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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元二零二三年一月，華夏南部某軍港。

　與往常不同，童興武在天亮前就來到艦隊司令部。把工作安排下去之後，他就在秘書的陪同下去了機場。

　遠航回來後，童興武就晉升為海軍中將，出任南海艦隊司令。

　只不過，在這個位置上，童興武隻坐了不到一年，他現在的身份是南方戰區海軍艦隊總司令。

　去年，海軍按照軍事改革的規定完成了編制調整，已經存在數十年的三大艦隊由此成為歷史，取而代之的是由海軍司令部直接管轄的三個職能司令部，即艦隊司令部、航空兵司令部與後勤裝備司令部，以及編在北方、東部與南方戰區之下的，專門負責作戰與訓練的艦隊司令部，而三大戰區的海軍岸基航空兵則統一交由戰區航空兵司令部管理。因為戰區航空兵司令部的主要職務均由空軍將領擔任，所以在執行作戰任務的時候，海軍岸基航空兵聽從空軍調遣，只是裝備建設、人事任命等方面的權力依然留在海軍手中。從長遠看，海軍最後能保留下來的只有艦載航空兵。

　雖然很多海軍將領對此感到不滿，連何長風都在一年多前，因為堅決反對剝離岸基航空兵而提前離開了海軍司令部，接任的是立場較為溫和的龔毅銘上將，但是大勢所趨，也就只能不滿。

　所幸的是，在龔毅銘的努力之下，海軍沒有失去所有岸基力量。

　按照最近討論的結果，海軍將保留反潛巡邏機、海上巡邏機與搜救飛機，剝離的只是以戰鬥機為主的戰術航空兵與以轟炸機為主的遠程航空兵。簡單的說，海軍隻保留與對海作戰有直接關系的岸基航空兵，而那些空軍已經擁有的，海軍不再保留。這裡面，顯然不包括艦載航空兵。

　其實，在眾多海軍將領中，童興武是少數讚成這套改革方案中的一個。

　關鍵就是，保留岸基戰術航空兵與岸基遠程航空兵，不但跟空軍存在競爭關系，還會耗費大量原本應該用來增強艦隊實力的資源。要知道，海軍每年為岸基航空兵采購作戰飛機的花費足夠建造好幾艘055型驅逐艦了。在擁有了艦載航空兵，而且艦載航空兵越來越強大的時候，根本沒有必要保留岸基航空兵。在童興武看來，只要空軍願意接手，就算把反潛巡邏機與海上巡邏機交出去也沒什麽關系。對於志在走向遠洋的海軍來說，只能在家門口活動的岸基航空兵沒多大價值。哪怕今後獲得更多海外基地，也可以讓空軍進駐，海軍要做的就是打造一支強大艦隊。

　這一輪改革，其實就是要為海軍減負，讓海軍集中力量打造艦隊。

　關鍵是，在改革完成之後，海軍的裝備經費隻減少了百分之十五，而在此之前，岸基航空兵的佔達到百分之三十。雖然保留了反潛巡邏機、海上巡邏機與搜救飛機，但是海軍在這方面的投入很少，在裝備建設中所佔的比例還不到百分之五。很明顯，海軍等於額外獲得了百分之十的裝備費用。

　這是個什麽概念?

　多出來的這些經費，能讓海軍每年多建造三艘大型驅逐艦，或者兩艘攻擊核潛艇，或者一艘大型航母，或者一個大隊的艦載戰鬥機。對於正在高速發展的華夏海軍來說，每年多出來的這些經費具有極為巨大的價值，相當於每五年多獲得一支航母編隊，或者提前十年打造出十支航母編隊。

　從這個角度來看，新任總參謀長雷天靂上將對海軍很不錯。

　當然，童興武也知道，大力支持海軍發展的並不是雷天靂，而是趙耀國，雷天靂不過是在執行趙耀國的建軍戰略。

　讓趙耀國全力支持海軍發展的原因只有一個:越來越複雜、越來越凶險的國際局勢。

　在遠航艦隊環球航行之後的兩年，國際局勢一點都不平靜，可以說是熱鬧紛呈，說是險象環生也沒有錯。

　導致這一切的不是華夏，而是花旗。

　在《減稅法案》正式生效之後，花旗的製造業迎來了春天。去年，也就是《減稅法案》正式生效的第一年，花旗的製造業就增長了百分之十五，帶動國民生產總值增加了五個百分點。雖然其他產業遭受重創，均出現下滑，但是花旗的國民生產總值依然在去年實現了百分之三的增長。

　對於一個超級發達的工業國來說，這是一個極為難得的成績。

　更重要的是，這是實打實的增長，而不是虛擬層面上的繁榮。簡單的說，從中獲得好處的是以傳統製造業為主的企業，以及眾多產業工人，而不是那些靠投資牟取暴利的金融資本家，也不是靠虛擬經濟暴富的科技界權貴。用特魯尼在國會進行國情谘文演講的話來說，讓眾多的勞動者能夠通過勞動過上幸福生活，是花旗夢的回歸，也是讓花旗再次變得偉大的基礎。

　在強勁增長的帶動下，花旗國內消費市場也是一片繁榮。

　雖然很多新聞媒體依然認為《減稅法案》損害了花旗的高科技企業，必然會在將來的某一天讓花旗遭受巨大損失，但是誰也不能否認，正是這部法案讓花旗走出了已經持續十多年的金融危機，真正在經濟上開始複蘇。

　此外，在聯邦當局的帳面上也不是很難看。

　隨著大批企業回流，花旗聯邦當局的稅收並沒有出現暴跌，只是小幅減少，而且完全可控范圍內。

　困難肯定有，不過遠遠無法掩蓋充滿希望的未來。

　按照一些經濟學家的樂觀估計，花旗聯邦當局將在特魯尼卸任前，也就是西元二零二六年實現收支平衡。只要《減稅法案》的各項條款得到全面落實，花旗聯邦當局有望在今後十年之內償還所有債務。

　為此，那些支持特魯尼的經濟學家將此比喻成“第二次新政”。

　當然，這只是樂觀派的觀點。

　對於另外一派經濟學家來說，《減稅法案》根本就不是“新政”，而且把花旗從西元一九二九年的經濟危機中拯救出來的並不是羅斯福總統的新政，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戰爭產生的巨大損耗。

　用這些經濟學家的話來說，哪怕二戰沒有在歐洲爆發，花旗也會在十年之內發動一場大規模戰爭，以此消耗掉國內過剩的工業產能，通過戰爭來創造市場需求，從而讓眾多在經濟危機中苦苦掙扎的企業獲得生存下去的訂單，讓大量產業工人保住飯碗，最終讓經濟回到正常軌道上來。

　按照這些經濟學家的觀點，由《減稅法案》帶來的繁榮只是暫時的，甚至是假象。

　很簡單，花旗的繁榮，其實是通過讓資本回流，為本國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增加本國勞動者的收入來擴大本國市場需求，從而實現經濟層面上的繁榮。與此同時，那些流失了資本的國家卻處在水深火熱當中，不但其國內工人將面臨失業威脅，其國內市場也必然會隨之開始萎縮。

　結果顯而易見，花旗保住了自己的利益，卻損害了全世界的利益。

　這樣的局面能長久維持下去嗎?

　問題沒有爆發，不等於不存在。

　其實，在某些方面，由《減稅法案》產生的負面影響已經顯現了出來。

　去年，鬱金香國通過脫歐公投，繼大不列顛之後，成為第二個從歐洲大家庭裡搬出來的成員。雖然鬱金香國只是一個人口不到兩千萬的小國，但是經濟規模在歐洲排第五，還是歐洲大家庭的創始成員國，而大不列顛並非創始成員國。也就是說，鬱金香國脫歐的政治影響遠在大不列顛之上。

　說得嚴重一點，如果沒有奇跡發生，已經存在數十年的歐洲大家庭很有可能在幾年之內土崩瓦解。

　導致鬱金香國脫歐的關鍵原因，就是歐洲各國在減稅問題上的嚴重分歧。

　做為小國，鬱金香國堅決反對減稅，而且絕大部分公民都不願意失去福利保障。可是對於人口多得多、經濟規模大得多的其他歐洲國家，特別是高盧與日耳曼來說，不減稅就是坐以待斃。在高盧與日耳曼強行推動減稅措施的情況下，鬱金香國的左翼政黨發起了脫歐的全民公投。

　顯然，這就是歐洲面臨的最大問題。

　高盧與日耳曼堅持進行社會轉型，執政的右翼政黨更是積極推動減稅措施，以此跟花旗進行抗衡，保住至關重要的高端產業。以鬱金香國為代表的眾多小國，特別是在高端製造業領域沒有多少建樹的歐洲國家堅決反對減稅，認為減稅損害的是國民利益，滿足的是大企業與大資本的胃口。

　雖然高盧與日耳曼是歐洲的領袖，也是歐洲最強大的兩個國家，但是它們挑戰的不是身邊的那些小國家，是大洋對岸的花旗。顯然，不管是經濟實力、人口數量、資源規模等各個方面，高盧與日耳曼的差距都太大了，哪怕高盧與日耳曼全面聯合到一起，也就是成為一個國家，跟花旗也不在一個級別上。

　從這個角度來看，歐洲分裂已成定局，鬱金香國脫歐僅僅是開始。

　當然，叫苦不迭的不止歐洲國家，而是全世界，首當其衝的就是眾多發達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