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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君子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

河間豪民蘇伯、田銀等人造反後，幽冀數郡幾乎被其聲勢煽動，各地蠢蠢不安。對此情況，河間太守王脩立即做出反應，在還沒有得到調兵命令的情況下，他先是獨自帶領幾個人騎馬徑直闖進當地一位謀圖響應叛亂的俞氏豪強家中，親手斬殺了俞氏等兄弟數人，整個俞氏族人、門客皆鎮駭驚懼，居然無人敢有舉動。

王脩憑借威勢很快安撫其余的人，自此郡治周邊諸縣的賊寇逐漸止息，然而蘇伯等叛軍勢力漸漸大，隱隱有與巨鹿郡叛賊在安平合流的趨勢。王脩單憑郡兵不能抵擋，幸好有幽州的鎮北將軍張遼派了校尉薑敘率兵南下解圍。

“沒有派張郃去河間，可見鎮北將軍心中有顧忌了啊。”僅在渤海的太守陳登聽聞此間消息的時候，正在燈下撥弄著算籌，一邊計算著府庫裡的糧草有多少足夠供應河間，一邊與旁邊的人閑聊道:“鎮北將軍麾下，最善戰、將職最高的就只有張郃了吧?”

“鎮北將軍麾下，的確不如鎮南將軍身邊多將才，不過這也是鎮北將軍足夠驍勇，風頭將其余人蓋過去了，也尚未可知。”坐在下手整理案牘的正是南皮令賈逵:“我們郡內近來也頗有些異聲，還請府君多留心。”

“大軍就要來了，郡內小患，不足為慮。何況如今民心思安，朝廷廣施仁政，真想造反的只有那些豪右。陳、吳不動，六國哪有出頭者?”陳登看得很透徹，他認為這些人都是不成氣候的蟊賊，根本不會對河北造成多大的威脅。皇帝有民心，有軍心，陳登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麽傾覆的危險，所以這也讓他、以及許多像他一樣的聰明人開始主動去轉變，去適應時勢的變化:“傳令各縣邑謹守城池，不得有失，郡兵、屯兵乃至於鹽戶，在危急時都要歸附近典農調遣。”

“難道此次鎮北將軍不只派了薑敘一部?”聽到對方說起‘大軍’，賈逵不禁好奇道，校尉薑敘隻帶了兩千精兵，如何也算不上一個‘大’字，而據最新的消息，蘇伯等人已經招徠了上萬人，再加上其他郡的叛賊，恐怕都不是薑敘這兩千人能應付的。

“我何曾說是幽州來的援軍?”陳登好笑的說道:“河南不是有解煩等軍麽?”

在數年前皇帝收復河北，回師駐兵河南的時候便留下解憂、解煩等三支精兵，駐守雒陽，看護雒陽故宮與宗廟陵寢的同時，也用以鎮守關東，世人皆稱這三支從南北軍遴選而出的精兵為‘東軍’，人數雖少，但精銳十足。這次司隸、冀州動蕩，在二者之間的河內郡也頗為不寧，在河內郡兵沒有插手的情況下，解煩督太史慈已經開始奉詔渡河，火速進入河內了。

“可是冀州本有郡國兵，只需一良將，足以破賊。即便形勢危急，也有不少屯田兵可供驅使，朝廷聞此變，置郡國等兵不用，徑直調邊軍入內，這未免有些……”賈逵欲言又止。

“區區蟊賊，不過聲勢大些罷了，調三郡兵馬就能應付。”陳登凝聲說道:“朝廷如此慎而重之，可不單是為了除這些賊而已。”

賈逵稍有領悟，他一個縣令，這種話題不能再多言，於是自覺的埋首去處理公文。可陳登卻不肯放過這個話茬，他在一邊分著心與賈逵拉起了家常:“梁道，恕我冒昧一問，你家世如何?”

這的確是很無禮的問題，但看著陳登清澈的目光，賈逵卻生不起氣來，他毫不避諱的說道:“在下幼時家貧，

常常衣食無著，以至於有一年冬天的時候連禦寒的衣物都沒有，最後還是在借宿妻兄柳孚家的時候，將他的衣服穿了去。幸而當時國家革新太學，招錄學子，我便湊齊了束脩，後來的事，府君想必也都知道了。”“我觀遍天下寒士，鮮有如足下之才者！”陳登高興的看著對方，渤海郡早年間曾是袁紹苦心經營的重地，經過幾次大戰後境內民生凋零，各種治理問題層出不窮、千頭萬緒，直到賈逵來了之後才極大的緩解了陳登的壓力。陳登是個很驕傲、又很實用的人，如果他手下盡是這樣的人擔任縣令，何愁一郡不治?放之天下，也是如此。

賈逵不明白陳登此時的想法，在他看來，對方是徐州大族、豪強， 又哪裡懂得寒士的不易。如今河北之亂，其背後多半有豪強推波助瀾，朝廷要禁絕塢堡，是要斬他們對抗官府、殘虐黎庶的手，沒有了雙手，彼等今後就會是刀俎上的魚肉……這個事情賈逵都能預見，湖海之才的陳元龍難道就看不出麽?

可他若是看出來了，為何還表現得與己無關呢?

冀州動亂在一開始的猝不及防之後，其勢頭很快便被迅速反應的刺史王邑指使各郡兵馬打壓下去，除了河間、巨鹿因為靠近動亂中心而有些棘手、趙相麋芳初來乍到，未能順利掌控局勢以外，其余諸郡太守紛紛出手，如清河劉曄、安平滿寵、中山田疇、渤海陳登，有的親自出面安撫士民之心，有的親身上陣討賊，在這些守令的作為下，局勢立時發生了逆轉。

當太史慈領兵打敗河內叛賊後，向北進入巨鹿郡、而校尉薑敘也向南進入河間，一南一北將蘇伯、田銀等賊逼困到一處大澤附近。

“北方吏民樂安厭亂，守善者多，蘇伯、田銀等輩犬羊相聚，才智淺薄，妄圖以小謀大，終將敗亡，不足為慮。”在水澤邊，一身青色長衫的青年騎在馬背上，抬眼望著對面雜亂無章的營寨，不屑的說道:“此次動亂，既是豪民作亂，不少豪強背後支持，但也有黎庶參與的舉動。”

青年操著一口河內口音，對身邊的太史慈說道:“河北幾經大戰，雖有仁政良策，然民生尚未恢復，黎庶依舊生活艱難，突遇此變，雖欲從安而不得。將軍既明此理，在之後理應分而視之，恐怕這也符合國家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