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軍次之;全軍為上，破國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欠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不戰而屈人之兵者，善之善者也"《孫子兵法》謀攻篇

兵家之言曰，知彼知己，百戰百勝。雖然，吾人知其然矣。而一若其事可安坐而得者，或憑一二人之坐照逆料而有余者，故雖有其說而不能用也。觀於五十年來之戰事，普魯士知必與法人戰矣，則以十余年之功，萃國中君臣上下之力，以究法事。日本之謀我也，亦深考中國沿海之形勢軍實，與朝廷軍機督撫之能事性情，而後有甲午之役。當李鴻章之閱海軍，日諜不離左右，英人盡知其謀，憒憒者獨此老耳。乃至目前俄日之役，則乙未至今，日本人所為何如，夫人所能言者矣，嗚呼！中國言練兵矣，練兵固當，而吾國之知彼者誰乎?知己得又誰乎?

趙充國為人沉勇有大略，少年時仰慕將帥而愛學兵法，並且留心邊防事務。

以“良家子”身份參軍當騎兵，後因善於騎射調入羽林軍(皇宮衛隊)中。
天漢二年(前99年)五月，漢軍北討匈奴。趙充國以代理司馬之職效命貳師將軍李廣利麾下。李廣利出師酒泉，兵鋒直指匈奴右賢王，兩軍交鋒百余合，萬馬馳騁，矢石遮天蔽日，漢軍不敵被圍。大軍乏食，士卒多有傷亡。趙充國看到這種情況，首次展現他傑出的戰場判斷能力:他推想匈奴的策略是圍而不攻，通過饑荒而非流血逼使漢軍投降;因此漢軍的面前只有兩條道路可選:要麽拚死突圍死裡求生，要麽繳械投降。於是他向李廣利建議:我們不能坐以待斃，應盡快設法突圍。李廣利聞言大喜，突圍必有選鋒，李廣利素聞充國驍勇，乃令充國選拔壯士組織突圍。充國披掛完畢，手提環手刀飛身上馬，帶領百余精銳如離弦之箭奮勇殺出，李廣利率領大軍掩殺在後。匈奴見漢軍突圍甚急，立即上馬堵截。充國領兵衝殺在前，好生驍勇，所到之處，莫不披靡，兩軍酣戰良久，漢軍血戰突圍，充國雖勇，然匈奴甚眾，身亦負傷二十余處。武帝聞之，當即特別召見，讓他脫下衣服察看他的傷口，予以讚揚，官拜中郎，後升為車騎將軍長史。

羌族是我國古代西北地區的一個遊牧民族。漢朝時有先零、廣漢等十幾個部落，散居於今四川北部、甘肅西部及青海一帶。匈奴強大時，羌族依附匈奴。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時，聯合了羌族，孤立了匈奴，於是羌人逐漸內遷，與漢人雜居。元康三年(前63年)，宣帝派光祿大夫義渠安國巡視羌族部落。先零羌首領楊玉請求朝廷允許他們渡過湟水遊牧。義渠安國便奏請朝廷答應其所求。趙充國分析羌人有詐，上書說安國“奉使不敬，引寇生心”。於是宣帝召回了義渠安國，又表示拒絕羌人的要求，但是先零羌不肯罷休，聯合本族各部落，強渡湟水，佔據了漢朝邊郡地區，郡縣無力禁止。二百多位羌族部落酋長會盟消除冤仇，交換人質，訂立攻守同盟條約。不久，羌族一酋長狼何，派使者向匈奴借兵，企圖進攻鄯善、敦煌，切斷漢朝通往西域的交通線。

宣帝聽到這一消息後，馬上召見趙充國。趙充國分析了羌族的內部情況，以及與匈奴的往來關系，指出一旦他們“解仇交質”，並與匈奴勾結在一起“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因此建議立即派人檢閱邊防部隊，作好戰備工作，同時派人去離間羌族各部落。宣帝采納了趙充國的建議，又派騎都尉義渠安國出使羌族。

不幸的是，義渠安國到隴西後，召集了三十多位羌族酋長，譴責他們圖謀不軌，一齊處斬，同時縱兵殺掠羌族一千多人。這種做法立即激化了羌人與漢朝的矛盾，加速了羌族叛亂的爆發。先零羌首領楊玉會同各部落羌兵圍攻義渠安國，並且進攻漢朝邊城，誅殺官吏，把義渠安國打得大敗而歸。
神爵元年(前61年)春，宣帝決定派軍隊平定羌人的叛亂。這時趙充國已七十三歲，當宣帝派禦史大夫丙吉去詢問他應派誰擔任統帥時，他回答說:“亡逾於老臣者矣。”宣帝又問:“羌人目前的勢力究竟有多大?要帶多少兵去?”趙充國說:“百聞不如一見，軍事上的事難以遙測，我願先到金城去，察看情況後才能提出作戰方略。羌族雖說是人數較少的民族，但它背叛朝廷，是叛逆行為，注定會失敗的，請陛下相信我能擔當此任，陛下就不必擔憂了。”
趙充國率領一萬多騎兵先到了金城，準備渡過黃河向北進軍，為了防備羌兵在漢軍渡河時突然出擊，他先派出三個分隊趁夜偷渡過河，在對岸建立陣地，以掩護全軍過河。第二天全軍過河後立即構築營壘嚴陣以待，不久，便有一百多個羌族騎兵到漢營附近來尋釁挑戰。趙眾將領建議出陣迎戰，充國傳令:“我軍遠道而來，人馬疲憊，不可馳驅。敵騎都是輕裝精兵，也可能是專門來引誘我們的小股前鋒，我們既然大軍出征，應以全殲敵軍為目的，而不要貪圖局部的小勝利。”羌兵見漢軍不動，便揚塵而去。趙充國派人到咽喉要道四望峽(今蘭州西南)偵察，發現那裡沒有敵人，便領兵連夜穿過四望峽，直插西部都尉府.充國大喜，笑著說:“以此看來羌人不足為慮，如果在四望峽設下數千騎兵，我軍豈能到達此地！”趙充國進駐西部都尉府後，並未立即出戰，而是每天設宴擺酒犒勞將士，全軍鬥志旺盛。無論羌兵怎樣挑戰，漢軍都不理睬。原來趙充國按兵不動，是有長遠戰略意圖的。他知道，在羌族各部落中，先零羌最為頑固，一些弱小的部落如罕、稈等部，都是在先零羌的脅迫之下與漢朝為敵的，先零謀反之初，罕、開部首領靡當兒曾派其弟雕庫來見西部都尉，陳述其本不願反的立場，但恰遇部分罕、開部落的人參與了反叛，西部都尉便將雕庫扣留。趙充國到來之後，下令釋放雕庫，並當面撫慰說:“大軍隻殺有罪的人，你本無罪，我就放你回去，望你轉告各部，速與叛亂者斷絕關系，以免自取滅亡。現在天子有詔，對於參與反叛而能投案自首的人，或者協助官軍逮捕斬殺叛匪的人，都一律免罪，凡能捕殺一個有罪的大貴族賞錢四十萬，中等豪紳十五萬，小富豪二萬，壯年男子三千。”雕庫聽了十分高興，當即表示唯命是從，而後返回部落。趙充國的策略是以攻心為上。想通過安撫的辦法分化瓦解敵人，打破其部落間的聯盟，等到他們只剩少數頑固分子時再出兵殲滅。
但是，漢宣帝及大多數朝廷官員都反對趙充國的做法。酒泉太守辛武賢向宣帝提議說:“如今邊防部隊都集中在南邊，北邊空虛，而且塞外地區苦寒，內地人馬很不適應，已經明顯瘦弱，不如先發製人，在七月上旬出兵，各帶一個月的糧草，從張掖、酒泉分路出發，征討鮮水一帶的罕、稈羌人，雖不能消滅羌兵，也能掠奪大量牲畜，俘虜他們的妻兒，然後退兵，伺機出擊。這樣一來，必能震懾羌虜。”宣帝對辛武賢的意見表示讚同。一面向隴西調集軍隊，一面把辛武賢的意見轉交趙充國，命他與部屬討論。趙充國與長史董通年共同提出針鋒相對的反駁意見:“辛武賢想輕率地帶領一萬人馬，繞道千裡去攻擊罕、開是不實際的。如果一匹馬馱上三十天的糧食，再加上武器服裝，就很難快速前進了。況且，即使漢軍辛辛苦苦地趕去了，飄忽不定的羌兵或者逃匿，或者據險扼守，截斷漢軍的糧道，漢軍必然師勞力竭，白白耗費人力、財力。而且張掖、酒泉防禦匈奴的邊防要地，如果一旦匈奴趁虛而入，後果將十分嚴重。”
宣帝和朝廷大臣收到趙充國從邊防前線送回的報告後，未曾認真分析就予以否定。他們認為先零之所以兵勢強盛，是由於得到了罕、開的幫助，不先攻擊罕、稈，就無法對付先零。而且趙充國現在率領萬余騎兵部隊在外作戰，對於國家的後勤是個沉重的負擔，趙充國不趁現在能獲取水草之時進攻對方，等到冬天苦寒之時，羌人以牛羊為食，藏在險要的山中，而我方一者不能就地解決一些糧草問題，二者冬天苦寒，士兵不能適應，勢必不利。宣帝聽了大臣們議論後，便下詔書譴責了趙充國，同時任命評延壽為強弩將軍、辛武賢為破羌將軍，率兵征討罕、開羌人，而且要求速戰速決。
趙充國收到宣帝表示責備的詔書後，並不計較個人得失。他認為，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根據實際情況堅持自己的正確主張是對皇帝對國家盡忠的事。於是再次上書。他指出:“兵法上說:“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現在羌人時時準備攻打敦煌和酒泉，我惟恐擔心兩地的兵力不足以抵擋他們的進攻，現在卻要派遣兩地的軍隊去進攻他們，羌人現在兵強馬壯，糧草充足，發兵進攻他們不僅會因為實力的差距而戰事不利，還會讓他們的結盟更為穩固。先零羌起兵為叛是有罪的，罕、開羌並未入侵邊境，現在放開有罪的一方，而去討伐無辜的一方，勢必增加一個仇敵，形成兩處禍害。如果先打罕、開，先零必然發兵援助，這樣就會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余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眾，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寢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趙充國實事求是、詞懇意切的報告終於說服了宣帝。
不久，趙充國進兵先零羌佔據的地區，先零猝不及防，望風而逃，丟下了所有的輜重物資，爭先搶渡湟水。由於道路狹窄，人多擁擠，敵軍亂作一團，毫無秩序。有的將領認為這正是聚殲敵人的大好時機，趙充國回答說:“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下令全軍不得擅自追擊。結果，先零羌淹死數百人、被殺和投降漢軍有五百人，盡管主力都安全地渡過了湟水。但是卻留下了大量輜重，牛羊十萬余頭，車四千余輛。隨後趙充國又進軍到了罕、開地區，嚴令士兵不準侵擾，部落首領靡當兒到漢軍營地說:“漢兵果然篤守信義，不打擊我們。”一再表示願聽約束，仍回故地。

趙充國雖然打敗了先零羌，但是並沒有徹底征服。這時趙充國染病在身，需要休養，由於趙充國正確的戰略，羌人投降的人數達到了萬人以上，趙充國判斷羌人必定會被擊敗，為了確保邊防的安全，他向皇帝上奏“屯田之策”，即撤退騎兵，留一萬步兵在邊郡屯駐，並且從事農墾，以農養戰，以戰護農，兵農一體，安邊自給。

但是，這一正確的建議又遭到多數朝臣的反對。宣帝派來破羌將軍辛武賢，命令他倆合兵一處進攻先零。看到皇帝進軍的命令，趙充國的兒子趙昂害怕起來，托人去勸說他的父親趕快執行皇帝的旨意，趙充國堅決不同意.於是他又向皇帝呈上關於屯田於邊的奏章，詳細闡述了國家、軍隊和邊防的關系。他指出:“就後勤補給而論，現在我的軍隊，每月需要谷子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一千六百九十三斛，乾草和麥秸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全靠內地轉運，戰事一天不解決，征稅、勞役就停止不了;就邊防而言，目前的緊張局勢不僅僅是羌族問題，羌族問題如不從根本上解決，四鄰小國還會一個影響一個地發生變亂。而且羌人強悍，易於用計謀臣服，而不容易在軍事上擊敗，如果采取主動出擊的策略，將要調動大量軍隊，必定會造成其他防線的空虛以及後勤補給的加重，這於整個國家的邊防是不利的。他談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子寄托遠遁，骨肉心離，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余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與此同時，他提出“班師罷兵，萬人留田”的建議，具體陳述了屯田的十二條好處，歸納起來，有三個方面:一是政治上，“萬人留兵屯田以為武備”，可以產生震懾敵人的重大影響，‘從今盡三月，虜馬贏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複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同時可減輕國內勞役，使百姓獲得喘息的機會;二是經濟上，屯田士兵生產的糧食可以自給自足，節省國家巨大的開支，不僅不用朝廷“千裡饋糧”，還可以有剩余糧食輸入國庫作為儲備;三是軍事上，以往由於供給不足，北部邊陲一萬余裡的防線上只有幾千將士，現留一萬步兵屯田，有效地增強了邊防力量，“執及並力，以逸待勞”，可以隨時抵禦外族襲擾。

趙充國為堅持屯田之策，秉筆直書，極言利弊，三次上書皇帝。他的奏章送到朝廷後，皇帝每次都要召集群臣討論。經過幾次討論.漢宣帝終於批準了他的屯田之策。

這時，許延壽和辛武賢仍然主張進擊羌人，宣帝也予以批準，兩策並用，命許、辛和中郎將趙印會師進剿。結果，許延壽收降羌人四千多名，辛武賢斬殺二千，趙印斬殺，收降二千多人，唯有趙充國兵不出營而收降五千多人。於是趙充國又上奏章說:“羌人約有五萬軍兵，已經斬首七千六百級，投降三萬一千二百人，淹於湟水和饑餓而死的也有五六千人，現在逃跑的四千兵馬，況且罕羌首領表示，要殺死先零羌的首領楊玉，於是請求回軍。宣帝答應後，趙充國於神爵二年(前60年)“振旅而還”。當年秋天，先零羌首領楊玉果然被部下殺死，其部屬四千多人全部歸降漢軍。

孫子兵法說: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這是孫子認為的用兵的最高境界，不僅他本人沒有實現過，縱觀世界軍事史，也只有本文的主人公近似的達到這種境界，本人現以探討和批判的態度來分析這個觀點，有不妥之處，還望大蝦指點。
首先我們來看趙充國是如何達到其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戰略目的的。

第一個條件，是由漢朝與羌人的國力差距，早在趙充國前往平羌之前，他就說:然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在戰略的高度，趙充國就認為漢朝是必然會取得勝利的，采用何種軍事策略不同的只在於軍事力量使用多少的代價。
第二點，是羌人在軍事上的失策，趙充國在通過四望狹後感歎道:“吾知羌虜不能為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狹中，兵豈得入哉！”需要說明的是，這一點不是客觀條件。
第三點，是羌人內部本身就存在矛盾，不是一個統一的整體，這是羌人的致命傷，在前去平羌前，趙充國就分析道:羌人所以易製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也。這種內部不統一的條件使趙充國後來的分化瓦解策略成為可能。
第四點，是趙充國所率領的軍隊有足夠的威懾力量以致能在某種條件下僅僅通過軍事機動就能迫使敵人放棄自己的目的。在先零的軍事勢力受到不小的削弱後，在趙充國率領軍隊進攻他們的地區時，他們猝不及防，望風而逃，丟下了大量輜重，從而失去大量的生活必需品，為後來的降伏羌人作了充分的準備。趙充國的萬人留田的策略能夠起作用也是因為“從今盡三月，虜馬贏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複將其累重還歸故地”，趙充國能推測出羌人在整個冬天的力量將持續削弱，已無力反攻，在利弊權衡中，將更傾向投降。
在趙充國整個平羌過程中，實際上的戰鬥幾乎沒有，僅在進軍先零的營地時出現過“先零羌淹死數百人、被殺和投降漢軍有五百人”的極小規模的戰鬥，後來許延壽和辛武賢以及趙印的戰鬥並非出自趙充國的本意，而且從整個戰果來看，羌人投降的比例高達(31000+4000)/500000=70%，非戰鬥減員達6000/500000=12%，如果不是許延壽和辛武賢等人力求進攻，趙充國實現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可能性是非常之高的。如果說後人對於“不戰而屈人之兵“具有不同的理解的話，那麽這個戰例就很好的向我們解釋不戰而屈人之兵的不戰是什麽意思，即軍隊不經過實際的戰鬥而作為一種威懾力量的使用.
在克勞塞維茨的經典著作《戰爭論》中，他提到:有些仁慈的人可能很容易認為，一定會有一種巧妙的方法，不必造成太大的傷亡就能解除敵人的武裝或者打垮敵人，並且認為這是軍事藝術發展的真正方向。這種看法不管多麽美妙，卻是一種必須消除的錯誤思想，因為在象戰爭這樣危險的事情中，從仁慈產生的這種錯誤思想正是最為有害的。關於這個觀點，他的理由是不顧一切、不惜流血地使用暴力的一方，在對方不同樣做的時候，就必然會取得優勢。這個觀點是不是針對孫子的，我一直比較懷疑，如果說克勞塞維茨這個觀點是專門針對孫子的全勝思想的，那麽首先孫子提出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思想並非仁慈的想法，而是出於消滅敵人，保存自己。戰爭的殘酷與暴力性《孫子兵法》中多處有描敘，就不用我一一舉例了吧。而且克勞塞維茨認為這種做法不成立的條件是:不顧一切、不惜流血地使用暴力的一方，在對方不同樣做的時候，就必然會取得優勢。然而這種條件並不是到處都成立的，他顯然是高估了敵人的抵抗意志。在平羌中，趙充國就談到: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
不僅如此，即使是在《戰爭論》作者也多少流露出一些不戰的思想:
在第一篇第二章:戰爭中的目的和手段:
但在力量懸殊的情況下，只要估計-下就能衡量出力量的強弱。這時戰鬥也就不會發生了，力量較弱的一方會立即讓步。
既然戰鬥的目的並不始終都是消滅參加戰鬥的軍隊，既然不必經過實際的戰鬥，只要部署了戰鬥並通過，由此形成的態勢，就往往可以達到戰鬥的目的，那麽這就可以說明，為什麽在整個戰爭中活動很頻繁，而實際的戰鬥卻沒有起顯著的作用。
戰史中有數以百計的戰例可以證明這一點。至於說在這些戰例中有多少是采用這種不流血的方法而作對了，也就是說並不自相矛盾，以及因此而贏得的聲譽有哪些是經得起批判的，我們在這裡暫且不談，因為我們隻想指出這樣的戰爭過程是可能存在的。
在第二篇第一章軍事藝術的區分:
既然行軍是戰略用來部署戰鬥(戰略的有效要素)的手段，既然在戰略上隻考慮戰鬥的結果而不考慮戰鬥的實際過程，那麽，人們在研究中經常見到有人用行軍這個手段來替換戰鬥這個有效要素的情況也就不奇怪了。例如，人們常說決定性的巧妙的行軍，指的卻是行軍所導致的戰鬥。這種概念的替換是很自然的，表述的簡化也是可取的，因此不必加以反對，但這終究只是概念的替換，我們必須記住它原來的意思，否則就會產生錯誤。
認為戰略行動可以不取決於戰術結果，就是這樣的錯誤。有人進行了行軍和機動，不經戰鬥就達到了自己的目的，於是得出結論說，有一種不必通過戰鬥也能戰勝敵人的手段。這種錯誤的全部嚴重後果，我們在以後才能指出。
第三篇戰略概論第一章戰略:
如果派遣一支部隊去截斷逃跑的敵人的退路，而敵人沒有戰鬥就投降了，那麽正是我們派去的這支部隊準備進行戰鬥，才使敵人作出了這個決定。
如果我軍某部佔領了敵人一個沒有設防的地區，從而剝奪了敵人作為補充用的大批力量，那麽，我軍所以能夠佔有這個地區，只是因為我們派去的部隊已經使敵人看到:如果他要奪回這個地區，我軍就要同他進行戰鬥。
在上述兩種場合，戰鬥只是有發生的可能，就已經產生了效果，因而這種可能性就成為實際的東西。假定在這兩種場合敵人以優勢兵力抗擊我軍，迫使我軍不經過戰鬥就放棄自己的目的，那麽，縱然我們沒有達到目的，但我們原定在這裡進行的戰鬥，仍然不是沒有效果的，因為它把敵人的兵力吸引來了。即使整個行動是失利的，我們也不能說這個部署，這個可能發生的戰鬥是沒有效果的，只是它的效果同一次失利的戰鬥的效果相似而已。
由此可見，消滅敵人軍隊和打垮敵人，只有通過戰鬥的效果才能實現，不管戰鬥已實際進行，或者僅僅是作了部署而敵人並未應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