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恰就在此時,點點的白煙似乎憑空從遠處的山谷間的地面上冒起,轉眼間,聲音也開始傳了過來。似乎無數埋伏好的炸雷地面上突然爆起。當張仁頲再以望遠鏡仔細觀察的時候才發現:原來是不知道什麽時候早已掩蔽在距離大營一百五十步到二百步不等距離上的炮位掩體在連綿不斷的發射。
十七個炮位掩體大概三十幾個土炮的炮點打出的炮火竟然密集的如同過年時的鞭炮一般,而且響起來似乎也如鞭炮一般連綿不斷、更是讓張仁頲感覺到到可恐怖,也感覺到一絲蹊蹺。因為這火炮的聲勢根本不像是已經暴露的這幾十門小炮的聲勢、倒像是至少上百門炮才能打出來的聲勢。
三錢左右的重彈並不大,在幾百米遠的距離上就算用幾倍的望遠鏡也很難觀察清楚了。可一團團數以百計的鉛銀色彈丸飛入大營附近的時候還是飛濺起了一層層十分明顯的土花。空氣似乎也如同有一股股銀色的霧氣飛向目標一般。
張仁頲畢竟是個外行,看到的只是個熱鬧,此時的他還看不到更多的東西。而董大勇與徐進等人卻看到了相比數月前的十堰剿匪之戰,此時的各炮炮隊的炮擊精度明顯提高了很多。而且兩人都清楚管帶的為人,知道這不可能是預先標定距離一類的作弊手段後的結果。在這樣沒有標識杆做為測距手段的情況下,似乎也打出了十幾分之一距離的散布精度,能讓那些散彈更有效的從半裡或一裡左右的距離上散布在不到十丈方圓大小的范圍之內。
不過,對於那些彈丸能不能破壞簡單的木盾或被覆之後有效的殺傷對手,其實就連董大勇也沒有太大的信心。理論上講,如果對手沒有任何掩蔽手段,又是這種按自己來看比較密度的隊形,松木炮發射的那些比彈弓威力大不了多少的弓箭初速火槍彈丸都能入肉見血構成有效殺傷了。可是那些看起來很猛烈的殺傷手段在防護裝具面前很可能就相形遜色。尤其是負責安排過陣地的自己都知道,那木板的厚度即便做為盾牌來說也是沉重的,幾乎達到了一般步兵的攜行上限。
真正另大部分勇營內的孩子們還有其他不少人感覺到震撼的,是這些射程足有一裡距離、威力形同最頂尖投石索高手發射出的鉛彈彈丸火力果真能在大多數角度上把那些簡單的被覆木盾木板打透打破。
五分鍾的時間內發射出去的近二十萬枚三錢重彈的轟擊之下,特別是轟擊還盡可能的以一定角度的側射方式進行、盡管沒有十堰剿匪之戰時那種圍攻手段,還是能夠讓大部分彈丸繞過營牆的防護有效的威脅到裡面的假想敵。
粗略統計之下,被破壞的模板不計起數,至少有一千余具躲避在壕溝和犄角內的人形沙包被幾百焦耳威力的重鉛彈砸破了口。
名為“鑽木行動”的火力演練當然也不僅僅是如此,還分階段的進行了步兵攻堅演練。帶有輪式防盾的精確後膛槍射手和輕型土炮的掩護之下,另一部分人力可以攜行的土炮直接逼近到距離敵牆不過二三十丈左右的距離上展開迅猛的火力。幾十枚獨頭重彈的轟擊之下,看起來很厚的營牆被打出了一個小小的射口。散彈的有效運用更是能讓陣地內的敵人不敢過多的運動和調動兵力,這樣就能在最迅速的情況下突破對手的外圍工事了。
當然,張澤華從內心上來講並不完全滿意,因為在普遍裝備洋槍之後,真正的像過去那種實彈對抗就很難有意義的進行了。經過這麽多場演練,
孩子們也知道演練中的火力雖然打在身上可能生疼,但畢竟營官不會讓自己人付出重大實際傷亡的。 可是營內的絕大部分孩子們都通過這場火力演練確立起了絕對的自信:防守顯然比進攻更為容易。如果突擊作戰中都能重創甚至拿下幾千強敵、那就是面臨幾萬人的大軍,又有何畏懼的呢?
在觀看了這次火力演練的回報心得總結之後,張澤華也終於下定了決心:以召集比較可靠的組織骨乾的方式下達了自己的檄文:“兵諫京師、革新天下!”
這檄文甚至根本沒有用文言文來寫的打算,而是矯枉過正的采用了漢語拚音做為文字。這幾個月的教學和訓練的經歷也讓張澤華明白:就算是普及簡體字,掃盲也是一件成本巨大的困難工作。要對抗遺忘,所花費的成本幾倍於識字,很多在建國初期掃盲運動中過關的人因為缺乏必要的文字環境,就像多半學過英語20世紀90年代學生,最終會從“啞巴英語”退化成“少兒英語”。可是要教會大多數人漢語拚音,則並不難,因為它是與人們幼時就學會的母語語言直接掛鉤的。張澤華當然不並打算拋棄漢字,可是做為一種認知推廣手段,只需要幾十個學時就能牢固掌握的漢語拚音是有其意義的,而且:更利於普通話的推廣。
語體,就更是新文化的大白話了,還是用了後來《新青年》刊物才完善的現代標點符號。
之前,張澤華設想過很多起事的由頭和手段比如:為欺男霸女、體罰驅逐、殘酷盤剝等遭遇的農民出頭、出頭的過程還要隱蔽自己的力量,盡可能不要一開始就嚇倒那些土豪劣紳,一定要製造矛盾衝突並讓矛盾鬧大最後總攤牌。當年李自成起事的時候好像就搞過類似手段。這類不平之事,在黃安縣可以說絕不少見。別的地方,一個縣有個位數的土豪劣紳就可以說是風氣很差的地方了。而這黃安縣、近代以來伴隨著黃商的崛起還有龐大的歷史關系基礎,此類土豪劣紳可以說一個優秀班主任給這些人上一年的課,都不一定能把人名叫全---數以百計比比揭是。在這裡找不平之事,可比《暴風驟雨》裡的那些土改工作隊容易多了。畢竟四十年代的地主階級也不傻,知道全國形勢是怎麽個形勢,地價都開始大貶了。而在這個時候,伴隨著不少不少護院門有了洋槍,態度也開始同過去大不一樣了。
可是後來,張澤華還是覺得這些類似主角打臉情節的伎倆最好別用。將心比心,張澤華從來不認為自己是個合格的革命者,要是自己有了特權,也欺男霸女怎麽辦?自己的個人欲望好解決,成本對於整個社會也不高。可是自己能保證自己以後的基層在快速擴充的時候也和小說《李自成》中的老八隊一樣嗎?要是到了後世網絡時代,被真相黨們“扒糞”怎麽辦?
但是:自己有了權力、絕不會成為追求剩余價值剝削無度的資本家,不會搞血汗工廠與利滾利,這點兒自我判斷雖然不知道是否客觀正確,但自我認知卻還是有的。每一個現代青年的心中都有惡念和特權夢、種馬夢,但也都有一個烏托邦夢、偉人夢。就像幾乎所有歷史架空小說的主角們都會在古代或近代搞八小時工作製、二五減租、甚至歐式社會福利一樣。特權帶來的惡是人性的結果,可封建時代和資本主義時代的經濟剝削,有其家族負擔管理負擔社會競爭、或落後的備荒需求和倉儲成本等各種客觀原因,卻並不是人性所左右的。
因此:張澤華直接攤牌的打算也從找那些欺男霸女之人的茬變成了更直接的攤牌:直接光明正大的在秋收中宣揚自己的政策、為大多數人撐腰。而自己和行動和政策,也一定會讓全縣甚至臨縣的牛鬼蛇神們被氣炸並對自己的“改良攤牌”有所回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