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版印刷的過程大致是這樣的:將書稿的寫樣寫好後，使有字的一面貼在板上，即可刻字，刻工用不同形式的刻刀將木版上的反體字墨跡刻成凸起的陽文，同時將木版上其余空白部分剔除，使之凹陷。板面所刻出的字約凸出版面1~2毫米。用熱水衝洗雕好的板，洗去木屑等，刻板過程就完成了。印刷時，用圓柱形平底刷蘸墨汁，均勻刷於板面上，再小心把紙覆蓋在板面上，用刷子輕輕刷紙，紙上便印出文字或圖畫的正像。將紙從印板上揭起，陰乾，印製過程就完成了。一個印工一天可印1500～2000張，一塊印板可連印萬次。
　　刻板的過程有點象刻印章的過程，只不過刻的字多了。印的過程與印章相反。印章是印在上，紙在下。雕版印刷印刷的過程，有點象拓印，但是雕版上的字是陽文反字，而一般碑石的字是陰文正字。此外，拓印的墨施在紙上，雕版印刷的墨施在版上。由此可見，雕版印刷既繼承了印章、拓印、印染等的技術，又有創新技術。
　　雕版印刷術發明於唐朝，在唐朝中後期已經廣泛使用。1900年，在敦煌千佛洞裡發現一本印刷精美的“金剛經”末尾題有“鹹同九年四月十五日(公元868年)”等字樣這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有明確日期記載的印刷品。雕版印刷的印品，可能開始只在民間流行，並有一個與手抄本並存的的時期。
　　824年，元稹為白居易詩集作序，說道:“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街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模勒即模刻，持交酒茗則是拿著白詩印本去換茶換酒。可見到九世紀初，印刷術的應用已由佛教咒語而擴大到人民喜歡閱讀的詩歌方面去了。835年前後，四川和江蘇北部地方民間都曾“以板印歷日”，拿到市場上去出賣。當時有人說民間所印歷書“已滿天下”，可知還不只四川和江蘇兩地印造。883年，成都書肆能看到一些“陰陽雜記佔夢相宅九宮五緯之流”的書，和“字書小學”，“率皆雕版印紙”……在印刷術發明後的最初二百年內，它已經是人民大眾普及文化的一種重要媒介。
　　1944年，發現於成都唐墓，是唐末期的雕版印刷品。
　　宋代，雕版印刷已發展到全盛時代，各種印本甚多。較好的雕版材料多用梨木、棗木。因此，對刻印無價值的書，有以“災及梨棗”的成語來諷刺，意思是白白糟蹋了梨、棗樹木。可見當時刻書風行一時。
　　雕版印刷開始只有單色印刷，五代時有人在插圖墨印輪廓線內用筆添上不同的顏色，以增加視覺效果。天津楊柳青版畫至今仍然采用這種方法生產。將幾種不同的色料，同時上在一塊板上的不同部位，一次印於紙上，印出彩色印張，這種方法稱為“單版複色印刷法”。用這種方法，宋代曾印過“會子”(當時發行的紙幣)。
　　單版複色印刷色料容易混雜滲透，而且色塊界限分明，顯得呆板。人們在實際探索中，發現了分板著色，分次印刷的方法，這就是用大小相同的幾塊印刷板分別載上不同的色料，再分次印於同一張紙上，這種方法稱為“多版複色印刷”又稱“套版印刷”。“多版複色印刷”的發明時間不會晚於元代，當時，中興路(今湖北江陵縣)所刻的《金剛經注》就是用朱墨兩色套印的，這是現存最早的套色印本。多版複色印刷在明代獲得較大的發展。明清兩代，南京和北京是雕版中心。明代設立經廠，永樂的北藏，正統的道藏都是由經廠刻板。清代英武殿本及雍正的龍藏，都是在北京刻板。明初，南藏和許多官刻書都是在南京刻板。嘉靖以後，到16世紀中葉，南京成了彩色套印中心。
　　活字製版避免了雕版的不足，只要事先準備好足夠的單個活字，就可隨時拚版，大大地加快了製版時間。活字版印完後，可以拆版，活字可重複使用，且活字比雕版佔有的空間小，容易存儲和保管。這樣活字的優越性就表現出來了。
　　公元1041~1048年，平民出身的畢昇用膠泥製字，一個字為一個印，用火燒硬，使之成為陶質。排版時先預備一塊鐵板，鐵板上放松香、蠟、紙灰等的混合物，鐵板四周圍著一個鐵框，在鐵框內擺滿要印的字印，擺滿就是一版。然後用火烘烤，將混合物熔化，與活字塊結為一體，趁熱用平板在活字上壓一下，使字面平整。便可進行印刷。用這種方法，印二、三本談不上什麽效率，如果印數多了，幾十本以至上千本，效率就很高了。為了提高效率常用兩塊鐵板，一塊印刷，一塊排字。印完一塊，另一塊又排好了，這樣交替使用，效率很高。常用的字如“之”、“也”等字，每字製成20多個字，以備一版內有重複時使用。沒有準備的生僻字，則臨時刻出，用草木火馬上燒成。從印板上拆下來的字，都放入同一字的小木格內，外面貼上按韻分類的標簽，以備檢索。畢昇起初用木料作活字，實驗發現木紋疏密不一，遇水後易膨脹變形，與粘藥固結後不易去下，才改用膠泥。
　　畢昇發明活字印刷，提高了印刷的效率。但是，他的發明並未受到當時統治者和社會的重視，他死後，活字印刷術仍然沒有得到推廣。他創造的膠泥活字也沒有保留下來。但是他發明的活字印刷技術，卻流傳下去。
　　1965年在浙江溫州白象塔內發現的刊本《佛說觀無量壽佛經》經鑒定為北宋元符至崇寧(1100~1103)年活字本。這是畢昇活字印刷技術的最早歷史見證。
　　宋人周必大(1129~1204年)曾被封為濟國公，老年時從沈括那裡學來了畢昇的方法，印了自己的著作。他也做了一點小改動，把鐵板改為銅板。銅板比鐵板傳熱性好，易使粘藥熔化，但銅板比鐵板價格貴。
　　元代的姚樞(1201~1278)提倡活字印刷，他教子弟楊古用活字版印書，印成了朱熹的《小學》和《近思錄》，以及呂祖謙的《東萊經史論說》等書。不過楊古造泥活字是用畢昇以後宋人改進的技術，並不是畢昇原有技術。
　　清康熙六年翟世琪出任饒州推官，集磁戶，造青磁《易經》一部。所謂青磁(活字)據專家分析可能是以製青瓷的瓷土燒成的陶活字。
　　19世紀安徽涇縣的翟金生，因讀沈括的《夢溪筆談》中所述的畢昇泥活字技術，而萌生了用泥活字印書的想法。他費時30年，製泥活字10萬多個。1844年印成了《泥版試印初編》。此後，他又印了許多書。20世紀60~70年代在涇縣還發現了翟金生當年所製的泥活字數千枚。這些活字有大小五種型號。他以自己的實踐證明了畢昇的發明是可行的，打破了有人對泥活字可行性的懷疑。1962年發現於安徽徽州的翟氏泥活字模。
　　明代木活字本較多，多采用宋元傳統技術。明萬歷十四年(1586年)的《唐詩類苑》、《世廟識余錄》、嘉靖間(約1515~1530年)的《璧水群英待問會元》等都是木活字的印本。
　　在清代，木活字技術由於得到政府的支持，獲得空前的發展。康熙年間木活字本已盛行，大規模用木活字印書則始於乾隆年間《英武殿聚珍版叢書》的發行。印製該書共刻成大小棗木木活字253500個。印成《武英殿聚珍版叢書》134種，2389卷。這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用木活字印書。，
　　用金屬材料製造活字，也是活字印刷的一個發展方向。在王禎以前，已有人用錫做活字。但錫不易受墨印刷很困難，難於推廣。公元15、16世紀之際，銅活字流行於江蘇無錫、蘇州、南京一帶。銅活字印刷在清代進入新的高潮，最大的工程要算印刷數量達萬卷《古今圖書集成》了，估計用銅活字達100~200萬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