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中宵一行到達葉縣的時候,太陽還沒有落山。步出專列,杜中宵舉目四望,竟然找不到四年前的影子。這裡發展太快,並不像其他的州縣,數十年沒有變化。
柏亭監知監吳君庸和葉縣知縣李杞帶了官吏,早早就等在車站,一起上前迎候。
行禮畢,吳君庸道:“葉縣驛館已經安排了中丞住處,中丞可以帶人前往。今夜為中丞接風,本監官吏一起拜見,萬望莫要推辭。”
杜中宵道:“此事好說。昨日發文葉縣,讓把涉案的簡家等人,全部捉拿,有沒有辦好?”
一邊的李杞道:“回中丞,下官今日上午已經照辦。凡是涉案人員,已經全部收監。”
杜中宵點了點頭,想了想問道:“朝中爭了兩天,有沒有消息到葉縣?有沒有案犯逃跑?”
李杞道:“朝堂的事,一時間沒有傳到地方,案犯對朝中爭論一無所知,甚是僥幸。”
這邊案子不辦,朝中爭來爭去,杜中宵最怕朝中沒爭出個結果,案犯先得了消息。聽了李杞的話才放下心來。有了易理的供詞,這件案子並不複雜,仔細一些就好。
葉縣因為在南北交通要道上,往來的官員眾多,驛館修得極其豪華。杜中宵住了單獨一座院落,帶的人安置在左近,非常方便。到住處換了便服,杜中宵和程來廣一起到了接風宴席。
各自落座,知監吳君庸起身,向杜中宵介紹了柏亭監和葉縣的官員,道:“中丞遠來,百官甚是欣喜。特備薄酒,為中丞接風,寒酸莫怪。”
這幾年隨著鐵路越鋪越多,許多中央官員開始出巡,葉縣接待的官員眾多,大家都已經習慣。杜中宵客氣幾句,與眾人一起飲酒。到底是大縣,酒宴非常之豐盛。
酒過三巡,各位官員都說些閑話,慢慢散漫。
杜中宵對吳君庸道:“這些年來柏亭監多收許多錢糧,是朝廷眼中重地。不過,我聽說這裡的客戶太多,官府管理不及,治下也是亂得很。白家一案只是個例子而已,實際上地方上這種事情不少。”
吳君庸歎了口氣:“中丞,柏亭監這裡,官少民多,官府著實管不過來。便如柏亭監,人口已近十萬戶,卻還只是作為一個小州,官吏不齊。治下發生的案子,如果不是證據齊全,就難以勘查。”
杜中宵道:“這也是實情。七八年前,我初次建柏亭監的時候,治下只有幾千戶,現在卻擴充了十倍不止。官府的人還是那樣多,確實無法治理地方。”
吳君庸道:“好在官辦的幾家大廠,都是他們自己在管,不需官府插手,不然情況更糟。我多次上奏,要把柏亭監升格為大州,增加官員過來,朝中只是不許。”
這是很尷尬的事,朝中認為現在的柏亭監很好,收的錢糧很多,都不想改變。有點案子怕什麽,又不會影響大局。向柏亭監派人,也只是加強了官辦場務的管理,派了更多監當官,地方沒什麽變化。
這不是哪個人的問題,而是整個朝堂,對柏亭監發生的變化,根本不知道要怎麽治理。幾千年來都是農業為天下之本,這種工業發達的地方是個另類,朝廷本地躲避管理,放權給地方。
如果一直這樣下去會發生什麽?地方的實力派勢力膨脹,最終控制地方,甚至引起動亂。他們未必能推翻官府,更可能被鎮壓,新生的工業也會受到打擊。
這個問題是一定要解決的,舊的政治制度不適合管理這裡,就要改革政治制度。現在發展了不足十年,已經亂象橫生,如果不進行梳理,會越來越嚴重。
杜中宵道:“朝廷治天下,想的無非是國泰民安。最近幾年,柏亭監亂象叢生,案件積壓甚多。聽人說,地方發生很多爭端,根本就不報官府,報了也沒有人管。”
吳君庸道:“此事著實冤枉,衙門裡除了我,就只有一個推官和一個錄事參軍,天天都是忙得不可開交,哪裡是沒有人管?只是人就這麽多,吏人名額也受限,實在管不過來。”
宋朝的官府裡,除了官員,其實就是公吏,這都要發俸祿,有規定的名額。柏亭監同下州,官吏的名額不多,怎麽管得了這麽大的地方?可以臨時增加的,都是差役而已。柏亭監是工業發達的地方,絕大多數人都是客戶,哪裡去找那麽差役來?最後的結果,就是這樣。
從制度上講,州府的等級是按人戶來的,人口多了地方的級別就升上去。可柏亭監這裡,增加的大多數人是客戶,流動性很大,連戶口統計都沒法完成。從地方到朝廷,都是得過且過。
一邊的李杞道:“朝廷隻願這裡多開廠,能夠多收稅,卻不知對地方來說,官吏不夠,許多事情管不過來,許多煩惱。柏亭監如此,葉縣也是如此。便如白家的案子,當時報來,依著證據查下去,便就是那樣。白家的後人來告,又找不到證據,可不就只能結案。”
杜中宵道:“我在葉縣這裡住些日子,了解一下地方,然後上奏。如果一定要改,那就早改,不要惹出大事。白家的案子,先拿了人,等到鮑提刑來了再行審理。”
吳君庸和李杞一起拱手:“如此最好。我們兩人人微言輕,縱然上奏,也沒有人理會。中丞是朝廷重臣,若是代地方上奏,必然不同。”
杜中宵道:“但願如此吧。對了,當年柏亭監建了許多學校,現在怎樣了?”
吳君庸道:“地方上並沒有錢,只能由各廠自己建。現在幾座工廠,都有自己的學校,學成了的進廠做事。鐵監的最大最好,凡是廠裡子女,都可以在校裡學三年, 然後考其他學校。”
杜中宵皺了皺眉頭,沒有說什麽。以柏亭監的經濟不應該如此,可實際就是這樣。由於地方經濟發達,柏亭監完全取消各種苛捐雜稅,隻按朝廷律令收稅。宋朝是高度中央集權的體制,地方上收上來的錢理論上屬於三司,監裡的庫收藏的錢物,為寄省之物。嚴格地說,地方上沒有完整的財政權,手裡很少可以挪用的資金。柏亭監收的錢多,都是屬於朝廷的,地方官的手中並沒有錢。
由於地方發達,柏亭監這裡做事,臨時用錢,可以要求地方大戶捐獻。這種錢大戶願意捐也好,不願意捐也罷,都得拿出來,即所謂的苛捐。經濟發達了,這種捐獻就多,比一般州縣好做。
這個時代,與杜中宵記憶中的中央和地方,是完全不同的關系。大宋立國,為了削除藩鎮之害,太祖收地方財權,改變官吏結構。地方對中央的威脅小了,治理的能力也弱了。
一邊與吳君庸和李杞交談,杜中宵一邊心裡暗暗思索。隨著經濟的發展,原來的政治結構已不符合現實,要怎樣改變,才能讓皇帝和官員接受。
隨著工業發展,地方變得複雜,原來的政治結構已經不能適應。如果不做改變,官府對於地方的控制必然減弱,與地方豪強的矛盾必然增多,早晚會出大事。而地方經濟實力強了,難免的,又會對朝廷形成威脅。兩者之間的結合,是中國這個大一統的中央帝國永恆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