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秦齊楚刮目相看的還有童興武與甄必勝。

　雖然在此之前，他們知道秦齊楚能言善辯，而且某些觀點很和領導人的胃口，但是在他們看來，那不過是嘩眾取寵的小伎倆。在秦齊楚提出加強跟兩河國的關系後，童興武與甄必勝才意識到，秦齊楚一直受到重用不是會嘩眾取寵，而是有極為長遠的眼光，因此在戰略判斷上跟領導人不謀而合。

　別說秦齊楚是一個少將，很多上將都沒有他那樣的戰略眼光。

　當天，華夏外交部正式照會了兩河國當局，就兩國建立“和平友好互助關系”給予肯定答覆。

　其實，早在四年前，兩河國就主動向華夏提出，希望能夠在“戰略夥伴關系”的基礎上更進一層。只是在當時，趙耀國考慮到跟中東地區其他國家的關系，沒有立即答應。此後的陳萬鈞則基本上沒有考慮過，畢竟華夏在經濟、外交與軍事上跟兩河國的交集很少，更多的是兩河國求助華夏。

　次日，兩河國當局就做出了回應。

　顯然，這絕對不是小事。

　從本質上講，“和平友好互助關系”協議是準同盟條約，其中明確規定，協議雙方均有給予對方安全保證的基本義務。放在華夏與兩河國之間，就是在兩河國的國家安全受到威脅的時候，華夏有義務提供援助。雖然沒有明確是何種程度的義務，也沒有對援助方式做出規定，但是這種廣泛的承諾，意味著華夏可以在獲得兩河國認同的情況下采取包括出兵在內的手段來兌現承諾。事實上，正是沒有做出明確規定，所以是協議，不是條約，更算不上是盟約。

　如果是在四年前，問題還不是很大。

　很簡單，兩河國提出來的時候，面對的是國內的恐怖威脅，因此所求的也只是華夏在反恐方面給予援助。

　到現在，就沒那麽簡單了。

　雖然在隨後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兩河國當局表示，跟華夏建立“和平友好互助關系”是為了打擊國內恐怖主義，不針對第三國，但是明白人都知道，兩河國在這個時候跟華夏走近，擺明了是要借助華夏抵抗可能遭到的入侵，或者說是利用這份協議來獲得更加可靠的安全保證。

　三天后，雙方外長在華夏首都簽署了這份重大協議。

　只不過，協議還沒有正式生效。

　按照兩國的法律，要在雙方的立法機構批準之後，協議才正式生效。只要被任何一方立法機構否決，協議就將作廢。

　兩河國總統最為積極。

　在簽署協議的第二天，兩河國總統就親自去議會提交協議，並且進行了長達十五分鍾的演講，要求議會優先處理這份協議。

　華夏當局沒這麽積極，不過也不是什麽問題。

　在兩河國議會批準了該協議之後，華夏當局隨時可以把協議拿去立法機構進行表決，而且不存在被否決的可能性。

　陳萬鈞沒有立即采取行動，也是在為外交做最後的努力。

　在簽署協議的當天，陳萬鈞就與特魯尼通了熱線電話，明確提到華夏在該協議中承擔的義務。雖然陳萬鈞的態度比較謙和，不像趙耀國那麽強硬，但是意思表達得很明確，華夏會在兩河國遭到入侵的時候兌現承諾。

　大概是太過謙和，所以特魯尼沒有把陳萬鈞的警告當回事。

　當然，特魯尼已經做出決定，而且華夏不可能再次提出替代方案，所以就算特魯尼把陳萬鈞的警告聽了進去，也不可能因此叫停軍事行動。那不止是面子的問題，還關系到花旗的核心利益。

　說得更直接一點，喊打都喊了一年多了，還不打的話，花旗還有臉充當世界警察嗎?

　只是，特魯尼沒有喪失理智。

　跟陳萬鈞通了熱線電話之後，特魯尼立即找來國務卿亨克爾，由國務院出面，讓幾家谘詢公司對華夏在花旗借道兩河國之後可能采取的行動進行分析與評估。有趣的是，這幾家谘詢公司給出的報告卻是五花八門。有的認為在“協議”生效之後，華夏肯定會立即以兌現承諾為由發起軍事行動。有的認為“協議”本身沒有具體的約束力，因此華夏會在觀望一段時間之後再做決定。有的認為花旗只是借道，不是真正的軍事入侵，華夏為了避免跟花旗爆發衝突，不會貿然出兵。只是，這些谘詢公司的高級顧問全都認為，以華夏現任元首陳萬鈞所堅持的政策，只要能頂住華夏軍方的壓力，他個人更傾向於觀望，而不是在事發後立即采取行動。

　當然，這些評估報告的可信度，肯定得打上問號。

　關鍵就是，那些所謂的“華夏問題專家”對陳萬鈞都不夠了解。在回到中央之前，陳萬鈞並沒有引起外界的關注，甚至沒有多少人聽說過他。在回到中央之後的五年裡，陳萬鈞主要管內部事務，很少參與對外工作，僅有的兩次外事訪問去的也是幾個跟華夏關系密切的亞非拉國家。

　連陳萬鈞到底是一個什麽樣的人都不清楚，憑什麽斷定他所要采取的行動呢?

　只不過，特魯尼讓國務院花錢去找谘詢公司做評估分析，並不是需要建議與意見，而是需要一個拿來說服國會議員的理由。道理也很簡單，國會議員更願相信民間評估機構，而不是白宮與國務院。

　按照特魯尼的授意，亨克爾挑了兩份較為有利的評估報告送交給國會。

　從後事的發展來看，這兩份評估報告產生了決定性影響，甚至可以說，就是這兩份報告把花旗帶入了戰爭。

　要知道，按照花旗的法律，總統在和平時期能調動的只有海軍陸戰隊，任何涉及到需要調動其他軍兵種的軍事行動都需要國會授權。沒有國會授權，哪怕特魯尼下達命令，軍隊也不會執行。如果特魯尼繞過國會行使戰爭權，那麽不需要國會發起彈劾案，聯邦最高法院就能直接廢黜他。

　顯然，在特魯尼努力推動的這場戰爭中，需要的不止是陸戰隊。

　這兩份評估報告所產生的作用，其實就是讓那些態度搖擺不定的國會議員相信，華夏不會介入在海灣地區的戰爭，至少不存在跟華夏爆發直接或者間接衝突的可能性，也就沒有戰敗的風險。

　既然保勝不敗，有什麽理由不打呢?

　也就是這些議員改變了立場，才使得主戰派佔據了多數，最終通過了向總統授權的臨時法案。

　問題是，這能怪特魯尼嗎?

　在克雷格的回憶錄裡面就明確提到，即便特魯尼沒有發動這場戰爭，當選的下任總統也會揮舞大棒。換句話說，發動戰爭並不是特魯尼的特權，而是局勢發展的必然結果。更重要的是，一直在推動戰爭的其實在過去的幾年裡發展起來，獲得大量利益，以軍工集團為首的製造業團體。

　必須承認，克雷格的解釋有一些道理。

　特魯尼成功推動《減稅法案》，卻沒有能夠在此之後讓“基建法案”獲得支持，由此導致的最直接的結果就是，迅猛發展的花旗製造業需要一個消耗過剩產生的機會，其中以軍工產業為首。

　說得更直接一點，沒有戰爭，把軍火賣給誰?

　要知道，在特魯尼的大力扶持下，花旗的軍火企業迅猛發展。不但F-22A實現複產，連F-35A的銷量都超過了預期，還有海軍的戰艦、陸軍的坦克戰車，為了滿足軍事需求都在全速生產。問題是，到西元二零二五年的時候，由東海衝突所帶來的軍火熱已經消退，而且花旗軍火企業還要跟華夏軍火企業競爭。在產能提升的同時，市場卻在縮小，而過剩的產能顯然需要通過消耗來獲取更多訂單。一場大規模戰爭，特別是花旗直接參與，正是大量消耗的關鍵所在。

　只不過，克雷格看到的只是表面，而不是根本。

　在根本上，依然是華夏迅猛發展對花旗產生的威脅。

　如果特魯尼沒有發動這場戰爭， 而是把決策權留給下任總統，那麽下任總統就一定會發動戰爭嗎?要知道，大選還沒開始，就算共和黨競選人暫時領先，也未必能夠贏得最後的勝利。如果民主黨在大選中勝出，爆發戰爭的可能性將大幅度降低，至少民主黨競選人一直主張通過協商談判解決與華夏的矛盾。如果下一任總統沒有堅持特魯尼的路線，拖上四年，甚至八年，那麽還有必要發動戰爭嗎?至少對那些能影響白宮，也能通過各種看不見的手段控制國會的勢力來說，根本不可能指望這些不確定性因素。既然一切都已準備就緒，那麽由誰來發動戰爭又有什麽關系呢?

　從這個角度看，製造這場戰爭的不是特魯尼，而是花旗的金融資本、產業資本與軍火巨頭。這一點，在國會給總統授權的表決中就能看出來。眾議院的四百多名議員中，有接近一半會在任何情況下投讚成票，而他們代表的就是金融資本、產業資本與軍火巨頭，參議院更是有半數以上的參議員會無條件的支持授權。

　陳萬鈞做了最後的努力，卻沒能擋住滾滾前進的花旗戰車。

　其實，這也說明，在國家利益面前，不管是華夏元首、還是花旗總統都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決策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