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兵入關的時候，這些"旗下人"或者說"八旗人"的男丁，大抵是能騎善射，勇於征戰的。入關以後，他們大抵受到了世代的優待。和皇室血緣親近，地位崇隆的，當了王公大臣，什麽親王、貝勒、貝子、鎮國公、輔國公之類;地位小的，當什麽參領、佐領;最小最小的，也當一名旗兵。由於他們參與"開國"有功，地位特殊，世世代代食祿或者受到照顧。特別是滿洲旗的"旗下人"，更加享有特殊的身份，他們大抵是滿洲人，但也有早年祖先就跟隨清宗室到處征戰的漢人，即歸附已久的"舊人"置身其間。

清代的制度，規定他們不準隨便離開本旗，在京的也不準隨便離京。憑祖宗的福蔭，他們好些人世代有個官銜，領月錢過活。一般的旗人要做事就得去當兵，領一份錢糧。但是家族繁衍，人越來越多。有的人名義上還是參領佐領，但實際上已經並不帶兵，有的人名義還是驍騎校，但是已經不會騎馬。更甚的，由於子孫大量繁殖的結果，每家每戶的"月錢"不可能累進，"粥少僧多"，就分薄了收入。旗兵的名額有限，也不可能隨便入營。加上上層人物的貪汙腐化，大吃空額，能夠入營的旗兵相對來說就更加有限了。

這樣，世代遞嬗，不少"旗下人"就窮困下來。他們之中某些有識之士，也覺得長年累月遊手好閑，不事生產，坐吃山空不是辦法，也有去學習手藝的。但是這樣的人，反而受旗籍人的冷眼，認為他們沒有出息。所以就其壓倒的多數而論，"旗下人"大抵是遊手好閑的。

評說

周恩來同志曾經提到的"八旗子弟"，應該說是一個特定名稱，它指的不是清兵入關前後的旗籍青年;也不是辛亥革命之後，逐漸變成了勞動人民的曾經有過旗籍的青年;也不是指具有旗籍的一切人。"旗人"之中，也有出類拔萃、不同凡響的人物。清代的大作家曹雪芹，就是正白旗人。現代作家老舍，就是正紅旗人。他們"旗下人"的身份絲毫不影響他們在文學上的卓越成就。他指的是清末那些憑借祖宗福蔭，領著"月錢"，遊手好閑，好逸惡勞，沾染惡習，腐化沉淪的人物。

老舍先生因為是滿族的旗人(不像曹雪芹那樣是原屬漢族而祖先進了滿洲旗的旗人)，因此，他對於滿族旗人，對於那些"八旗子弟"的生活方式和所作所為是知之有素的。在他的《正紅旗下》那篇自傳體的文章中，曾對早年旗人生活作了繪聲繪色、入木三分的揭露。這裡我想引他的兩段話，以窺見不少旗人淪落的原因以及他們當時的生活方式:"……按照我們的佐領制度，旗人是沒有什麽自由的，不準隨便離開本旗，隨便出京;盡管可以去學手藝，可是難免受人家的輕視。他應該去當兵，騎馬射箭，保衛大清皇朝。可是旗族人口越來越多，而騎兵的數目是有定額的。於是，老大老二也許補上缺，吃上糧錢，而老三老四就隻好賦閑。這樣，一家子若有幾個白丁，生活就不能不越來越困難。這種制度曾經掃南蕩北，打下天下;這種制度可也逐漸使旗人失去自由，失去自信，還有多少人終身失業。"

二百多年積下的歷史塵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譴，也忘了自勵。我們創造了一種獨具風格的生活方式:有錢的真講究，沒錢的窮講究。生命就這麽浮沉在有講究的一汪死水裡。是呀，以大姊的公公來說吧，他為官如何，和會不會衝鋒陷陣，倒似乎都是次要的。他和他的親友仿佛一致認為他應當食王祿，唱快書，和養四隻靛頦兒(注:一種小鳥)。同樣地，大姐丈不僅滿意他的"滿天飛元寶"，而且情願隨時為一隻鴿子而犧牲了自己。是，不管他去辦多麽要緊的公事或私事，他的眼睛，總看著天空，決不考慮可能撞倒一位老太太或自己的頭上碰個大包。……他們老爺兒倆都聰明、有能力、細心，但都用在從微不足道的事物中得到享受與刺激。他們在蛐蛐罐子、鴿哨、乾炸丸子……上提高了文化，可是對天下大事一無所知。他們的一生像作著個細巧的、明白而有點糊塗的夢。

這類人物去當什麽"參領""佐領"以至什麽名義上更大的官兒，自然沒有辦法不把事情弄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