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武五年就在一片忙碌和熱火朝天的建設之中度過了，隆武六年新年伊始，度過新年假期休息之後，蕭如薰立刻召開了大朝會。

大朝會上，各部尚書紛紛將上一年度的政府工作報告和本年度的工作安排進行當庭公示，互相之間有什麽問題則當場議論，交給皇帝來評斷，然後就開始全年的工作。

今年是蕭如薰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最後一年，完成前一個五年計劃的同時，還要為明年的北伐和新一輪五年計劃做準備。

蕭如薰已經宣布將大秦的政策按照五年一個周期進行安排，規劃好五年的發展歷程，然後全力實現，並且超越，然後再規劃下一個周期。

這樣的周期制度運行好了，對國家政策的平穩推行和政局穩定是很有好處的。

眼下大秦的政局十分穩定，第一個五年計劃進入收尾期，而大家都很明顯的看了出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目標在隆武四年下半年已經基本完成。

經濟建設，土改進行，鄉政府和村農會的建設，滅蝗滅螺，大馳道的修建，秦軍改組，新生入學，遠航歐洲開辟商路，減輕農民負擔增加商稅收入，擴大土豆玉米番薯的種植面積，擴大家禽蓄養數量和規模等等。

蕭如薰操縱著史無前例龐大規模的中央政府指揮著地方政府完成了這一系列的行動，每個方面的行動都在有條不紊的展開進行，建設的相當可觀。

而今年，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為北伐做準備，北伐的準備已經進行了許許多多，包括軍隊到位，模擬演練，後勤保障，考察地形，刺探情報，總之萬事俱備，隻缺蕭如薰一個命令。

參謀總部已經將整個戰略擬定，最關鍵的地方已經確定好，怎麽打擊，怎麽殲滅，怎麽長途奔襲，怎麽將重要的草原劃歸己有等等。

甚至朝廷還為此準備了一套以後招募牧民在草原上定居的策略。

現在一切都準備的差不多了，就差一個命令了。

而這個命令，也就在蕭如薰的一念之間。蕭如薰是還想將這個基礎打得更加牢固一點的，所以一直沒有下達命令讓軍隊出戰，這一戰必然是傾國之戰，一定要完全準備好，各種預案都要準備好。

於是他正在從大朝會的內容當中判斷這個國家的根基是否已經牢固，物資準備是否已經十分充分。

他所得到的答案讓他非常滿意，也很高興。

結論就是大秦已經做好準備了。

“大馳道的修繕，西北和遼東方面都已經接近尾聲，通過大馳道的運輸和進軍的速度超出原先的三分之一，時間上有了大大的富裕，另外在整個運行機制上我們也在不斷的改進，今後速度會有更快的提升。”

由工部當中分離出來的交通部尚書李如雨全面負責大秦整個交通建設安排，這幾年，也是把西北大馳道和遼東大馳道當作重中之重來抓，效果還是很不錯的，工作非常得力。

“關於蒙學建設方面，北直隸，山東，南直隸，福建，浙江，陝西，都已經全面鋪開，其中北直隸和南直隸的初級學堂和中級學堂也開始建設，我們計劃在十年內完成北直隸和南直隸的從蒙學到大學的一體化建設。”

教育部尚書目前還是孔氏族長孔尚賢負責掛名，實際負責的是左右侍郎朱樺和陳慶，這兩人一南一北的將整個場面鋪開，在鄉裡建設起了蒙學堂，開始用新發明的注音法傳授幼童識字的方法。

掃盲行動已經開始，大秦的錢沒有白花，相信在蕭如薰有生之年，可以看到教育普及的初步效果展現。

然後是水利建設方面，

關於黃河的治理和各個蝗災區的水利建設，工部下了大功夫去治理。工部尚書楊一魁這幾年就沒怎麽在京城待著，而總是到外地去監工，去調研，去督查各地的水利建設過程。

蕭如薰把水利建設比作國家的血脈運行，對此十分關注，這也關系到農業生產和糧食產量，每年朝廷都對糧食產量有硬性指標，楊一魁要是辦不好水利，農業部尚書能跟他玩命。

所以關於工部水利建設的問題，農業部比蕭如薰還要關注，這關系到年末的業績考核，以及他們自己的升官。

這幾年沒有什麽大的自然災害，總體來說還是風調雨順的，有災害的地方因為水利的修繕也有些許的幫助，加上高產作物的引入，各地沒有出現饑荒的消息，基本上人們都能堪堪吃飽肚子。

只要能吃飽肚子，鬧騰的人就沒有， 天下就安定了，人人都在想著要過上好日子，要努力乾，努力做工，努力掙錢吃肉穿好看的衣裳，整個社會的氛圍就很好。

蕭如薰對於這樣的氛圍是十分滿意的，所以對朝廷幾大部門的看法也不錯，認為他們做得很好。

然後就是戶部對大秦戶口的調查統計的最終數據，這個數據在隆武四年年初就給出了，大秦眼下具體的人口數量在一億三千萬左右。

在消滅地主豪紳地方豪強的時候，大秦的地方政府發現了大量的隱匿戶口，而在山林中進行清查逃戶的時候，又發現了一批逃到山中的逃戶。

這兩個群體加在一起數量就很大了，接著，蕭如薰解放了浙江地區的墮民和一些非民戶的戶口，這一批戶口數量也極大，而且沒有納入明政府的納稅戶口統計當中。

這樣就多出了好幾千萬人。

最後，蕭如薰把刀砍向了民間的寺院和道觀。

歷史上滅佛運動和限制道教的運動屢見不鮮，中國皇帝不能允許宗教和他爭奪納稅人口以及話語權，黃巾起義等數次帶有宗教性質的起義行動也給中國皇帝敲響了警鍾，所以中國素來沒有宗教和皇權相爭的傳統。

明朝就對佛教和道教進行了較為嚴格的限制，明初這種限制相當嚴厲，限制了寺院道觀的數量和出家人的人數。

因為這幫家夥不事生產不交稅，還廣有地產，很多時候出現饑荒，大量百姓投入寺廟道觀，使得他們的勢力在地方上激增。

之後明政府對地方的掌握越來越弱，雖然官方度牒發放少，但是地方上有大量的違法私度。

情況就開始惡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