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竹紙為例，《天工開物》中指出:在芒種前後登山砍竹，截斷五七尺長，在塘水中浸漚一百天，加工捶洗以後，脫去粗殼和青皮。再用上好石灰化汁塗漿，放在楻桶中蒸煮八晝夜，歇火一日，取出竹料用清水漂洗，更用柴灰(草木灰水)漿過，再入釜上蒸煮，用灰水淋下，這樣十多天，自然臭爛。取出入臼，舂成泥面狀，再製漿造紙。這些記載，和後來的民間土法造竹紙過程大體相同。
　　造紙術是我國古代的四大發明之一。造紙術是誰發明的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是東漢宦官蔡倫發明的。主要依據是《後漢書·蔡倫傳》的記載。
　　書上說“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即按書寫需要裁好的絲織品)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發明、創造)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鹹稱‘蔡侯紙’。”因此，後來的一些中、外著作，都據以尊東漢時代的蔡倫是紙的發明者，把他向漢和帝劉肇獻紙的公元105年，作為紙的誕生年份。
　　在史籍裡，早在蔡倫以前，也有一些關於紙的記載。如《三輔舊事》上曾說:衛太子劉據鼻子很大，漢武帝不喜歡他。江充給他出了個主意，教他再去見武帝時“當持紙蔽其鼻”。太子聽從了江充的話，用紙將鼻子掩蓋住，進宮去見壏帝。漢武帝大怒。此事發生在公元前91年。又如《漢書·趙皇后傳》記載:漢成帝寵妃趙飛燕的妹妹趙昭儀要害死后宮女官曹偉能，就派人送去毒藥和一封“赫蹄書”，逼曹偉能自殺。據東漢人應劭解釋，“赫蹄”即“薄小紙也”(後來稱為絲棉紙)。再如《後漢書·賈逵傳》說，公元76年漢章帝令賈逵選二十人教以《左氏傳》，並“給簡、紙經傳各一通“。以上有關紙的文獻記載，都早於公元105年，即蔡倫向漢和帝獻紙那一年。
　　持否定造紙術是蔡倫發明者認為，”發明造紙術的是西漢勞動人民。東漢勞動人民在繼承西漢造紙技術後，又有所改進、發展和提高。至和帝時，尚方令(職掌管理皇室工場、負責監造各種器械)蔡倫組織少府尚方作坊充足的人力、物力，監製出一批精工於前世的良紙，於元興元年奏上，經推廣後，‘自是天下莫不從用焉’。”這是爭論中的一種意見。
　　另一種意見則堅持認為，蔡倫是我國造紙術的發明者，理由是“根據漢代許慎《說文解字》中有關紙的解釋，在蔡倫之前古代文獻中所提到的紙，都是絲質纖維所造的，實際上不是紙，只是漂絲的副產品，自古至今要造成一張中國式的植物纖維紙，一般都要經過剪切、漚煮、打漿、懸浮、抄造、定型乾燥等基本操作。而灞橋紙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紙。理由是”從外觀看，其紙腩松弛，紙面粗糙，厚薄相差懸殊。經過實體顯微鏡和掃描電子顯微鏡觀察，發現絕大多數纖維和纖維束都較長，說明它的切斷程度較差，是由纖維自然堆積而成，沒有經過剪切、打漿等造紙的基本操作過程，不能算真正的紙。或許只是漚過的紡織品下腳料，如亂麻。線頭等纖維的堆積物，由於長年墊襯在古墓的銅鏡之下，受鏡身重量的壓力而形成的片狀。此外，其余幾種所謂西漢古紙，也都是十分粗糙，充其量不過是約紙的雛形。蔡倫及其工匠們在前人漂絮和製造雛形紙的基礎上總結提高，從原料和工藝上把紙的生產抽調到一個獨立行業的階段，用於書寫。誠然，“蔡倫紙”不會是蔡倫一手製作，但沒有他的“造意”，單憑尚方工匠也製造不出這種植物纖維紙來。因此，即使在雛形紙出土的今天，把蔡倫評作為我國造紙術的發明者或代表人物仍然是正確的，是有充分歷史根據的。
　　另外，《後漢書》中有關蔡倫造紙的記載主要取自劉珍的《東觀漢記》。劉珍和蔡倫是同時代的人，應為可信。從記載中可知，蔡侯紙既能進貢皇帝，又能代替縑帛用作書寫，紙質必定達到一定水平。
　　有些學者還認為，灞橋紙是不是西漢的產品，也值得進一步考證。他們提出的理由是“在墓葬人的生活時代未能確切查明以前，很難對古紙的生產年代作出令人信服的科學判斷。何況該墓葬有擾土層，曾受外來干擾，不能排除後代人夾帶進來的可能性;同是漢墓的長馬王堆，若無其事那樣完好，墓主有姓名可查，史料可靠，出土文物如此豐富，但除了千百根簡策和絲織古紙帛畫，並無一片麻紙。有的研究者還從出土的灞橋紙上辨認出上面留有與正楷體相仿的字跡，酷似新疆出土的東晉寫本《三國志·孫權傳》上的字體，據此認為灞橋紙可能是晉代的產物。
　　天降大雨，河水暴漲，山上一些含有大量纖維的樹木和麻類被帶入河中，在自然原始鹼和水的作用下變成稀薄的原始紙漿，漂到岸邊廢棄的樹枝上聚集。古代的人們驚異地發現，這些破竹簾和樹枝上聚集的東西經過太陽曬乾後揭下來，竟然成為可以使用的紙。這種自然現象啟發了古人的智慧，他們經過反覆的鑽研、琢磨，運用自然的原理生產出人工紙。
　　一千多年來，長安北張村的紙匠們一直使用原始、簡單的工具，按照東漢蔡倫發明的複雜、完整的流程，製造著純天然的楮皮紙。這套工藝被專家們稱作研究手工紙工藝演化進程的活化石。然而，楮皮紙市場不斷萎縮，作坊收入減少，傳承後繼乏人。
　　從西安出發南行20多公裡，西面是水流湯湯的灃河，自南向北流入渭河，東面是當地人稱灃惠渠的人工河。長安北張村就處於兩條流水之間。南面的秦嶺灌木叢生，楮樹、桑樹隨處可見，成為造紙用之不盡的優質原料，滔滔灃河水又為楮樹皮的浸泡、發酵、漂洗、打漿提供了便利條件。北張村自古以來人多地少，手工造紙在很長的歷史時期裡都是當地村民生活的主要來源。“倉頡字，雷公瓦，灃出紙，水漂簾。”流傳下來的北張村民謠，不但描述了最早紙的誕生，而且成為灃河一帶造紙歷史悠久的有力佐證。
　　紙是何時問世的，已很難確知了。根據考古出土的文獻，我們可以知道紙發明於西漢時期。1933年，在新疆羅布淖爾漢代烽燧亭故址中出土了一片麻紙，同時出土的木簡有漢宣帝黃龍元年(公元前49年)的年號;1957年，在西安市東郊的灞橋出土了公元前二世紀的古紙，紙呈泛黃色，已裂成碎片，最大的長寬約10厘米，最小的也有3×u65300X厘米。經鑒定，它是以大麻和少量苧麻的纖維為原料的，其製作技術比較原始，質地粗糙，還不便於書寫。1977年，考古工作者在甘肅居延肩水金關西漢烽塞遺址的發掘中，也發現了麻紙二塊。其中之一，出土時團成一團，經修複展開，長寬為12×u65297X9厘米，色澤白淨，薄而勻，一面平整，一面稍起毛，質地細密堅韌，含微量細麻線頭，顯微觀察和化學鑒定都表明，它隻含大麻纖維，同一處出土的竹簡最晚年代是漢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這些情況表明至遲於公元前一世紀中葉，在遙遠的邊塞已有了質量較高的紙，這種紙在內地的出現應更早一些，即它是在灞橋紙後約數十年內出現的。從這些事實說明造紙術自發明以後，其技術的進步是很快的。1978年，在陝西扶風又發掘得西漢宣帝時期的紙。1901年，先後在新疆和甘肅敦煌發現兩張東漢紙;1942年，在內蒙古額濟納河旁的東漢烽燧遺址中，考古工作者又掘得東漢時期約公元二世紀初年的紙張，即所謂額濟納紙，上有六、七行殘字，這可說是現存最早的字紙實物;1959年，在新疆民豐縣也發現了一張東漢紙;1974年，在甘肅武威縣一座東漢墓中，更發掘了一批東漢紙，這些紙比起西漢紙有著明顯的進步，十數張紙的上面都有書寫的字跡，有的是書信、詩抄，也有的是日常文書，可見這時的紙已經比較普遍地被人們用作書寫的材料了。東漢時期，不僅中原地區使用紙，而且傳播到了新疆、甘肅、內蒙古等地區。另外，也不僅限於上層統治者使用，而是連民間也比較廣泛地使用起來了。可以說，東漢時期是造紙技術已經比較成熟的時期了。
　　從出土的實物中我們可以知道，早期的紙都是以大麻為原料製成的。其製造工藝大致為:漚麻，即把麻浸泡水中，使它脫膠;接著把麻加工成麻縷;然後把麻縷搗爛，又稱打漿，使麻纖維分散開;最後進行撈紙，也就是使麻纖維均勻地散布在浸入水中的篾席上，再撈出乾燥，就成紙張。
　　這個工藝過程與漂絮法極其相似，表明造紙工藝正是脫胎於漂絮法。當然，早期的紙還是很粗糙的，麻纖維搗得不夠爛，纖維在成紙時也分布得很不均勻，因此還不便於書寫，大都只是用來包裝物品。但這畢竟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張，正是由於它的出現，才引起了書寫材料的革命。在這場書寫材料的革命中，蔡倫以其重大的貢獻而留名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