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永城地價，一般田地一畝只有二三百W縣城周圍的好地也不過五六百文。一隻羊就可以買一兩畝地，這種事情杜中宵前世根本就不敢想。當然，中原地區地廣人稀，旱澇無常，地價與其他地區比起來要低一些。但即使漲上十倍，一畝地兩三貫錢，其實也不高。

　　與此相對應，此時米價一鬥五十文，雇人傭工，官價一般是一人一天一百文，民間價格稍低，一日五十文還要管飯。勤快一點的，努力攢上幾年，就可以買上幾十畝地，做個中農。

　　地價、米價和勞動力價格的比例，反映了很多問題。此時地主與農民的矛盾中，土地多少並不佔絕對重要的地位，其他的生產資料佔的比重更大一些。再刨去牛價較低，答案也就很明顯了。各種各樣的農具才是農業生資料中的大頭，實際情況也是如此。把地價向高了按一畝一貫算，三十畝地不過三十貫，而置辦各種農具，卻同樣要三十貫。畝收一石，則年產糧食三十石，已是典型的中等戶了。

　　以此時的勞動力價格，努力勞作，看起來十年之內就可以脫貧，成為這個時代的中產階級。其實遠不是這麽回事，到現在大宋立國近百年，主客戶的比例其實沒多少變化，就連五等戶比例也變化不大。

　　出現這種局面有很多原因，如天災無常，一次大災就容易讓多年積蓄損失一空。比如差役沉重，農民並不能安心勞作。但最重要的，還是做個自給自足的小農之家對這個時代的人，並沒有多少吸引力。

　　這一點讓杜中宵很不理解，後來看清楚了這個時代的階層變動之劇烈，也就釋然。想自己家原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小農之家，父親進京趕了一次考就破產，要不是杜中宵有後世的知識，還不知道哪一年才能夠翻身。吳克久原是一縣之豪，視自己家為奴仆，僅僅幾年時間，連酒樓都支撐不下去。

　　簡單地說，這個年代持有資產是有成本的，國家稅賦是資產稅。如果手裡的資產不能帶來收益，會迅速被各種稅賦抽光。中農恰巧處在這樣一種位置，朝廷壓下來的負擔大多都是壓到他們這一條線，只要收成差一些，稅賦和差役抽血就會特別嚴重。一遇意外，便就跌落成為貧下農，甚至成為雇農。如果把差役算上，中農的生活並不比貧下農和雇農優越多少。

　　土地不只是收租，還是朝廷分擔稅賦的重要標準，土地的持有成本很高。做地主，不但要有地，還必須找到替自己耕種的人，地荒在那裡，是要用自己的家產填稅賦的。便如吳克久一家，因為得罪了杜中宵，杜中宵剛好考上了進士，他家的酒樓不但不賺錢，還一直向裡面賠錢。地主也是同樣的道理，一旦找不到承佃的人家，地租不出去，朝廷收起稅來一點都不客氣。

　　地裡的收成不好，雇農不過渡荒，地主卻還要繼續承擔朝廷的稅賦。把雇農逼得緊了，大不了一走了之，換一家繼續種罷了。按此時流行賒欠的規矩，說不定生活還能夠得到改善呢。宋朝廢除了地主和農民的人身依附關系，都是各種契約，且有期限，地主缺少把農民與自己的土地綁定的手段。

　　這種手段，除了農奴製，還有一項就是高利貸。也就是用金融手段，把土地與農民綁在一起，買賣土地的同時，也得到了耕種這塊土地的農民，土地才會特別值錢。這個時代由於對高利貸的打擊，地主恰恰缺少這種手段，他們要負擔土地資本風險的成本。

　　這個道理說穿了，就是雇農的穩定性不足。

杜中宵前世的工廠，如果工資一日一結，工人的流動性會非常大，不是特別缺人不會這樣做。當人力更加富裕，資本家會連工資月結都不滿足，傾向於用年結的獎金綁定工人。這樣還不滿足，會讓工人負債，寅吃卯糧，讓你不敢走。地主控制農民也是一樣，高利貸最大的作用不是剝削農民，而是控制農民，提供持久的剝削才最符合地主的利益。　　杜中宵研究這些，不是要分析這年代的階級關系，那些傷腦筋的事情會有王安石等喜歡做學問的人去做。杜中宵需要知道的是，自己要發展科學技術，推動這個時代的技術進步，開工場，辦企業，工人從哪裡來。明白了這個時代的社會基礎，才知道要采取什麽措施。

　　這樣的時代，不需要圈地革命把農民趕進城裡，那是面對農奴製資本家采取的手段。也不需要土改分田，大把的荒地在那裡，有人力，工具足夠便宜，自然會開墾出來。現在需要的，是把有限的人口聚集到城市周圍，有了人口密集的定居點，工業才有足夠發展的動力。當然這不是說要城鎮化，而是要集中精力改造城市周圍的土地，能灌溉，旱澇保收的土地才會吸引人。客戶佔人口的三分之一，把這些人利用好了，便就足以保證工人的來源了。換句話說，發展中解決問題，而不製造問題倒逼發展。

　　現在工業的第一步，是大量製造好用而又便宜的農具，蒸汽機也沒有這個重要。這便是杜中宵讓人去買《耒耜經》的原因，從犁開始，建一個製式化的製造農具的工場。並不需要規模多大，只要摸索出了經驗，形成了製式，以後甚至可以推廣到每個州去。

　　把這些想法重新再理一遍， 杜中宵坐下，喝了口茶，輕歎一口氣:“但願我想的沒錯，也不應該有錯啊。做事情，當然是先挑容易的做。自己工科出身，當然要挑自己最熟的下手。”

　　做農具最重要的是什麽?鋼鐵啊。可惜，自己現在管的這個縣，什麽都好，就是沒煤沒鐵。杜中宵只能派人到北邊的應天府去收鐵，一如他派人到曹州去買牛。

　　正在杜中宵想著這些事情的時候，董主簿找到後衙來，敘禮畢，苦著臉道:“知縣，今日曹州買牛的和應天府買鐵的一起到了本縣，商戶在碼頭那裡等著呢。”

　　杜中宵一喜:“就等他們了！主簿，走，我們一起去，讓這些商戶知道本縣急缺這些，以後多販些過來！有了鐵我們打製農具，又有牛，可以把縣城周圍全變成膏腴之田！”

　　董主簿卻苦著臉:“知縣說的自然是對的。只是，我們現在哪裡有那麽多現錢?二百多頭牛，要費錢三百余貫。三萬斤鐵，也要費錢三百余貫。這個時節，春稅剛解到州裡，我到哪裡變出六七百貫錢?”

　　杜中宵一怔:“縣裡沒有錢了?怎麽這麽快就沒有錢了?”

　　董主簿直叫苦:“前些日子從本縣主戶那裡支借了約摸一千貫，辦那個‘公社’已經花掉大半，剩下的都是有用處的本錢。知縣自己定的規矩，我們不可以從那裡取錢。”

　　說到這裡，董主簿兩手一攤:“除此之外，縣裡哪裡還有錢?就是營田務，現在也是入不敷出。本來有那處煙花工場接濟，又被州裡收上去，縣裡現在著實是無錢可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