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雙兒喂了劉夏萊幾口稀粥，安慰道:

　　“劉大哥，你的朋友一定會吉人天相的。說不定他們也被誰救了，不敢聲張，怕被糾察隊的人抓走。你先把傷養好，我陪你一起去找他們。”

　　劉夏萊暗道:小沫、小影，你們一定要平平安安，最好在外面被人救走，要不然就要和我一樣被關在這個小島出不去。

　　劉夏萊又轉念一想:這小島竟然能進來，一定能出去，等傷好了我一定得想辦法啊出去。

　　於是強忍著吞咽的疼痛，將那碗粥都吃了下去。

　　巫雙兒見劉夏萊吃完後，幫助他躺下，就施施然出去了。

　　劉夏萊開始冥想，希望能早點恢復。

　　劉夏萊在巫雙兒的細心照顧下，慢慢可以下來走動了。

　　巫雙兒白天要在爺爺的藥鋪裡幫忙，怕劉夏萊無聊，就拿了幾本書給劉夏萊打發時間。

　　其實劉夏萊為了盡快恢復，除了吃飯睡覺，就坐在床上，或坐在椅子上，冥想。

　　當然也有想走動一下的時候，但是巫雙兒讓他先不要出房門，怕人雜眼多，把劉夏萊在這裡的事傳出去，當初讓那個夥計幫忙換衣服，也隻說是親戚的親戚，患了重病在這裡修養，方便治療。

　　劉夏萊在房間裡踱步的時候，也會隨手拿起巫雙兒留給他的書，都是一些白話小說，看著看著也有些比較有趣的地方。

　　這天劉夏萊正翻看著手中的小說，這本書的作者叫作巫言，書名《三國爭霸》，一看書名就知道是寫三國時的故事。

　　同樣是《三國志》裡演繹出來的故事，《三國爭霸》這本書與羅貫中寫的《三國志通俗演義》的著重點不同。(《三國演義》是在清康熙年間，毛綸、毛宗崗父子辨正史事、增刪文字，修改成今日通行的120回本《三國演義》)

　　羅貫中寫的《三國志通俗演義》沿襲了平話“擁劉反曹”的傳統，以蜀漢矛盾為中心，以三國矛盾鬥爭為主線來展開情節，以劉備集團作為描寫的中心，對劉備集團的主要人物加以歌頌，對曹操則極力揭露鞭撻。

　　《三國志通俗演義》刻畫了近200個人物形象，其中最為成功的有諸葛亮、曹操、關羽、劉備等人。

　　諸葛亮是作者心目中的“賢相”的化身，他具有“鞠躬精粹，死而後已”的高風亮節，具有經世濟民再造太平盛世的雄心壯志，而且作者還賦予他呼風喚雨、神機妙算的奇異本領。

　　曹操則被塑造成一位“寧教我負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負我”的奸雄，既有雄才大略，又殘詐，是一個政治野心家和陰謀家。

　　關羽“威猛剛毅”、“義重如山”，但主要以個人恩怨為前提。

　　劉備則被塑造成為“仁民愛物、禮賢下士、知人善任”的仁君典型。

　　而劉夏萊手中的這本《三國爭霸》卻以曹操作為主線人物，描述了曹操在諸侯並起、軍閥混戰的年代，從一任俠放蕩少年，成長為統-中國北方的霸主-魏王的過程。

　　這本書的主旨在於肯定曹操的事功和諸多有影響的思想，有區別的對待其詭譎之情，非議其嗜殺以及酷虐變詐的為人。

　　曹操生於東漢末年動蕩的社會裡。正是這個環境，為曹操和一大批人提供了發揮才乾的機會。

　　他鎮壓過農民起義軍，並在農民起義中壯大、發展了自己。他是漢末軍閥混戰的參與者。但形成這種局面的原因不在他，而在於社會制度本身，在於外戚與宦官的鬥爭以及董卓專權的結果。

　　所以本書作者認為，沒有必要追究曹操鎮壓農民起義的歷史責任。更認為，與其說他是軍閥混戰的參與者，毋寧說他是試圖結束軍閥混戰的有功人。

　　他不辭鞍馬，馳騁疆埸，摧滅群雄，統一了北方，使北方社會獲得了幾十年的相對安定，民人得以安居，經濟得到一定恢復，民族關系也有了很大緩和。

　　從這一角度看，曹操不愧是一個對中國歷史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的人物。

　　?曹操出身於一個世受皇恩、地位顯赫但不顯貴的家庭。祖父曹騰曾是宦官的總頭領大長秋，封費亭侯;父親曹嵩是曹騰的養子，官至太尉。這樣的家庭，對曹操待人、為政、人生觀的形成自然產生了很大影響。

　　他自幼養成了“任俠放蕩”、機警而善權數的性格;踏入仕途，有膽量做別人之所不敢做的事。

　　但這樣的家庭出身，自然又不為士人所重，甚至還有點被人瞧不起。因而使曹操處事容易不受傳統觀念的束縛，同時又易於產生某種自卑的心理。

　　他選人惟才是舉，用人不拘一格，婚娶不受門第的束縛，為文“通脫”而不受拘束，但又多疑，常以譎詐之心度人;

　　他時有“小人得志”的某些表現，容易產生驕傲和浮躁情緒，以致處事不慎，造成重大失誤。

　　曹操是一個世所共認的軍事家。這是時代的要求所使然，也是他自我研習兵法理論和長期戰爭實踐的結果。

　　他自幼“博覽群書， 特好兵法”;他鞍馬勞頓，倥傯一生，禦軍三十余年。

　　諸家兵法理論幫助他認識戰爭規律，得知了戰略戰術之要，從而遊刃於戰亂之機;戰爭的實踐，加深了他對歷代兵家，特別是對《孫子兵法》的理解，從而發展了兵法理論。

　　他的著作，富有獨到的軍事見解;他的實踐，既有成功之舉，也有失敗之例，但不管是成功的還是失敗的，均同他的軍事著作一樣，無不體現著他的軍事思想。

　　他是一個政治家。他的政治抱負有一個合乎邏輯的發展過程。

　　他說過，“孤始舉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為海內人之所見凡愚，欲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譽，使世士明知之”，“後征為都尉，遷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將軍”，及至身為宰相，自謂“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

　　這種發自建安十五年《讓縣自明本志令》的話，反映了他封公建國前的真實思想。

　　他重視集權，“不慕虛名”，自始至終都是他為政的指導思想。

　　他設天子旌旗而不為天子，是典型的不慕虛名而重實權思想的體現。

　　曹操的經濟建樹，也有不少產生了很大的歷史影響。

　　抑製兼並，“無令強民有所隱藏，而弱民兼賦”是他的重要經濟思想之一。

　　他在河北推行的按畝計租、按戶收絹綿的政策，實開中國租調製之先。

　　他在廣泛的地區內“行屯田以資軍食”的主張和措施，長期為後世所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