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經常將製片人稱為監製,實際上是不對的,電影監製與製片人有著本質區別。
製片人多負責決定演員及導演人選,籌集資金,管理整個電影創作團隊。製片人通常熟知市場信息,擅於市場推廣。
電影監製則受命於製片人或是製片公司法人,主要負責編排出影片的拍攝計劃,控制總預算,代表製片人監督導演的工作以及經費支出,並協助導演安排各項瑣碎事務等。
08年這個時間段,最有名的兩個監製應該就是徐老怪和還在華壹的陳國夫了。
徐老怪不用多說,掌控欲極其強烈,導致他和吳白鴿決裂,氣的胡金泉撂挑子不乾,而程曉東的《倩女幽魂》相信也沒多少人認為是他的作品吧?
相對來說陳國夫就要柔和的多,他會根據導演的能力決定是否頻繁插手,比如遇到小鋼炮這樣的導演,他就會盡量不插手導演的事務,當然如果是高夋書這樣的二把刀,那他也不會客氣,要不為何同樣是高夋書的作品,《風聲》和《西風烈》之間差距如此之大?答案很明顯,兩者之間差了一個陳國夫而已。
總的來說,樊致遠是一個掌控欲比較強烈的導演,但同時他也知道自己在喜劇電影方面的天賦著實有限,《仲夏500天》能夠成功,大體上還是因為自己當時有著大致的感情經歷而已。
而《忌日快樂》雖然也有搞笑元素在裡面,但本質上還是一部恐怖驚悚電影。
《劫持》就更不必說了,那冷峻的畫面,快速凌厲的剪輯,如果這些出現在喜劇電影裡,那麽想都不用想,票房絕對完蛋。
因此樊致遠給自己定下的任務很簡單,盡力保證好徐山爭的後勤工作,同時把每一分錢用在刀刃上。
“山爭哥,你這頭髮是什麽時候沒有的?”電影裡李成功是有頭髮的,所以必須給徐山爭弄一頂假發,樊致遠在他試戴的時候,終於忍不住自己體內熊熊燃燒的八卦之火。
徐山爭很無奈地回敬了樊致遠一個白眼,傲嬌地說:“你要知道,當初我可是做過發行模特的人!”
看來上天對人是公平的,享得了什麽福,就遭得了什麽罪,樊致遠暗暗心想。
前世《人在囧途》當然也很好,只可惜是在暑期檔上映的,同時三鹿的三聚氰胺事件也過去有一段事件了,熱度稍稍有些退卻。
這一世,樊致遠他們開機的同時,剛好是三聚氰胺事件民怨沸騰最激烈的時候,未來卡著春運的時期上映也是事先就設想好的,只要電影保持前世的水準,票房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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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致遠等人忙碌的同時,萬眾矚目的北平奧運會隆重開幕,整屆奧運會舉辦的如何我們暫且不提,但通過這次奧運會的成功舉辦,華夏的發展進入新的時期卻是不爭的事實。
08年以前,華夏在國際上的影響力還是有限的,雖然經濟不斷發展,但是並不被國際社會普遍關注和尊重,這次的奧運會可以說是華夏面向全世界的一次公關活動。
事實上在此之後華夏和世界的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交流變得更加頻繁,華夏成為一個有知名度並有一定美譽度的熱門話題,這個公關活動的收效明顯達成。
同時在奧運會舉辦之前,雖然說華夏一直是聯合國安理會五常之一,也在之前加入世貿等,但華夏一直在悶頭搞建設,參與國際事務有限,更無從談起後世華夏經常掛在嘴邊的“大國地位”和“大國責任”的話題了。
08年奧運會獲得的隱性國家形象和價值,“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助推華夏國際影響力的背後力量。
不可否認,我們記住歷史,往往是歷史中那些重大的事件。
而08年奧運會恰如其分地出現在了這個歷史節點上,它讓數十億人為之鼓舞,她也讓十幾億華夏人為之心跳。
這一年,經歷過的人都不會忘記,青藏3-14帶來的傷痛,文川大地震讓大半個華夏都在震動,聖火傳遞也是狀況頻出,我們有些焦慮、挫敗、自責、甚至是自我否定;我們暴露出的成績和問題都那麽深刻而突出。
一切將要恢復的時候,奧運會帶著一種強大的堅強和自信,壯麗地給我們自己鼓足了勇氣,也勇敢地向世界表達了堅毅。
08年奧運會之前,我們雖然有過很多大型活動的組織經驗,但是這些都太有“華夏特色”,並不被國際社會普遍認可。
而如果細心觀察就會發現08年後,我們的公眾活動和救災工作也開始越來越有條不紊,從視覺形象的規范,到設施裝備的完善,從人員的配備,到組織和管理,已經越來越開始顯現出專業國家的氣質;對於事件的透明、及時、公開的報道也上了一個新的台階。
而這些,都是交了學費,經歷了之後獲得的巨大收獲和能力;而08年奧運會就是這個改變開始的裡程碑。
不能否認的是,在過去很長一段歷史時期裡,華夏都是一個強調集體主義和集體意志的國家。
08年BJ奧運會,將華夏集體意志的優勢和發展成果得到了集中的強烈的釋放,而在喧嘩落幕之後,集體主義的華夏和華夏人民開始從更高層次上審視自己和世界,個人意志開始逐漸登上歷史的舞台——國家事務決策的民主更加健全,決策過程和結果更為每個人所關注和重視;人民不只希望看到“國家”作為一個集體的成果,也更加渴望分享實實在在可感知的個人的果實。
北平奧組委在奧運會後感歎道,辦了一次奧運會後,才能真正明白什麽地方花錢多了,什麽地方花錢少了。
奧運會,讓我們知道了奧運是什麽;奧運會,讓我們目睹了集體智慧的釋放;讓我們不再對它感到神秘和向往,我們也證明了舉國之力也可以辦得如何“無語倫比”讓世界驚詫。
而在經歷了集體意志和財富的釋放後,華夏人也開始有了大國公民的更多理性思考,開始關注國家之於個人的價值和意義,開始注重投入產出比,開始更加關心集體與個人的關系。
正如有人說的那樣:“奧運會有什麽稀罕,我只要過得好就行”,這不能不說,是經歷了熱鬧的釋放後,才會有的理性和平靜,而這才是奧運會最大的收獲和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