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正午，一列悶罐子列車，自東向西緩緩地駛進了常州火車站。月台上，一反往常喧囂的氣氛，靜悄悄地沒有一個人，也沒有一點聲音。隻是每隔十多米，月台中間擺放著兩隻木桶，一隻盛滿了大米飯，而另一隻盛了半桶紅燒肉。

　　列車停穩後，八節車廂的門，幾乎同時嘩地一下被推開了，接著便從每扇門裡湧出了一群，上著草綠色軍裝，下著藍褲子，頭戴翻耳棉帽，腳蹬大頭皮鞋的著裝一致的人群，這是沈陽部隊在上海招募的一批新兵。

　　他們幾乎每個人手中都拿著一隻軍用水壺，但很快便發現了月台中間的紅燒肉和米飯。在愣了一愣之後，便有人反身往車廂跑去，再出來時，手中已換了搪瓷缸和牙刷，當然牙刷是用來當筷子的。大家都紛紛仿效，而大米飯和紅燒肉也很快見了底，在那些新兵吧喳著嘴，還在回味紅燒肉滋味時，哨聲響了。

　　三號車廂在緊張地清點人數中，車廂的前半部分，地上兩邊鋪著各十個地鋪，門旁邊則是張連長和小王的臥鋪，全車廂隻有他們兩個，戴著領章、帽徽。

　　“江寧中學十個人到齊了沒有?”

　　“到齊了！”

　　“衛星中學十個人到齊了沒有?”

　　“……”

　　“到齊了沒有?”

　　“好像少了一個！”

　　“什麽?少了一個?”

　　張連長返身望向月台，沒有呀，哪裡去了，張連長額頭一下子冒出了汗水，剛出上海不到半天，就丟了一個新兵，這還了得?這時，有人指著二號車廂門前，只見一個新兵，正蹲在地上，雙手倒托著一個木桶，正在往地上的茶缸裡倒著肉汁。

　　“是胡立純！”衛星中學的新兵確認道。

　　這時，列車已緩緩地開始滑行了，張連長一步跳出列車，直向那個新兵衝去，但那個新兵還專心致志地倒著他的肉汁，對身後所發生的一切，混然不覺。張連長一把衣領揪起了那個新兵。新兵一驚，嗵的一聲，木桶摔在了地上，張連長拖著新兵跑向列車。

　　那新兵半回著頭，焦急地揮著左手，一面喊:

　　“我的茶缸，我的茶缸！”

　　這時列車已開始加速，三號車廂的門正好到了他們面前，張連長雙手抓著新兵的衣服，使勁地往門裡扔去，車上伸出了許多雙手接過了新兵，又拉上了張連長。

　　張連長怒瞪著雙目，右手顫抖著指著新兵:

　　“你！你！你以為你還是學生嗎?這樣自由散漫?”

　　那新兵噙著淚花，伸著脖子看著越離越遠的茶缸。他望向張連長:

　　“我怎麽啦！吃肉給他們擠開，等我擠進去肉早搶光啦，我喝點湯又怎麽啦！”

　　張連長氣得一噎一噎:

　　“你哨聲沒聽到嗎?”

　　“哨聲怎麽啦，沒人告訴過我。”

　　張連長一步衝向前，左手揪住了新兵的衣襟，右手揚了起來，大聲吼道:

　　“哨聲就是集合，就是命令！連這點都不知道，你當什麽兵?”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茶缸沒有了，肉湯也沒喝到。”

　　“你還嘴硬，老子揍死你。”

　　這時，衛星中學的人群中走出了一個新兵，拉著張連長的手說:

　　“連長，他剛剛才十六歲，什麽都不懂，您別生那麽大氣嘛！”

　　張連長愣神了一下，左手用力把那個新兵推開:

　　“叫什麽名字?”

　　“胡立純”

　　“再出這樣的事，

小心我把你送回去。”　　後出來的新兵說:

　　“好了，好了，連長放過你了。”

　　說著便把胡立純拉入了人叢中，人們都漸漸地回到了各自的鋪位，一場鬧劇隨之便銷聲匿跡了。

　　衛星中學，是上海市靜安區的一家初級中學，它排不進重點中學，在普通中學裡也排名偏後，它共有二十四個班級，一千多名學生，本次招兵也就招了三號車廂裡這十個新兵，這十名新兵來自不同的班級，大多都不太熟悉，有三名是六六屆的，有二名是六八屆的，而另五名則是六七屆的。

　　年齡最大的那個叫諸國平，他身高一米七三，長得又黑又粗魯又結實，一眼看上去就是人人惹不得的家夥。一九四八年，出生於上海川沙縣的一個小村子裡，父母生了他，又生了他弟弟，於是舉家來到上海謀生。但不幸的是，他六歲時，他父親便得了急病，隨即便離開了人世。母親在裡弄生產組上班，一個月僅一、二十元的收入，撫養著他們兄弟二人。他從小學一年級一直到初中畢業，從來沒有交過一分錢學費，連書費也是全免的。有一年，張家宅發生了火災，密集的板房，如借風勢的話，蔓延的速度是無限的。因此，每家每戶都很快抱著最值錢的東西，紛紛地逃到了弄堂裡。諸國平母親果斷地抱起他弟弟，並讓諸國平抱著床頭那個木盒子，沿著曲曲彎彎的過道，逃到了弄堂裡。檢查了木盒子裡的東西沒有缺失時，終於松了一口氣。盒子裡裝的是居委會發的糧票、油票、布票、肉票、菜票，還有就是購糧證和戶口本，裡面沒有一分錢。

　　真所謂“無產者無畏，”諸國平從小就拖著小他四歲的弟弟，在張家宅這個舊社會都有名氣的流氓窩裡，四處招惹是非，四處同人打架。貧窮，培養了他們堅強不屈的性格，他倔強地成長著。滿臉鼻血抹一把衝上去再打。有一次他同一個比他大三歲的孩子扭成一團時，那人突然大聲喊叫了起來。因為諸國平的弟弟，抱著他的腿狠狠地咬著。他接著便被小三歲的諸國平打翻在地。漸漸地，這兄弟兩打架的名聲越來越噪;漸漸地，張家宅裡的所有小流氓，都對他們退避三舍。進入衛星中學後，諸國平的大名早已傳到校內，因此，即使在初一，也沒有人會惹他的。他有時很不講理，有時又很狡詐，因此，背地裡他有一個外號，叫“野豬魯！”但一般人是不敢這樣叫的，能當面叫這個雅稱，而他不生氣的，實在是少之又少。

　　另二個六六屆新兵，一個叫李洪才，另一個叫姬季遠，這兩個也是學校裡少有人惹的人物。李洪才的父親是保定人，上海有一句話叫:京油子、衛咀子、保定府的狗腿子。因此，一開始大家給他起的外號叫狗腿子，但顯然，他不願意接受這麽難聽的外號，因此，誰叫，他就同誰打，毫不妥協，最後大家隻得給他換了一個外號叫“裁縫！”

　　這三個六六屆的新兵，恰好是認識的，並且是好朋友，他們一開始是在冬泳隊裡認識的。一九六五年，為了響應毛主席岷江冬泳，上海市組織了中學生冬泳隊，經過考試，整個靜安區錄取了二十名隊員，十名一、三、五，十名二、四、六，在新城游泳池露天游泳。

　　新城游泳池是上海最大的游泳池之一，長五十米，寬二十米，在深水區還有一個三米高的跳台，恰巧這三個衛星中學的學生都被錄取了，而且一起編在雙日班裡。

　　秋天的冬泳是蠻瀟灑的，每天下課去大新城，遊個三五個來回，興致上來，還爬到三米跳台，跳幾下水。隨著漸漸進入冬季，就越來越不好受了，到了年底年初，氣溫驟降到0℃以下，池面上還結著薄薄的一層碎冰，大家裹著毛巾毯，在池邊瑟瑟抖著，誰也不肯先下水，直到教練等得不耐煩了，開始大聲喝叫了，有的人下水了，但有的人還是不敢下水。最後是一個一個被教練踹到池邊，然後在屁股上使勁蹬一腳。落水後，隻得拚命向前遊，回來碰到深水區池端，便立即爬上岸來，因為最短距離規定是一百米。裹著毛巾毯就向浴室跑，涼水衝澡後，便去領一杯紅糖薑茶，這時更衣室裡便到處聽見嗒！嗒！嗒！嗒！之聲不絕於耳，那都是發抖的牙齒撞擊茶缸所發出的聲音，甚至換了衣服走到馬路上，上下牙齒還在嗒嗒嗒地抖個不停。

　　教練的態度是很明朗的，誰堅持不下去，隨時都可以退出，但堅持到明年春天的，便可以成為靜安區游泳隊的業余教練，有這股勁支撐著他們，再加上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從小吃了很多苦，沒有過過好日子，因此這三個難兄難弟都堅持到了第二年的春天，這時，二十個人的游泳隊，也只剩下一半也不到了。

　　李洪才，身高一米七，瘦瘦的身材，白淨的臉膛，但兩個眼睛又大又有神，閃著狡黠的光芒。使陰招，這是他的強項，他有兩個哥哥，兩個姐姐，他父親是個鞋匠，雙手累累的瘢痕，那都是鞋錐扎出來的結果，他還在讀小學的時候，有一次弄堂的守門人，嫌他們一幫小孩吵，讓他們走開，他們沒聽，於是守門人抓住兩個小孩，其中一個是李洪才，把兩個腦袋用力一碰，兩個腦門上立即起了一個大包，並說:

　　“再不走開，每人撞一個。”

　　李洪才他們隻得轉移到別的地方去玩了。那時候，上海人的平均住房面積隻有2.1平方米，是全國最低的條件，所有小孩們的娛樂活動都是在弄堂裡進行的。轉眼過了三個多月，氣候進入了盛夏，上海人房子太小，通風又沒有，耐不住酷暑的人們，往往在馬路邊、弄堂裡擱個板，搭個鋪，反而倒涼爽些。那天弄堂守門人拿了張行軍床，放在弄堂口，睡得呼呼直香。整整守候了三個多月的李洪才發現機會來了，他召集了十二個小孩，輕輕地抬起睡著守門人的行軍床，奇跡般地移動了近一百米，並把他放在了弄堂底的垃圾箱旁邊。清晨，守門人揉著眼睛，鼻子裡似乎嗅到了一股腐臭味，他猛地睜開眼睛，發現自己睡在垃圾箱旁邊。“娘死匹，有赤佬！”守門人是寧波人，他恐慌得逢人便講自己被鬼搬場的經歷，以至於以後再也沒人敢睡在弄堂裡了，而這幫十一、二歲的小孩都捂著嘴，偷偷地悶笑。李洪才終於報了那撞頭的一箭之仇，而且神不知鬼不覺。

　　又有一次，他家二樓的鄰居告訴他爸爸，他打碎了隔壁人家的玻璃窗，他爸爸掄著擀麵杖打得他屁股又青又紫。他暗暗地咬著牙齒。又過了一個多月，他發現鄰居家的爐子上熬著一鍋粥，他看了一下四周沒人，就上前把鍋端了下來，解開褲子往裡面撒了一泡尿，然後又端上爐子。吃晚飯的時候，他們突然聽到樓上噪聲大作，接著便有人一個一個從樓梯上直衝而下，有的人還在不停地嘔吐。李洪才一家莫名其妙地看著他們。但李洪才堅持說，放學後沒有回過家，回家時很晚，家裡人都已在了。於是，這又變成一件神不知鬼不覺的無頭案了。

　　又有一次，他初一的時候，突然對學校操場邊上停著的一輛黃魚車(即三輪貨車)產生了不滿，他走過去把它推翻，並爬上去站在上面使勁地跳，直至把左側輪的鋼絲跳斷了許多根，鋼圈也跳彎了。這時正好給周業文老師看見，於是把他帶到他班主任那裡，晚上班主任來到他的家裡，要求他父親出資修好那輛黃魚車。班主任走後，他父親忍無可忍地總爆發了，他咬著牙，從工具包中拿出他那每天都要用的鞋錐，把李洪才摁在床上，扒下褲子，不管他母親高聲大喊，推開哥哥姐姐們的勸阻，在他的屁股上狠狠地扎了一下。李洪才沒有叫，但眼淚卻嘩嘩地流著。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七日早晨，距離錐子扎屁股已經四年過去了。李洪才守在操場邊上，因為，昨天晚上周業文老師向接兵部隊的領導，逐一反映每個新兵的情況。在說到他的時候，評價比較差，又恰好給睡在隔壁的李洪才聽到了。這下可激起了他的新仇舊恨。一會兒，周業文老師來了，他衝上去，掄圓了巴掌抽著周老師的臉頰，旁邊圍著幾十個人，但沒人敢上前勸解。這時正好姬季遠來了，他衝入人群，一把抓住李洪才的右手，並甩了開去。

　　“做啥打人?”姬季遠怒吼著。

　　“儂問伊自己。”

　　“有啥事體可以講嘛，動手做啥?”

　　李洪才呼呼喘著氣:“伊昨日跟接兵部隊講我的壞話！”

　　其實他心裡明白那是其次的，主要是為了報四年前屁股上的這一錐之仇。姬季遠心痛地看著周業文老師那腫脹的臉，不知怎麽安慰他一下才好。

　　學校和接兵部隊立即召開了緊急會議，想把李洪才從名單上拉下來，但名單已報到沈陽軍區，並已落實了分配的單位，無法臨時更改。

　　“到部隊再說吧！”接兵部隊的領導無奈地說。

　　姬季遠同周業文老師的關系一直很好，他是他初三的班主任，姬季遠是三(4)班的團支部書記，文化革命中，學校領導都被打倒後，作為黨支部委員的周業文老師，其實一直在主持著學校的工作。有很多次，學生對所謂的牛鬼蛇神行為過當或學校組織間爆發衝突，他無法解決時，總去找姬季遠幫他進行製止。其實這次征兵，本來是輪不到姬季遠的，因為他是全獨子，既沒有兄弟，又沒有姐妹。無特殊情況，部隊是不收的。但他找了周業文老師，因為他是征兵辦公室主任。第二天，趙連長便去了姬季遠的家，找了他的父親。

　　姬季遠的父親是上海最早一代的出租車司機，一九二六年，周祥生成立上海第一個十輛出租車車隊的時候，他父親就是其中一個駕駛員，當年的出租車都是預約的，預約電話三七八九，上海話叫“在靈切杯酒”(都好吃杯酒)。當時白領的月薪是五塊大洋時，他的工資已經是三十塊大洋，而且還有比工資多幾乎一倍的小費。抗戰爆發後，他逃難到鄉下，過著多年吃不飽飯的日子，現在是江蘇省汽車運輸公司的一位領導。

　　接兵部隊領導問起他同不同意兒子當兵時，他爽朗地說:

　　“同意！同意！這個小赤佬隻有當兵再有藥救！”

　　於是，姬季遠當兵的事就這樣定下來了。

　　這三個難兄難弟的又一次聚會，那是在文革當中了。一九六六年八月，學校黨支部組織了第一支紅衛兵，當時為了確保革命隊伍的純正，全部都要查三代，也就是說三代都要是工人或貧下中農。因此，一千多名學生中，隻篩選出二十六個人，而這三個人恰巧又都通過了篩選，參加了第一批紅衛兵，當時的袖章上隻印三個字，“紅衛兵。”沒有隊長、司令，都歸學校黨支部領導。一開始的工作主要是抄家，地富反壞右都抄，每次都是由區委下達任務，由學校黨支部帶隊，一般都是教導處副主任石老師帶隊。晚飯後集合，去往指定的地點，指定的人家。進門的理由一般都是掃四舊，看到封資修或四舊的東西當然都會予以銷毀。但另一個方向即是金銀財寶，因為金銀財寶也是四舊。每次的抄家都是很正規的，結束前，清點物品，開列清單，雙方簽字，然後由石老師領著一起送到銀行，取到回執須由石老師上交，當時的紅衛兵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每個人都有極強的榮譽感和使命感。因而在整個八月份的抄家過程中，成堆的金條、首飾、古董從他們手中一一流過，從未有過出軌的事情發生，從未短缺過一分一毫。有一次姬季遠參加了對華山路一幢別墅的抄家行動。進大門後，是一個約一千平方米的花園，中間矗立著一幢二層半的獨棟別墅。這家人家隻有母子二人，其他成員都在國外。紅衛兵們在地窖裡搬上來二十多箱洋酒，假三層裡放著十幾個樟木箱，打開看，幾乎都是皮毛。有一個箱子裡裝的是整整一箱白色的狐狸做成的皮筒，有頭有尾。當然，紅衛兵們是並不知曉它們的價值的。

　　經石老師請示後說:“這些不要動它。”

　　紅衛兵們找到一張照片，照片中的男主人脖子上掛著十幾個照相機，就逼著他交出照相機，但他說當時是借的，分開兩個房間逼問金銀珠寶的下落，都說沒有。折騰到第二天上午，把那二十多箱洋酒都砸了，因為是資本主義的東西。便整隊撤離了。

　　又有一次抄到茂名路一個人家，就隻有小小的兩間房，隻有幾件簡單的家具，就隻有姐弟兩個人。姬季遠進去後突然發現那個姐姐他認識。他記起了小學三年級的時候，他上課老是做小動作。不是把鉛筆盒裡的東西反覆倒出來，再裝進去，就是用指甲或削筆刀摳桌面。這大概就是現在所謂的多動症吧！由於他上課時的聲響，經常打斷了老師的講課，於是，老師找了一個女生，坐在他的左面，那個女生左手臂上掛著三條紅杠，似乎這三道紅杠，就代表可以管別人。因此，每當姬季遠又要從事那些工作時，她就會伸手製止，或把東西放回筆盒。姬季遠最恨被別人管，於是便用削筆刀和直尺，在桌子中間，端端正正地刻了一條三八線，並說:

　　“以後誰也不允許超過。”說著揚了揚掌刀。

　　以後那個三條杠，倒是再也沒有違反過‘板門店’協定，但總是有個人虎視眈眈地看著，姬季遠也確實收斂了不少。到了四年級學校重新編了班，他們被分到了不同的班級，那張帶有三八線的桌子也到了別人的面前。但沒有想到在這樣的場合又遇見了。

　　“七年過去了，不知還認不認識我。”姬季遠這樣想著。

　　他盡量躲開她的目光，但他發現她目光遲滯，根本沒在意來抄家的人。這家人家什麽也沒有，兩個十多歲的小孩，怎麽也攤不上地富反壞右啊！不知道領導為什麽要抄她的家。姬季遠迷茫了，這樣做到底是對還是錯?但不用他迷茫了，因為由他們抄家的工作很快就終止了。

　　姬季遠身高一米七三，一九四九年出生在上海市的一個基層幹部的家庭裡。但痛苦的是，雖然父母親都非常愛他，但母親體弱多病，而父親則每天早出晚歸，甚至節假日都在單位無償加班。他面目清秀，長著一張典型的娃娃臉。當兵時他還沒有長成，因此，每當他和諸國平一起嘲笑李洪才太矮時，李洪才便拉過一條凳子，拉他一起坐在凳子上，讓別人測量高度，站著比李洪才高三公分的他，坐著竟然比李洪才矮了一公分，於是高聲大笑的便是李洪才了。兩年後，他長到了一米八零，又長了七公分。以後學了醫，他才知道，人的發育有兩個過程，長骨先長，短骨後長。他當時還處於，剛長完長骨的過程。

　　當他九歲時，母親一病不起了，父親的工資，大部分用於母親的醫療費用，而家務工作，買菜、生煤球爐、做飯、洗衣服等，當然都落在了姬季遠的身上。盡管父親不斷變賣家產，不斷借債，但母親的病情，卻越來越嚴重。一九六二年七月一日下午，姬季遠陪坐在母親的病床邊，母親艱難地伸過手來，放在他的手上，嘴巴動了動，似乎想說什麽，但沒有說出來。只見她兩滴渾濁的眼淚，從兩邊流下了臉頰，然後瞪大了雙眼，姬季遠輕輕地叫著:

　　“姆媽，姆媽！”

　　但母親已經再也不能回答他了，他無聲地啜泣著，淚水嘩嘩地往下流，那一年他還不到十三歲。

　　改變姬季遠人生軌跡的兩件大事，第一件發生在他十一歲那年夏天，他爬上閣樓想找一塊木頭，做一樣玩具。他發現了一個大木箱，打開後是一箱子書，他好奇地拿起了一本“七俠五義。”晚上睡在床上就看著，盡管許多繁體字他不認識，但他一知半解，象形猜測，也能看個大概，書中的人物深深地吸引了他，遊俠江湖，除暴安良，這不正是他向往的生活嗎?他看完一本，爬上去換一本。由於他一個人睡一個小房間，因此他每天都幾乎看到十二點鍾，因此上學經常遲到。“小五義”“小八義”“蜀山劍俠傳”“水滸”“三國”。不到半年，他便把這一箱書全部看完了。於是他到“上海市少年圖書館”辦了借書卡。後來又發現他父親的單位裡有個小圖書館，他也去借。管圖書館的阿姨，不知是喜歡他，還是因為他是一把手的兒子，有時還能從外面幫他借來書。他就這樣每天每天地看著，從不輟息。

　　姬季遠初一初二時，從來都不要讀書，除了語文、歷史、地理，什麽代數、幾何、化學、物理，他見了就頭痛。俄語在初一時，有過兩個月的興趣，但要如此死記硬背，他又失去了興趣。因此上課，他不是同周圍同學談笑，就是低頭看書。

　　初二年級讀完後，學校犯了愁，看著這幾十個差生怎麽辦?升初三緊接著便是畢業、升學，這些學生畢業的成績還夠不上，如何升高中啊！也不知道哪個領導出了個主意，把這幾十個差生集中在一個班裡，編為三(4)班。於是全校都稱這個班是“全死”班。周業文老師當了班主任，物理課不是主課，副課老師當班主任，是少有先例的，但這是校長最後祭起的法寶。

　　周業文老師很快發現，姬季遠很有天賦，學習上是沒有任何障礙的，但就是不想讀書。於是他每天會在放學的時候，把姬季遠留在辦公室。在學校中這種情況叫“關夜屋”。但周業文老師卻不是這個意思，他每天都親切地同姬季遠，天南地北地聊天。當聽到姬季遠喜歡看書時，他就更來勁了。從關雲長過五關斬六將，到快活林武松醉打蔣門神，兩個人的距離，便越來越拉近了。

　　這時，周老師就告訴姬季遠:

　　“物理就是事物的原理，人的一輩子都同它分不開，其實它根本不用死記硬背，你隻要上課認真聽，你就能學好物理。”

　　“真的那麽容易?”

　　“儂試試看伐！”

　　姬季遠開始認真地聽物理課了，他突然發現物理竟然一點也不難學。他又試著認真聽化學課，又發現這簡直太簡單了。他的物理化學的成績，直線上升。他很快成了物理和化學的課代表。數學也一樣，代數的因式分解，一元、二元二次方程，以前他總當是遙不可及的東西。平面幾何，什麽三角形、延長線、等邊不等邊，在認真聽課後，什麽都不是難題了。

　　於是他的數學成績也同樣直線上升。他每天清早到教室裡，同學們都爭搶著他的作業本，拿去照抄。他做夢也沒有想到，一貫的差生、搗蛋鬼，竟會如此快地不搖身就變了，同學們都羨慕地看著他。

　　但他一個個地告訴他們:

　　“沒有啥個竅門，隻要上課認真聽”。

　　同學們驚歎於姬季遠的成績快速地提高，因此對於他的提議如奉綸音。於是，課堂紀律便越來越好了。

　　校長、教導主任一次又一次地坐在最後一排聽課，聽完後，不約而同地認為:“這哪裡是個差生集中的班級啊?”

　　班級裡漸漸地變得學習成風了，幾乎每天都有學生在課余時間，拿著參考題在一起討論、破解。當期中考試成績公布後，全校都驚呆了。三(4)班考了年級第二名。激發了一名學生的學習熱情，帶動了一個班級的學習成績。周業文老師成了靜安區教育局的傳奇人物。姬季遠也很快被介紹加入了共青團，並被選為三(4)班的團支部書記。這是姬季遠人生轉折的第二件大事，但不管人們如何認為，他總是記著周老師第一次告訴他的，“事物原理”這四個字。這四個字一直伴隨著他走過了一生。晚年，他已經成為了，中國鋁加工行業的著名專家之時，他回憶他的一生的科研，行事法則，從來都沒有離開過“事物原理”這四個字。

　　一九六六年九月初的一天，姬季遠午飯後來到學校，他驚訝地發現，領操台上，站著十幾個昔日的校領導、老師，他(她)們一個個被剪掉了頭髮，有的戴著報紙卷成的高帽子，一群戴著一尺多長的，“紅衛兵北京西城區糾察隊”袖章的穿軍裝的人，手握著軍用武裝帶，抽打著這些剛變成的“牛鬼蛇神。”同學們都驚奇地圍在操場上看，聽著那些北京紅衛兵，嘴裡不斷地發出一個又一個的聽不懂的概念。

　　這一天后，世界似乎整整地翻了一個身，好像又回到了三十年代，教室都鋪上草墊，接待外地來的紅衛兵，大街上從早到晚，甚至通宵達旦圍著人。有爭吵、辯論，也有看熱鬧，不時駛過一輛黃魚車，撒著一把一把的傳單，路人們爭搶著。

　　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通知了，號召紅衛兵到北京大串聯，諸國平和李洪才一分錢也沒有帶，便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車。因為一路上吃、住、行都是免費的。

　　姬季遠沒有去，他還在迷茫，他看不懂周圍的一切，他想:“看懂了再說吧！”

　　一九六六年九月底，由交大、上大等一些大專院校的紅衛兵，發起成立了上海的紅衛兵的統一組織“上海市紅衛兵”，而學校成立的紅衛兵隊伍在九月初便形同解散，停止了一切活動，不多久，一些不同觀點的紅衛兵又成立了“紅衛兵上海司令部。”兩個組織在各個學校、場合對抗著。當然，領頭的都是大學生，姬季遠這樣的才十六歲的小小弟弟，隻是跟著瞎起哄！到處都是宣講，到處都是演說，到處都是辯論，集中地是人民廣場。姬季遠他們幾乎每天都去人民廣場聽辯論。

　　最後，姬季遠說:

　　“其實，上頭在瞎講，阿拉在瞎聽。”

　　不久，姬季遠帶著學校裡的幾十個學生，加入了“紅衛兵上海司令部”，他則被選入靜安區分部，加入了分部小分隊。其實，什麽小分隊啦，隻是每天接到電話，哪個學校發生衝突，便趕過去助威。每天都在爭吵，每處都在爭吵。你說你有理，他說他有理，有理沒有理，隻有等天理。

　　一九六六年十月，工人開始走向街頭了，很快便糾合成上海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全市性的工人造反派組織，“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並提出要揭開上海階級鬥爭的蓋子，揭穿上海市委的資反路線。當然，“工總司”隻代表一小部分人，大多數上海人民對上海市委還是認可的。十一月底，工總司帶著造反派打入“解放日報”報社，控制了輿論工具後，便籌劃著奪權。

　　姬季遠很快就感到這樣的工作很無聊，他便帶著那些紅衛兵回到學校，退出了“紅上司”。自發成立“紅衛兵鐵骨紅心革命造反隊。”每天乾著上街抄大字報、翻印、發傳單。以後又開始刻印毛主席版畫像。他們認為這樣避開幫派鬥爭，乾一些革命的實際工作，或許會好一些。

　　他清理了學校的圖書館，作為組織的辦公室，這樣他每天沒事就在辦公室裡看書，這一段時間，他也確實看了不少書。

　　不久，諸國平、李洪才回來了，他們不願意加入姬季遠的組織，於是商量兩個人成立一個組織。但名稱上起了分歧，李洪才認為送瘟神比較好，諸國平認為打落水狗比較好，最後誰也沒聽誰。於是，李洪才獨自成立了“紅衛兵送瘟神委員會”。諸國平成立了“紅衛兵打落水狗委員會”。一個打狗會，一個送神會，倒也順口。各人佔了個辦公室，各人刻了各人的公章，印了各人的袖章。

　　姬季遠的新外號，是在一九六七年春節前產生的，以至於他以前的外號，竟已無人記得了。那天晚上，姬季遠晚飯後走進學校，他都是睡在學校裡的。

　　諸國平走過去摟著他的腰，說:“儂夜飯吃過啦！”

　　姬季遠正要回答，諸國平一個背包把他摔過去，姬季遠雙手還插在褲袋裡，人毫無防備地直摔出去，“啪”地直挺挺摔在地上，諸國平大笑著轉身便逃。

　　姬季遠費了很大勁才爬起來，他回辦公室找了一把二十公分長的螺絲刀，滿校找諸國平，他聽到二樓一個教室在喧嘩，便一腳踢開教室門，裡面有七八個同學在練舉重，中間有諸國平。姬季遠一聲不吭，握著螺絲刀，衝了上去。四五個學生衝過來，抱住了他，並叫諸國平快走。

　　諸國平一開始說:“放開伊，讓伊上。”

　　但最後看到姬季遠那堅定的眼神的一刹那，他害怕了。轉身跑出教室，就這樣，一個穿著汗背心、短褲在前面跑，一個拎著一把螺絲刀在後面追，出了校門，踏上馬路，一路狂奔。

　　路人們驚奇地說:“怎麽夜裡還跑馬拉松啊！”

　　當然，最後姬季遠也沒能追上諸國平，諸國平也沒被螺絲刀捅上。但“拚命三郎”的外號卻在學校裡傳開了。當然，以後他們又成了好朋友了！

　　胡立純坐到鋪位上，還在呼呼地喘著氣，鋪位的排列依次是，張連長、小王、諸國平、李洪才、姬季遠、胡立純……

　　諸國平指著胡立純說:“小赤佬腦子有問題，火車開掉了，儂哪能辦?”

　　李洪才笑著回答:“伊當是火車會等伊額。”

　　“公共汽車也不會等，火車會等?”諸國平調侃道。

　　“戇呀！”(戇，意即傻)李洪才笑道。

　　“唔怎麽曉得火車要開?”胡立純站起來憤怒地說。

　　“人家全上車了，儂沒有看到啊?”

　　“唔早飯也沒吃，啥人來得及看?”胡立純強辯道。

　　“小赤佬，咀巴硬，苦頭有你吃了。”

　　“好嘞！好嘞！伊小來！講伊做啥啦！”姬季遠阻止道。然後走到張連長旁邊，“連長，給個麵包吧！”

　　張連長對著小王，把頭向門對面的一大堆箱子斜了一下。小王便過去打開紙箱，拿出一個枕頭麵包，交給張連長。

　　“我可告訴你啊，你們可已經是解放軍戰士啦，部隊裡不允許講家鄉話！”張連長警告說，一面把麵包給了姬季遠。

　　“聽到嗎?不能講上海話啦！”姬季遠一面走一面指著他們笑著說。他在自己的鋪位上坐了下來，把麵包交給了胡立純。

　　“我茶缸沒有了，水也沒有灌！”

　　姬季遠拿出自己的茶缸，用自己的水壺給他倒了半缸水:“以後都靠自己了，你那麽小，腦子要靈活些！”

　　胡立純點了點頭，一面啃著麵包。

　　姬季遠衝著車廂裡側說:“大家認識一下吧，我們三個就不用介紹了吧?”

　　胡立純嘟噥著嘴說:“我叫胡立純，班裡都叫我阿毛！”

　　阿毛旁邊那個站了起來，“我叫羊希和，二(三)班的，沒有綽號，我是團員。”

　　“儂現在已經有了！叫養媳婦！”李洪才大聲說，大家都哄笑起來。

　　“不要鬧！接著來！”

　　“我叫包訓達，二(五)班的，大家就叫我包訓達。”

　　“我叫程舜堯，二(一)班的，班裡都叫我牛鼻頭。”程舜堯說話甕聲甕氣的，叫牛鼻頭倒也蠻貼切的。

　　“我叫富方正，一(二)班的，班裡就叫我富方正。”

　　“你幾歲啊，沒有十六歲吧?”見到富方正那張比自己還要娃娃得多的臉，姬季遠驚奇地問道。

　　“我一九五一年十二月生的，剛滿十六歲。”

　　“儂是勿是想當兵，多報歲數了，至少兩歲?”李洪才又插上來了。

　　“我沒有，我就是五一年的。”

　　“那算了，儂就叫小孩伐。”李洪才已經幫他起了外號。

　　“我叫莊振祥，是二(四)班的，沒有外號。”

　　“我叫佟士產，二(七)班的，班裡都叫我土產。”

　　衛星中學的十名上海兵就這樣互相認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