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見袁可立不接話茬，左顧而言其他，“松江舊稱雲間，這署衙有日河抱於府衙之南，月河環於其北，曾有形家(風水先生)言此乃‘日月夾照，官多廉明’。”

　　袁可立就任已兩天，署衙前後當然有所了解，知其大廳曰承宣，後堂名忠厚;承宣之東階為推官廳，廳北為經歷司;承宣之西為永豐庫，庫北為照磨所;承宣之南，東廊坊為堪合、吏、戶、禮房，西廊坊為承發、兵、刑、工房。忠厚堂之後為知府宅，知府宅左右分別為同知宅，再之後為通判、推官、幕僚等宅邸及鑾駕、架閣等庫。

　　“年兄提點，弟必銘記。”袁可立心想，我可不是下來撈銀子的，解釋道，“弟此行乃奉旨於松江增設市舶司，以解遼東燃眉之急，初到貴地，還望年兄多加指點，以求事半功倍。”

　　“司丞可常在禦前，前途不可限量，禮卿兄這又何苦啊！”董其昌押了一口茶，對袁可立不當京官而南下當一個四品知府的行為頗為不解，要知道，為官都是力爭往京城靠攏的。

　　袁可立和董其昌的認知各有不同，苦笑道，“人各有志吧。”

　　董其昌看看左右並無他人，吐出埋藏在心裡的話，“內憂外患，恐非人力之所及。”

　　袁可立知他說大明氣數將盡，乃誅心之語，為防隔牆有耳，笑道，“事在人為嘛，弟剛到松江，不知松江之‘憂’在何處?”

　　“立天子以為天下，非立天下以為天子也;立君以為國，非立國以為君也。”董其昌拋出自己的一貫論調，細數松江之弊，“松江役繁賦重由來已久，今日遼餉、明日練兵，加派日繁，小民因重力不支者，相牽逃裡(裡甲)投獻官宦，避家如仇國也。”

　　袁可立面色凝重，“建奴犯邊，加派在所難免，非松江一地，全國亦然。”

　　“桂惠二王之俸，戶工二部加派，近言又欲停寶泉局，全賴邊患乎?管仲曾曰:衰世若有余，非有余也，(上)嗜欲多而民心躁也，其吾松之謂?”

　　袁可立搖搖頭心忖道，減免賦稅在當下根本不可能，也知其書生意氣，見至交好友之故才口出‘狂言’，但如再談下去便是務虛了，便岔開話題問其松江賦役實情。

　　董其昌也是地主，對此等了如指掌，便娓娓道來。

　　松江府除品質最佳箭子稻外，更有香稻、紅蓮稻、大小麥、黃豆等農作物，又有吉貝(木棉花，花黃如葵)、抹絨、桑松等經濟作物，水果有金桃、櫻桃、橘等……

　　因物產豐富，又是產糧區，故而田賦較高，全熟田(低薄田、新荒等田按1.5:1，2:1等折算成熟田)每畝可產糧2石3鬥左右，科正糧2鬥4升5合，加耗1鬥2升(中鄉加7升5合，下鄉3升)，合計佔比15%，算上臨時加派的遼餉、練兵等項約佔比30%。

　　如果說賦還可接受的話，那麽役便是時人不能承受之重了。

　　役有正役與雜役之分，正役即運糧、布匹等到南北兩京各處等，定例，每年秋天赴南京關領堪合然後承役，乃國初重典;雜役即為門子、膳夫、防守城池庫役、水陸兵壯等，統稱為均瑤。

　　均瑤到萬歷‘一條鞭法’後多以銀收取，且不論。

　　松江府正役有總催、經催(催收錢糧、賦役的糧長，松江府每年要1300人)、布解(松江府每年八名，華亭四名，上海、青浦各兩名)、北運(56名)、收兌(141名)、收銀(76名)，南京蜜糖、惜薪司運柴、南京五城兵、直堂、國子監膳夫解戶(1到3名不等)等二十三種名目，

無法免除，這裡以布解為例。　　松江乃產布之地，正役以布解最為煩苦，如一縣額供三線細布2450余疋，布價銀七錢，官府鋪墊扛解盤用銀一錢一分(在田賦中加收)， 充役者用油紙包布，自行索舟車、每關閘掛號，運抵各處，交部收訖。

　　因路途遙遠，充役者往往需要往裡貼錢才能完成任務，通常每疋要賠銀二三錢，若因質量不合格、破損等原因退回，則須重複解進補足數額方可，這樣，每疋就要賠至五六錢。

　　這只是三線細布一項，松江府秋稅中，需布解三線細布3萬余疋，棉布9萬9千余，折色布4萬2千余，以每疋虧三錢計算，充役者每應役一年就要虧5萬兩銀子。(按照1:600換算成軟妹幣，則是3000萬。)

　　最後，董其昌總結道，“故吳中一聞此役如赴死地，雖今議以第一殷實巨富，田余兩千畝、家累巨萬金者承之，尤不及也。至役戶不得不賣田鬻產，役畢，則已吸骨及髓，身無剩余。”

　　這樣一看，治標的方法便是多派人應役或加耗。

　　袁可立有其歷史局限性，聽完見識也未能跳出時代，覺得和自己所料不差，潛意識便將‘加耗’否決，試探問道，“多增應役如何?”

　　“此豈易事哉?非獨役難，審役更難，審役者下則身家俱斃，上則心口兩窮。”

　　編審應役可是個得罪人的差事，袁可立問出口便知道答案了，聽到董其昌的反問，便端起茶杯掩飾有些不自然的面色。

　　臨近冬至，茶在二人交談時早已冰涼，寒意順著袁可立的喉嚨一路到胃，讓他不禁打了一個寒顫，霎時變得清新起來。

　　袁可立此行的主要目的可是市舶司和商稅，至於役法，得上書天子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