舉被我拒絕了。我不想當老師是一個原因,最主要的是,我一直都認為,我當年來到這個工廠是組織派下來的,下放勞動結束了,還應該由組織把我調回去,而不是自己張羅來張羅去。所以,不管別人怎動,反正我按兵不動。就這件事,當時廠子裡很多人說我怎麽那麽傻,有機會走還不趕緊走。來工廠都六年了,還沒呆著煩?倆禮拜休一次假,回一趟家坐仨小時小火車的日子還沒過夠呀?關於我的倔強,就連耿老師都著急。現在想想當年,也確實有點傻,可是當時,我一點都不覺著。
後來的事實告訴我,我的上級單位始終沒來聯系我,我的檔案在工廠趴著,一直趴了小十年。可見,你自己把自己當顆蔥,人家誰把你當回事?早把你忘了。
就在我來工廠的第六個年頭,我生病了,經檢查,肝髒的各項指標都超了。醫院診斷我得了肝炎,肝炎這病是要隔離的。醫生給我開了長期病假,這樣,我就只能離開工廠,回北京治療養病了。後來,我離開工廠後得知,廠裡又有好多人都得了跟我同樣的肝病,他們也都跟我一樣,陸續回北京休病假去了。
回到北京後,當務之急自然是看病。根據病情,醫院又給我開出了休假半年的病假條。那半年的病假期,我是扎扎實實地全休了。病假是休了,但我並沒有好好在家養病,也沒有看病。這病聽醫生說,確實很嚴重,可我自己並沒有什麽特別的不適。所以,我後來就沒怎麽看病,而是利用這大半年時間,重新拿起畫筆畫畫去了。
在工廠的六年中,我對自己的要求是,首先要把本質工作做好。我是鉗工,那就必須把鉗工的活兒乾好。與此同時,我還主動向別的工種的師傅們拜師,在他們的傳授下,我還學會了車工、刨工,這樣以來,像車間裡哪個工種缺人了,領導就會把我頂上去,這種多面手的感覺也是很享受的。在做好本職工作的前提下,我的其他時間就用來讀書了。從表面看,看書學習跟畫畫搞創作沒了什麽直接關系。可事實上,這種知識的積累就像一股能量蘊藏在體內,在你需要它時,它會像火山一樣爆發出來!我在北京休病假時,就是被這種能量所驅使,按捺不住地重新背起畫夾,走進大自然,開始了我中斷了六年之久的繪畫創作。
我那次創作是先從頤和園開始的,我畫了一批頤和園的風景畫。那時的頤和園還基本上是個農村,它的南門可以隨便出入。為了方便創作,我在頤和園附近的村子裡物色了一家農戶,我先吃住在他家,最後再整體結算。
通過在頤和園裡一段時間的采風、觀察,
讓我漸漸地對頤和園有了許多新發現。原來,人們一般情況下來頤和園遊覽看到的,根本不是頤和園最美的風景,而頤和園最美的黃金時間是下午四點以後的風光,那真是美極了!當我在頤和園選好時間和地點後,就開始玩命地創作了。那次,我在頤和園真是畫出了一批好畫啊,像昆明湖、蘇州河、迎春亭等都是相當好,相當令人滿意的。 完成了頤和園的創作後,我又回過頭去,畫了我們家附近的一個公園,那個公園是當時正在建設的紅領巾公園。那裡面的園林風景同樣是非常美的。
我在家養病期間,著實畫了這麽兩批畫,也算是我停畫六年後的一次爆發和補償,這些作品也可以說是我那個時期的得意之作。
說來也巧,這兩批畫剛畫完,廠裡就來人了,說工廠接到通知,中國歷史博物館要借調我,他們專門給廠子裡發了借調函,來人還說,借調單位要的急,說廠領導說了,讓我不用回廠了,直接到中國歷史博物館去報到。
我想,這事沒那麽簡單吧?我還有好多問題沒弄清楚,怎麽能不回廠就直接去歷史博物館報到呢?為此,我沒有直接去國博報到,而是回到工廠跟廠領導溝通去了。
首先,我必須搞清楚,借調不等於調動,我的檔案還在工廠,那我還算不算軸承廠的人?廠裡答覆是肯定的,算工廠的人。
第二,我當前正在休病假,工資只能領百分之五十, 如果我借調了,工資怎麽發?有哪一方給我發?領導馬上表態說,我們跟國博都是無產階級大家庭中的一員,兄弟單位之間需要發揚協作精神,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現在,國博需要你這個大畫家,我們理當全力支持才對。你放心去報到吧,你的工資由工廠按百分百給你發。
聽了領導這番話,我心裡的疑慮消除了。隨後就到國博報到去了。因為說的清楚是借調嘛,讓我沒想到的是,正是那次離開工廠,成了我跟那座工廠永遠的告別。
回憶過去,我在下放幹部回城的過程中經歷了很多。當時在我面前,也曾出現過好多條可選擇的道路,從大學、中學、到各文化團體,都有人找上門來調我走,甚至還有調我去從政的,這些都被我一一拒絕了。我當時就認死一個理兒。誰調我走,我都不走,再好的工作,我都不去。我就認定,誰把我派出來的誰應該調我回去,就這樣一根筋,讓我失去了好多機會,吃了很多苦,也吃了很多虧。今天想起來是很令人啼笑皆非的。
在工廠那六年的鍛煉,形成了我非常重要的一個人生階段,也為我補上了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課。了解了工廠,了解了工人,特別是在工廠所學的技能,對我後來的事業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最讓我安慰的是,文革期間,多少人荒廢了人生,而我充分利用了那六年時間,看了大量的歷史書籍,像《史記》、《二十四史》、《後漢書》、《三國志》、《資治通鑒》等,我從這些書籍中儲存的知識能量,為我後來的事業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