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廟也即是孔廟，高密孔廟所在，正在城北偏街東南。

　廟前無街，只有通衢大路貫通南北，加上距離城郭較遠，周圍也無民居，倒也是一個地域寬闊適合人員聚集的好地方。

　由於此時還是隋末時期，山東各地的文教事當然不如明清時期興盛，所以這個時代的高密文廟規模也是不大，也就前後兩座規模不大的明堂，外加四舍廂房。

　須得知道，這隋末時代科舉也才剛剛方興未艾，各地對孔子和儒教的推崇還沒有明清那麽狂熱，也就只有孔子老家的山東地區才有此規模的孔廟，且各地建置孔廟之事，也是始於北魏孝文帝，直到唐太宗以後才出現各地鄉縣皆建殿設廟的情況。

　而此時的高密孔廟，前堂名曰先師殿，後堂為崇聖祠，然後四舍廂房則分別撥給工作人員作為安居和進學之所，佔地大小不過數畝規模。

　只是，這日一早也不知道誰人組織，便見得至少上千身穿青衫、儒袍的文士書生竟是不約而同地從各處用來，帶著筆墨紙硯還有祭祀諸物前來廟祀。

　因為從傳統來說，文廟也屬於公廟，需要承擔地方社火的組織和一些文事方面的活動安排，所以是直接受地方教諭領導，所謂廟祝(工作人員)也是屬於官府六房文吏的編制。

　而今日既不是年節，也沒提前通知有安排什麽活動，所以對這突然出現的人員集聚，文廟的工作人員當然知道肯定事出有因，也就急忙派人去了高密縣衙通傳，而高密如今的民政系統是天鳳軍直屬，雖然此時也才以最快的時間通傳到了黃小剛這裡。

　一聽有大量文士儒生聚集文廟，黃小剛先是一愣，對左右問道:“莫非今日是什麽節氣?”

　左右皆是負責版印的工匠，按道理說也都是曉文識字的文化人，可卻沒人接茬表示今天的確是可以搞祭祀的節日，於是黃小剛就有些納悶了，忙也丟下手中的試卷走出門來，向一旁正在支應匠人做事的皇家書局管事王迎秋問道:“本地文士可是常有祭祀文廟之事?”

　王迎秋本就是高密本地人士，且是個在本地打理半輩子雜貨鋪的老掌櫃，對地方之事倒是很熟悉，聞言便也搖頭道:“我鄉文教雖說興旺，但文事並不繁多，想來今日卻非祭祀吉日。”

　聽得王迎秋如此說道，黃小剛便也隨口低聲咕噥了一句道:“怪了，難到這個時代就有人開始玩哭廟了?”

　黃小剛口中提到的“哭廟”，具體來說是一種在明清時期，尤其是明朝差不多被人玩壞的一種組織實施“大規模群體性聚集事件”的經典由頭，明朝因為經濟發達，人文薈萃，來自殷實之家、中產階級的讀書人漸漸成為當時的一股重要社會監察力量，當官府有不法之事不當之舉，士子們每每聚集文廟，作《卷堂文》，向祖師爺孔聖人哭訴後，更召集民眾向上級官府申告。

　而其中最有名的，也是導致黃小剛能知曉和記住“哭廟”這兩個字和其中含義的總要事件，也就是清初著名的“金聖歎哭廟案”。

　所謂的“金聖歎哭廟案”也即是一件發生在清朝順治末年的重大政治事件，當時也即是順治十六年事，蘇州一代發生災荒收成大減，本來富庶的江南水鄉變成了饑民遍地的災區。清政府本應減免糧賦，救濟災民，可是江蘇巡撫朱國治和新任吳縣縣令任維初不顧百姓的生計困難，照常催逼糧稅。

　且更為可惡的是，縣令任維初竟監守自盜，私吞公糧，中飽私囊，數額高達三千多石，其虧空部分卻要災民悉數補償。百姓對任維初恨之入骨，蘇州本地文人倪用賓、金聖歎等諸多生員更是怒火中燒，決心把這些貪官汙吏趕走。

　到了順治十八年二月初一，順治皇帝駕崩，哀詔傳到蘇州，巡撫以下官員各在府堂設立奠幕，並按規定哭靈三日。倪用賓、金聖歎等人認為，正好借哭靈之機控告任維初等人的貪汙殘暴，惹起眾怒，達到驅逐貪官的目的。

　於是到了二月初四這天，諸生員近百余人來到當地孔廟鳴鍾擊鼓，又一起來到府堂哭告。

　一時之間，跟隨者達到上千人，號呼奔走，群情激昂，震動了整個蘇州城，釀成了一場大規模的抗議示威活動。當地撫臣見此情景大驚，不但不體恤民意，相反卻立即派兵捉拿，示威群眾經不住刀砍馬踏，嘩然而散，金聖歎等十一人被當場捉拿，下入獄中。

　而比起老朱家的人來，野豬皮的後裔們可不是好糊弄的，對此這等足夠動搖統治基礎的重大事件，清廷做出的決定自然是采取嚴厲的鎮壓手段，懲一儆百，不久此案以諭旨定罪:金聖歎等八人斬決，家產籍沒，妻子充軍，其余十人也處以死刑，連同其他案中人犯共一百二十一人，皆斬於南京的三山街。

　而金聖歎這個明末清初文壇的怪才牛人最後也坦然引頸就戮，死後葬在蘇州城外五峰山下。

　而黃小剛之所以對這個哭廟案知道得如此詳細，也正是因為對金聖歎這個人感到好奇，也才點開了一部講述清初三大案(通海案、哭廟案、奏銷案)的文教片。

　(PS:金聖歎之所以出名，還因為他曾經點評過一本叫做《推背圖》讖文奇書，據說他被殺其實也是與此書有直接關系。)

　所以黃小剛聽到說這隋末的文人們， 居然也不約而同的集體跑去文廟搞事情的節奏，也就自然而然的把這事和哭廟案給聯系了起來。

　說實話，如果單從這類事件本身的性質來說，民間的文人書生本著維護公益、檢舉不法、監督公權、檢察社會的目的搞搞“哭廟”，通過這種方式來向統治階級反應社情民意，它本身“應該”被認定為是一件正能量的事情。

　因此在明朝統治時期，一旦發生“哭廟”事件，所申告的事項往往能直達中央最高統治者，從而令地方官府不敢小視並且謹慎對待，可是金聖歎一案卻是撞了南牆，結果野豬皮的子孫們可不是好說話的，直接冠上一個“惡性大規模群體性聚集事件”的由頭，把鬧事的統統抓了殺頭完事。

　而如今，雖然黃小剛也不確定這些隋末的文人是不是突然靈光一閃，無師自通的突然就會了“哭廟”這個技能，可是他顯然要迅速做出選擇，看是選擇放任不管任其發展，還是選擇血腥鎮壓，殺一儆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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