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制度可以說是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最偉大發明沒有之一，自隋唐實行科舉制度以後一直持續了兩千多年直到清末才被廢除。雖說被廢除了其實後世的所謂公務員考試不還是科舉制度，不止公務員考試後世什麽不要考試，就連外國也大同小異。科舉也好公務員考試也罷都是在為了國家機器選擇工人。

　　劉徹接著又道:“兒臣在長安城中看到許多士子流浪街頭，這些人不遠千裡來到長安求取功名利祿，已期能夠施展所學。然而其中能為國所用者寥寥無幾，少部分人能到權貴門下成為其門客以求出路，多數人隻能靠為權貴抄寫文章書信以求得生活所需，這些人流連於長安市井之中，飽嘗人間冷暖。長此以往他們不會覺得是自己無才而是認為朝廷昏潰，對朝廷產生怨恨，與江山社稷不利。”

　　長安作為大漢國都同後世北京一樣，北京有北漂長安有長漂。長漂們大部分都是由關東各地的各門派士子組成。自漢初戰火漸漸平息，天下安定以後到處顛沛流離居，無定所的各門派傳人們終於可以安心出來傳播各自門派的學問了。先是儒家，接著各門各派都出來開山立派。

　　自漢初發展到今天，培養出來的學者數以十萬計。其中的絕大部分都沒有可能獲得舉薦的機會出任官僚。這些人有的選擇到諸侯王那裡區，以求能得到諸侯王的看中。像司馬相如現在就在粱王手下做門客。野心更大的就選擇到長安來尋找機會。但長安雖大生存卻難，想要在長安生存下去那是需要大毅力的。

　　想後來武帝朝的朱買臣與主父偃等人就都是長漂中的一員。朱買臣在長安活不下去是看著長安父老的施舍才得以生存，主父偃也是靠投靠了大將軍衛青得以活命。

　　劉徹所說劉啟不得不重視，要知道這個年代能夠讀的起書的都不會是窮人，大部分都是小地主階層。這些人都是讀過書的學子，是中產階級的精英。一但這些人都對國家不滿那是要動搖國本的，這怎麽能行。

　　“徹兒，此事朕準了，你放手去做就是。”劉啟想到這裡對劉徹道。

　　“諾！兒臣這就去準備此事。”劉徹道。

　　“去吧！”劉啟揮手道。

　　“兒臣告退！”劉徹起身離開道。

　　辭別景帝，劉徹拿著便宜行事的召書出了宣室。劉徹回到太子宮中以後就連忙召來了韓嫣張騫並讓他們將考舉一事散布出去。隨後他又找來公孫賀讓他去找禦史大夫晁錯問他要個人長安丞張湯。劉徹可是對晁錯有救命之恩這麽個小小要求他是一定會答應的。

　　隨後劉徹就開始為了考舉事物準備起來了。劉徹將考舉共分三輪。首先第一輪很簡單看看他們是否識字，刷掉那些濫竽充數之徒。如何檢測呢，很簡單每人默寫一篇自家流派的先賢著作。此時尚未有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舉。所以三教九流，諸子百家的著作盡皆可以。而且這一世劉徹也絕不會做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舉了。一家獨大必將生亂。想想後世的那幫腐儒將我華夏兒女都變成了一群毫無血性之人。每次王朝更替這幫子儒生總是第一個跑去跪舔新主子的。所以劉徹對那幫腐儒可以說是深惡痛絕，當然儒家還是有一幫大儒的品性是十分不錯的，對儒家也不能一棍子打死。劉徹覺得再維護大一統的前提下再現先秦百家爭鳴的局面是十分不錯的。額，有點扯遠了回到考舉繼續。這第二輪考的就是數學，作為一名官吏處理政務不能不會數學。

到這裡考試基本就結束了，最後剩下的第三輪就是面試，這一輪就是搞暗箱操作的，長安城中關系錯綜複雜。有時候政治是需要妥協的，所以劉徹要給那些權貴們留後門。想此次考舉若非是那種大才其他的名額基本都被內定了，劉徹手中所能留下的名額實在有限。不過雖說要給那些權貴們面子但劉徹也不是什麽人都要的，能夠順利通過前兩輪考試者再怎麽著也是有點能力的，所以劉徹完全不擔心會混入一些無能的鬥雞遛狗之徒。　　決定了考舉的考試方式以後劉徹就去找太史令司馬談了。要問這司馬談是何人大家可能不知道，但要說到太史公司馬遷那就應該是人盡皆知了。而這司馬談就是鼎鼎大名的太史公司馬遷的老子，《史記》的完成可不是司馬遷一人之功， 他的父親司馬談司馬談早年立志撰寫一部通史，他在任太史令時，接觸到大量的圖書文獻，廣泛地涉獵了各種資料。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他隨同漢武帝赴泰山封禪，途中身染重病，留在洛陽，不久即卒。在彌留之際，對趕來探望的兒子司馬遷諄諄囑咐:一定要繼承遺志，寫好一部史書。司馬談雖然未能動手撰寫通史，但為《史記》的撰寫積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確立了部分論點。司馬遷寫成的《史記》中的《刺客列傳》、《酈生陸賈列傳》、《樊酈滕灌列傳》、《張釋之馮唐列傳》諸篇之讚語，即為司馬談之原作。因為司馬談是史官知道九章算術，對算術有一定了解劉徹就讓司馬談給劉徹出幾道比九章算術上的題難一點的算術題並最後劉徹自己出了一個比較複雜的方程題，後世一般的人都做不出來，劉徹都覺得自己有點喪心病狂了。就是韓信點兵問題，說韓信練兵，每三人一列，余一人，每五人一列，余二人.每七人一列，余四人，十三人一列，余六人.問多少士兵?

　　司馬談

　　武力60，統帥25，智力80，政治75.魅力83.

　　簡介:司馬談(約前165-前110年)，左馮翊夏陽人。為漢初五大夫，建元、元封年間任太史令、太史公。有廣博的學問修養，曾“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又曾為文“論六家之要旨”，批評了儒、墨、名、法和陰陽五家，因為深受當時流行的黃老思想的影響，所以完全肯定地讚揚了道家。父司馬喜，子司馬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