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明史這一段上看過到，”李鑫說道:“足利義滿死後，接班的兒子足利義持認為朝貢“有辱”日本國體，於是開始停貢，直到二十年後的宣德年間，足利義持的兒子足利義教即位才恢復。而在這二十年年，倭亂反彈，倭寇入侵中國沿海燒殺搶掠無惡不作，其實迫於當時明朝政府的強大，真正敢來作亂的日本人並不多，反倒是有很多中國流氓打著倭寇的旗幟趁亂渾水摸魚，好把自己撇個一乾二淨。”

　　這王陵和老皮聽得那是大開眼界，他們想不到就連李鑫一個女子都竟然這麽精通歷史，不由得對這個女人也再次刮目相看起來，李鑫意識到他們把目光開始聚焦到自己身上，連連吐吐舌頭有些不好意思的說道:“班門弄斧了，還是讓老鄭接著講，我只是粗略的看過一點明史。”

　　“期間有兩個日本朝貢團在寧波的血腥火拚，殃及到了當地百姓，令明帝國徹底取締了日本的勘合貿易，而這就為走私打開了廣闊的空間。”鄭九五說道:“王直是從走私軍火開始起家的，當時的走私天堂雙嶼島成為世界貿易中心，明朝官方為了打擊走私就用武力摧毀了它，而這反而為王直成為“海盜”之王掃清了道路

　　根據日本著名學者僧人南浦文之的《鐵炮記》所記，這年八月二十五日，幾名葡萄牙商人在“大明儒生五峰”的介紹下來到了日本。葡萄牙人給日本人示范了“鐵炮”，日本人便購買了幾支，所謂的“鐵炮”就是明朝當時的火繩槍，彼時性能極為先進，可日本政府帶來了極大的震撼。

　　這就是在日本著名的“鐵炮傳來”的故事，而這位“大明儒生五峰”，正是王直。

　　此時，中日貿易已經中斷，一切商品交流其實都只能被迫“走私”，而且，由於缺乏官方的管理和約束，海道成為自由天地，物流的風險也大大增加，在多重風險的推動下，中日貿易的利潤也水漲船高，而且，王直直接販賣軍火，自然更是賺得盆滿缽滿。錢賺多了，手裡又有家夥，這生意自古就是風險越大利潤越高，一些在海上活動的流氓們乘機開始出沒打劫，而王直也因此開始招兵買馬，開始組建屬於自己的武裝力量。

　　下海五年之後，王直率2000多人加入了許棟的海上武裝集團。徐棟和王直是老鄉，盤踞在浙江沿海的雙嶼島，明初這裡就被當做“國家驅遣棄地”，居民被強行內遷，杳無人煙，正好成為走私天堂。在各路走私商人們的哄抬之下，許棟統治下的雙嶼成為一個人口眾多、設施齊全的貿易樞紐，日本著名歷史學家藤田豐八甚至將其稱為“16世紀的上海”。

　　嘉靖二十七年，朱紈出任浙江巡撫，他全力搜捕通倭奸民，整頓海防，嚴禁商民下海，並開始積極籌備軍事行動，以壓倒性的優勢將雙嶼島摧毀。而在這之前，島上的二號人物王直沉著指揮，率領余部逃出雙嶼，成為新的領袖。而明帝國則痛苦地發現，一個更為難以對付的對手誕生了。

　　“逃出雙嶼島的王直在海上收攏余部，他將雙嶼許棟的歷年積累的財富幾乎全部帶走，率領手下在日本長崎的五島列島建立了根據地，據日本史學家估計，這應該是受到了當地領主松浦隆信的邀請，以便與王直共同拓展海外貿易。”鄭九五如是說道，“但是王直是個頗有心計的人，在日本逐漸站穩腳跟之後，王直轉變了戰略，積極向祖國大明帝國靠攏，協助官軍攻擊別的海上武裝集團，一可搞好政府公關，二可乘機擴大自己的勢力。

　　在這種情況下，王直主動向朝廷要求當海上“聯防隊”，為政府承擔艱難的“抗倭”重任。此時，王直已經成為東海上的“大哥大”，他的“五峰旗號”則是大海上的通行證，海盜們不敢行劫，官軍們也一度並不刁難，行動自由，他的權力和聲勢在彼時達到了巔峰，資本主義發達的明朝幾乎全部進出海的生意都被王直一人壟斷，從南海到渤海，明朝漫長的海岸線上到處活動著五峰旗的走私商船和滿載火炮的武裝海盜船。”

　　但是，好景不長，朝廷絕不允許“臥榻之側”還有個“鼾睡”的“他人”。於是，嘉靖三十二年，俞大猷等“驅舟師數千”圍攻瀝港，在官軍的猛烈攻勢下，王直再度率部突圍，逃往日本。在日本淞浦津，王直宣布稱王建制，先是自稱“淨海王”，後改稱“徽王”，“服色旌旗擬王者，部署官屬，鹹有封號，控制要害，三十六島之夷，皆聽指揮”。

　　“稱王之後的王直財富已經達到了可以敵國的地步，同時他的人馬也發展到了驚人的地步，此時的王直開始復仇，他率軍反攻大明，經常是千艘巨艦縱橫往來，順著國境線上下巡航如入無人之境。無奈之下，明帝國將捉拿王直的賞格提升到了驚人的高價碼:“有能主設奇謀，生擒王直者，封伯，予萬金。”至此，王直成為整個歷史上賞格最高的“海盜”之一，也一舉奠定了他在世界海盜史上的地位。比起同期的加勒比海盜以及北歐海盜，無論是裝備還是規模，又或者是控制力，他們與王直比起來簡直是小巫見大巫，根本不在一個檔次，要知道彼時的他可以憑借一人之力在海上抗衡最巔峰的大明王朝！

　　鄭九五道:“而這位曠世的大海盜在民間的口碑卻又好得很，令明帝國相當尷尬的是，這位“倭寇”在民間“威望大著，人共奔走之。或饋時鮮，或饋酒米，或獻子女”。主要是因為他賺得多也舍得給，經常救濟窮人，對來投奔自己的老百姓一概好生招待，可是後來他終究是死了。”

　　當時的明王朝海禁森嚴，不可能允許這樣的人物長期存在，他的勢力已經大到可以對抗這個國家了。於是他們開始了軟硬兼施的辦法，先是抓了王直在內地的親戚，其中包括他的妻兒和老母，接著又派人去到日本談判，告訴他朝廷有招安之意，並且透露已將他的親人安置在杭州照料，言下之意便是我有人質在手，如果你能回來，我保證你安全並且加官進爵榮華富貴等等。

　　經過兩年多的軟磨硬泡，王直骨子裡頭到底還是一個傳統的中國男人，落葉歸根和孝善孔孟思想最終讓他選擇回國，其下場是可見的。沒多久，這位海盜王便被抓入獄，但是因為忌憚他的余部力量，整整兩年時間也沒有敢動手，如此拖延了兩年之久，中央才最後下決心處決王直，罪名卻不是海盜，而是“叛國”，在以聖旨名義下達的判決書中，指責王直“背華勾夷，罪逆深重”——盡管王直並非聽命於日本人，而是日本人聽命於他。

　　令後人唏噓的是，王直既不認為自己就是“倭寇”，更不認為自己是“叛逆”。他在獄中寫了一份《自明疏》，認為自己只不過是“覓利商海，賣貨浙福，與人同利，為國捍邊”，不僅“絕無勾引黨賊侵擾事情”，而且，“陳悃報國，以靖邊疆，以弭群凶”。

　　聽完這一切，幾個人不僅開始唏噓起這位海盜王人生結局的悲慘， 如此一個傳奇人物到底還是走向了不歸路，不過說了這麽多，又跟這裡有什麽關系呢?這個疑問是所有人都想知道的，於是向來少話的鄭九五繼續說道:

　　“在當年那批運送去到台灣的故宮博物館裡有一些明朝皇家檔案，在整理這批檔案的時候，人們發現了當年之所以王直被抓後還能好端端的軟禁兩年才遭毒手是有原因的。王直縱橫四海，又與全球通商，還是壟斷性的，積累的財富超乎了人們的想象，但是他被抓後這些財富的下落卻不為人知。原因便是王直給自己留了一個後手，他將那些財富藏在了幾個隱秘的地方，如果說出寶藏的下落，他知道自己馬上就會沒命，於是這便又成了他的護身符，只可惜最後的王直還是死於朝廷內部派系爭鬥，成為了別人上台的一塊墊腳石，這筆自有海盜歷史以來最為炫目的財富也就跟著成了失落寶藏。”

　　當年抓回王直的胡宗憲在政治上的起家，靠的是浙江督撫們與中央特派員之間的矛盾。如今，作為方面大員，他自己也陷於這種權力鬥爭遊戲，只能徒喚無奈。胡宗憲倒是真心想招安王直，以利用他的力量平定海疆。胡宗憲上疏請求皇帝赦免，但“其後議論洶洶，遂不敢堅請”。當時有朝廷中人害怕他因為找到王直寶藏而因功進爵威脅到自己的勢力，甚至聯合上書彈劾胡宗憲，而京城已經開始傳言，說胡宗憲收了王直集團的高達數十萬兩白銀的巨額賄賂。眾口鑠金之下，胡宗憲“大懼”，隻好附和大多數人的意見，而當朝的皇帝為了朝政的穩定隻好先行就拿了王直的人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