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清代,城牆外的居住區進一步擴大。康熙時,據孫嘉淦所見,‘閶門內外,居貨山積,行人水流,列肆招牌,燦若雲錦,語其繁華,都門不逮’(注釋62)。不僅如此,閶門外的商業區已與楓橋鎮連成一片,延綿20裡之長(注釋63)。當地的虹橋毀壞後,‘城內外從橋而達者日不下億萬,眾悉呼艇爭渡,負販竇夫則望洋而歎’(注釋64)。”【1】
他這一段話是說滿清時期的蘇州比明代更繁榮了,居住區和商業區進一步擴大了。孫嘉淦這段話的出處注釋62是孫嘉淦著的《南遊記》,關於閶門和楓橋連成一片的出處,他文中對應的引文注釋63:“康熙(松江府志)卷54遺事:‘吳閶至楓橋,列市二十裡’”,虹橋這段的引文注釋64是:《同治蘇州府志》卷三三橋梁(實為津梁)。
表面上看真是一點問題也沒有,一個是引用清人《南遊記》的話,一個是引用康熙時期的《松江府志》,再一個是引用清朝同治時期的《蘇州府志》。
當然如果了解一點時代背景,就會有些納悶。孫嘉淦是康熙二十二年出生,康熙五十二年中進士,他的《南遊記》寫於其母死後丁憂之時,其文中自敘時間在庚子秋,那就是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而康熙《松江府志》是在康熙二年修的。
李伯重把康熙五十九年的記錄放在前面,康熙二年的記錄放在後面,兩者之間用“不僅如此”來連接,以表明更進一步的關系,這確實蹊蹺得很,難道時間在這裡居然倒流了?最後一個同治蘇州府志,似乎時間順序還對得上。
我們再去查一下康熙二年的《松江府志》,結果大吃一驚!原來“吳閶至楓橋,列市二十裡”這句話的原文明明是記載明代蘇州時期的情形,和滿清半點關系都扯不上,卻被李伯重張冠李戴到了清朝頭上。
其原文出自卷五四《遺事下》。我把其相關背景摘錄一下:
“崇禎乙亥(也即1635年,崇禎八年),好事者倡議擴城(指擴大松江府城),方知府嶽貢,銳於有為,欣然從之,遂命衙官破土,民皆以為不便,……錢機山龍錫貽書止之”
這錢機山龍錫,就是赫赫有名的袁崇煥後台,曾經擔任內閣大員的錢龍錫,機山是他的號。《明史》中說他崇禎四年後就“戍定海衛。在戍十二年,兩遇赦不原。其子請輸粟贖罪,會周延儒再當國,尼不行。福王時,複官歸裡。未幾卒,年六十有八”。
把他說得真是可憐兮兮的,崇禎死後才回故鄉。然而從《松江府志》的這段記載來看,這廝分明早就潛回家鄉松江華亭了,要不然也是在戍所待遇幾和上賓無異,根本不是流放犯的處境,這才可能任意通信,甚至對家鄉地方官員指手畫腳。
康熙《松江府志》這段話的意思是在崇禎八年的時候,有人提議要擴建松江府城,當時的知府方嶽貢,也欣然采納這個建議。結果觸犯了當地一大批人的既得利益,錢龍錫就成為了他們的利益代言人,給方嶽貢寫了一封書信要求終止修城計劃。
“吳閶至楓橋,列市二十裡”這句話就出自錢龍錫給方嶽貢這封書信裡的內容,其上下原文是這樣的:
“且市井商賈托業不同,水次貿遷,城外為便,使西城果築,又當移居以就之。蘇郡吳閶至楓橋,列市二十裡,未聞別議興築,何獨敝郡偏於民窮財盡之時,倡此勞人動眾之說?如民居必在城內,則自東關至華陽橋,闤闠亦四五裡,南北兩關,亦複櫛比,又何獨惜於此,
而忍於彼乎?”【2】錢龍錫反對修城的理由有三個,一個是修城就要花錢,錢從哪裡來,當然是從大戶出。“即持議者之心,亦必知必及於大戶也夫。此興無故之役,以竭其膏髓,大戶既窮,小民立槁,固不可為矣”。
怕要大戶掏錢是一個理由,但最主要的理由還不是這個,而是城外居民實在太多了,幾乎每一寸土地都已經被開發利用
一旦要擴建城池,城牆所經之地的那些居民就要拆遷,這是他們堅決不乾的。
還有一點就是涉及蘇州的這段引文裡說的了,城外從事商業貿易的市民這麽多, 你就算擴建了,你有辦法把他們都包括進去嗎?如果根本不可能都包括進去,那為什麽要厚此薄彼?擴建城池又有什麽意義? ㊣百度搜索:㊣\\、半@浮¥生\//㊣
正是為說明這一點,錢龍錫才拿蘇州做例子,他說蘇州城外的商業區,從吳閶到楓橋,綿延二十裡,都沒有擴建城池,憑什麽我們松江就一定要擴建。
從這段記錄來看,倒是可以看出明代晚期,城市人口大量溢出到城外,范圍甚至比城內要大兩三倍之多,已經是普遍現象了。那些擴建城池的固然是原本城內人口達到飽和,就是那些沒有擴建城池,其市民溢出城外的數量甚至規模更為巨大,以至連擴城都無法包容進去,只能破罐破摔,索性不擴城了。
任何心智正常的人,只要他查閱過康熙《松江府志》原文的人,都不可能搞錯。所謂蘇州“吳閶至楓橋,列市二十裡”只能是指的明朝時期的蘇州,和滿清時期的蘇州連半毛錢的關系都扯不上。
李伯重對康熙松江府志內容既然是如此造假,把一清二楚明代蘇州的情形安到了滿清的頭上,那麽他引用的那個同治蘇州府志又如何呢?
《同治蘇州府志》卷三三《津梁一》裡確實有關於虹橋的記述,虹橋在蘇州城外,若按“城內外從橋而達者日不下億萬,眾悉呼艇爭渡,負販竇夫則望洋而歎”,城外人口密集達到這樣的程度確實令人驚歎。
但問題是這段記述是誰寫的,是描繪哪個時代的?
《同治蘇州府志》中同樣清清楚楚記載著這段話是明朝的牛若麟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