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陽總領事館事件那段被反覆播放的錄像片斷很具衝擊力，在武警和私闖領事館的難民撕打後出現的副領事為武警揀起了帽子，那付慌慌張張的神情，實在有失尊嚴。我兩年前還在駐北京的日本大使館裡工作，所以又有別樣的感慨，不禁捫心自問:如果自己置於同樣的狀況，是否能在短時間內正確地處理好這件事?因為工作經歷的原因，我無法把那個不知所措的副領事之舉看成是他人之事，我對於整個沈陽總領事館事件的感想是複雜的，對於中日各自的主張和輿論的動態也有些想法，下面是我個人的一些感想。人權和主權在此次事件中存在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問題，也就是說人權問題和國家主權問題被混淆在一起了。看到武警製伏三名女性的場面，特別是看到小女孩那可憐的樣子，所有的人都會不由自主地想到:怎麽能對女人和孩子如此野蠻?！但關於侵害主權問題，我認為核心不在於上述場面，而在於武警進入日本領事館內將已進入館內的兩名男性帶走的行為。雖然錄像中拍到了為逮捕三名女性，中國武警跨進了領事館館門的內側，但僅是門口附近的事情而已，如果僅僅憑這一點就指責“侵權”的話，恐怕連負責東京各外國公館警備的日本警視廳也會感到工作難做。問題的核心在於中國武警帶走兩名男性，這才是嚴重的侵權。遺憾的是，卻就此沒有任何這方面的錄像。反而是總領事館門口的那一幕實在令人震驚，所以，不由地將此作為“非人道行為”的證據，來抗議中國“侵害日本的主權。”關於將已進入的兩名男性帶走的原委，中方的主張是，武警首先詢問日方“可以帶走他們嗎?”，副領事點頭表示同意，並招手用日語說“可以進入館內帶走他們”，在這之後，武警才采取了行動。但日方完全否定上述中方的說法，聲明屆時沒有任何“同意”的表示。如果領事館方面要求“把他們帶出去！”，事情另當別論。但只要兩名男性進入了領事館內，無論如何處理這件事情，都應該通過外交途徑予以協商。不用說武警詢問“可以帶走他們嗎?”，就是武警想從領事館領地帶走兩人的想法本身都是做過了頭。如果是領事館門口負責警備的二十歲上下的年輕武警“由於驚慌失措，以至處理不當”，似乎還有情可原。可事實上跑進去帶人的不是年輕武警而是他們的上司--武警大隊長，所以，中國是沒有理由為武警的過頭行為開脫的。難民的接收問題另一方面，日本外務省發表聲明“領事館官員不曾同意武警入館帶人”，對此，我也持有懷疑，這種說法果真準確地說明了當時的情況嗎?這一聲明本身也許沒有錯誤，但估計領事館官員也沒有明確地表示拒絕，因為他們大概對於發生在眼前的帶人行為，一時也無法判斷是對還是錯。如果公開這麽說的話，大概社會輿論會義憤填膺:“當駐外領事館的主權被侵犯時，卻無法判斷是非，這算什麽?！”。可是，我們應該看到，領事館官員對於沒有得到同意而進入領事館內的武警采取了模棱兩可的態度，那是因為跑到領事館的難民是不受歡迎的北朝鮮客人。為得到相關指示，領事館官員首先聯系的不是東京外務省的中國科，而是主管北朝鮮的東北亞科。這已經如實地說明了是什麽讓他們感到進退兩難，苦於判斷。也許有人會說“對於跑進了領事館的人感到棘手這一想法本身就是錯誤的，日本應該堅決保護已經進入領事館的人，並通過日本的外交途徑使之得到妥善安排。

”如果這種意見成為今後的方針，那該是多麽輕松愉快的事啊！能夠得到如此明確的指示，在外領事館人員也不會再犯同樣的錯誤了。可事實上卻沒有那麽簡單。據報道，以此為契機，日本國會開始議論難民問題，但不論是執政黨還是非執政黨均表明了謹慎的態度:“並不是說從人道主義的觀點出發接受難民就行了，針對北朝鮮尤其如”。有人說現在中國境內有十余萬北朝鮮難民，假設日本政府公開宣布:“凡是到日本公館尋求避難的北朝鮮難民，都予以接收並負責妥善處理”的話，假設中國武警也按照日本的方針辦，只要被盤查者回答“是來尋求避難的”，武警將不把他們視為非法入侵者，將不再阻攔他們進入日本領事館的話，可以想象日本公館前，豈不是會出現仿若柏林牆倒塌時的景象?可見，即使日本政府想采取那樣的方針，現實上也做不到這一點。連自稱人權衛士的美國，都以“我們認為這不是正式的避難請求”為由，拒絕了手持書信尋求到美國避難的五個人的請求。雖然關於北朝鮮人民窮困狀況的報道令人痛心，但那種心情不應該反映在領事館接受避難者的層面上，而只能在如何解決北朝鮮這一長期課題上得以體現。世上存在著錯綜複雜、難以說明的問題，雖然有可能被指責為冷漠無情，但是我依然認為政府有責任保持冷靜，正確地衡量各種選擇的利與弊。沈陽事件的處理方法既然中國武警進入日本總領事館內帶走了兩名男性，日本政府就有權利表示抗議。中國政府也應該承認“做過了頭”，那種頑固地不承認自己錯誤的態度應該受到批評。但日本政府從一開始就采取了抗議侵害主權、要求道歉的一邊倒的態度，是不是也促使中國選擇對抗姿態呢?事後見到的中國朋友都問我:“日本今後希望中國武警怎麽辦?真的要他們保持沈默讓尋求避難者自由進入嗎?”“為什麽日本不能與中國共同面對這個複雜棘手的問題，而是一味地指責中國?”這些問題反映了中國從政府到百姓的真實想法。外務省在沒有全面掌握事實的情況下，就馬上決定向中國提出抗議，這大概是因為外務省擔心如果不擺出強硬姿態，就會被批判為“軟弱外交”。也許有人會說“在抗議的同時，應該有一種氣度，那就是與同樣面臨棘手問題的國家進行協助、共議對策”。事後這樣說當然是容易的，我還是捫心自問“如果自己置於同樣的狀況，我會怎麽辦?”不過，外務省當時的判斷在某種意義上講是正確的，因為錄像公開後社會輿論和媒體令人震驚地反應強烈。他們的反應未必是一定出自人道主義的，對三名女性的同情和對武警野蠻行為的反感，更多地包含了對侵害日本主權的憤怒，以至於在事件剛剛發生時，我們甚至聽到了“要是在戰前，這將涉及到宣戰書”的報道。過了很長時間社會輿論和媒體才稍微恢復冷靜，開始探討“日本今後應該如何解決難民問題”。近來，只要是關於中國的，日本的議論就會升溫加級，這到底是為什麽?今後的日中關系最近，外務省的中國派的做法被一致指責為“道歉外交”，但他們曾向我透露過幾次:“當日中關系出現風波時，中國外交當局就會被國內輿論所逼，處於懸崖的邊緣。我們知道他們采取盛氣凌人的態度不是因為中國強大，而是恰恰相反。我們了解這些內情，所以把它反映給日本的政府首腦或竹下登等要人，並解釋說'對方的國情就是這個樣子'，一般來說，日本方面就會圓滿地解決這些問題。”想起這些話，我有兩點感慨:首先，在這次沈陽事件中，日本外務省因為在國內處於弱勢，所以不得不對中國采取盛氣凌人的態度，這種做法與外務省中國派們眼中的中國方面的做法一模一樣。也就是說，與中國相同的狀態在日本也出現了，即對另一個國家容易出現情緒化反應的社會輿論和迫於此種壓力的外交部門。其次，我又想到了產生這種情況的原因以及今後日中外交的發展方向(造成日本輿論對中國情緒不穩定的另一個原因在於中國經濟的崛起和與此相反的日本經濟的長期萎靡，不過我不準備在此涉及這一話題。)過去日中關系出現波折時，中國外交當局一方面表面上采取強硬態度，另一方面在非公開場合把自己進退維谷的處境也相應地傳遞給日本的外務省。可是，這些信息都是以絕密電報的形式發送的，只有外務省、政府首腦和日中關系元老們才能看到。讀過“絕密限定情報”的少數人心理上獲得了平衡，對中國外交當局的狀況表示理解並能夠圓滿地解決問題。可是輿論界和一般百姓沒有獲得相關的信息，在心理得不到平衡的情況下，被迫與政府的步調保持了一致。至今為止，也許以“中國的國情就是這樣(信息不夠公開，還不夠自由和民主)，沒有辦法”為由，日本政府的“密室決定”一直被人們接受了，可是帶來的結果卻是那種“疙疙瘩瘩的感覺”象沉澱物一樣積存在日本國民的感情裡，以至於導致了現在這種不論是日本媒體還是一般百姓，均根深蒂固地存在著對中國的反感。 一國的外交若失去了大眾的理解和支持，將無法展開。可以說，日本的對中外交正迎來一個新的關鍵時刻。同時中國當局也應該認識到，到目前為止那種面向國內的公開態度和面對日本當局的非公開態度的區分使用將越來越行不通。如果對中國政府這麽說，他們肯定會反駁道:“話雖是那麽講，但如果我們把這次事件，特別是日本的反應在中國國內進行公開報道的話，整個事態將變得無法收拾了吧！”的確，如果中國政府把至今為至涉及到日中間微妙問題的非公開情報在國內公開的話，對日關系可能會比現在還惡化。作為每天掌管外交事務的政府當局來說，不可能輕易地同意“信息公開是件好事”這種輕松論調。可是，在中國人的意識中悄然進行著的民主化傾向，使那種“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做法將逐漸在中國失效，國際互聯網的發展已經使信息限制走向名存實亡，中國的特點更是大眾傳播手段的發達和民族主義情緒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可以說中國外交的回旋余地也正在日益縮小。如果這種狀態繼續持續下去的話，中日雙方也許會感受到處於兩國強硬輿論夾縫中的日中關系和兩國的利益將瀕臨危機。另一方面，以經濟往來為中心，日中之間實際上正在日益被其他國家所無法代替的利害關系聯結在一起。如果兩國關系真正惡化的話，結果將是兩國的國民遭受巨大的損失確實。到那個時候，包含一般百姓在內，大家都將歷經“正、反、合”三個階段來思考“這種結果真是我們需要的嗎?”我擔心這可怕的一天不久將會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