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眾人不說話，杜中宵對徐克道:“主管，商場是做生意的，你說一說。一日立契須經保人，二是立契時用押金，不能完成則立多少數額的違約金，哪具合適一些?”

　徐克起身拱手:“回提舉，依小的這些日子主管商場，覺得保人和押金兩種辦法各有好處，不能偏費。有忠誠勤儉之人欲做生意，苦無本錢，有些人脈，可以讓人做保。像商場，下面找商戶的時候，最開始就是讓營田務做保，貸錢給村社。後面慢慢從貨款中扣些錢，做為押金，便不須保人了。有那本錢雄厚的外地商人，本地哪裡找保人?就讓他們交押金，一樣做生意。不過，不管哪種辦法，立契時最好能明寫違約金。如若不寫，一旦違約只能按損失數額來賠償。這裡有個確數?空打無數官司。”

　張士安道:“做生意有本錢有利息，有市價，如何算不出來損失確數?”

　徐克拱手:“提刑，便以學生管的商場來舉例子。商場與廣南來的某個商人議定，讓他販些南海珍珠來，何日到，多少數量，都有確數。時限到了，或者貨物拖延時日，或者數量不夠，契約寫不清楚便就難論賠償數額。我們也是經多了這種事，得提舉指點，現在商契都明定違約金。晚到一日罰多少錢，數量短少罰多少錢，都有明契，少了許多紛爭。”

　馬尋心裡清楚，杜中宵現在討論這個問題，是因為十三郎等人從宜城縣搶了人。宜城縣令已經打聽到了是營田務的人乾的，狀子遞到州裡。馬尋是毛詩出身，不是進士，官場上本就被另眼看待，官職又低於杜中宵，不好強到那裡拿人，一時猶豫不決。杜中宵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也是給馬尋個台階下。

　馬尋精於法律，豈能不知道這裡面的漏洞?十三郎搶人在前，訂契約條例在後，法不前溯，按道理是管不到這案子的。但只要新條例出來，可以讓縣令決斷，依情按新法論處，這在地方官的權限之內。心中有計較，馬尋基本不參與討論，自己等三位監司主管官議出結果執行就好。

　周沆沉吟良久，道:“若是訂立契約時，明寫違約要賠償錢數，倒也有許多好處。怕只怕，有的商人貪圖好處，會故意違約。如商場買賣貨物，訂契約時，市價若乾，寫明違約賠多少罰金。而運貨物到地方的時候，市價漲了，違約反賺得多，商人便就違約。治地方明法令，淳風俗，發生這種事情，就敗壞風俗了。此事要多斟酌，不能只因為衙門容易辦案，就如此做。”

　地方官對案件有一定的裁量權，必須依法斷案，但可以依情裁處，上下無異議即可。一個原因就是治理地方，不只是執行朝廷法律，還有教化地方的職責，兩者並無輕重之別。對案件是從嚴從重，還是薄罰，一個標準就是能不能教化地方，所謂淳風俗。必要的時候，甚至可以依地方風俗法外斷案，就是鄉原體例。州縣官員與路級監司的官員不同，也與後世有別。他們不但是朝廷派出治理地方的，對朝廷也代表著地方。對百姓代表著朝廷，對朝廷則代表著地方百姓，一方面是朝廷律法，另一方面是鄉原體例。鄉原體例不是地方法規，地方法規是朝廷律法的一部分，此時稱一州一縣條例。鄉原體例是地方風俗習慣，遇到了不合地方常理人情的案件，地方請願要求更改結果，就是依據於此。

　周沆就是這個意思，如果訂立契約時明訂違約金，商人在違約能夠得到好處的時候，自然會選擇違約。如此一來，會養成漠視契約，不誠信的風俗，違背了治理原則。

　杜中宵道:“副使，商人做生意，本來就是逐利。任何一單生意，都是有風險的，風險多大，雙方各自承擔多少，就在契約裡表現出來。如何表現?一方違約賠罰金若乾，另一方違約賠罰金若乾，這個數額就是各自估計的風險。當時估計錯了，後來又有何話說?若講如此不誠信，以後不與此家做生意好了。”

　周沆想起了想，點頭道:“如此說也有道理。不過民間人身契，又有許多不便處。”

　杜中宵道:“人身契反而好辦得多。百姓賣身為奴者，無不是走投無路，不得不如此。朝廷當愛護百姓，約束主人不得苛待奴仆，契約自然傾向賣身者。賣身者要贖，主人本就不該阻攔，是也不是?”

　周沆和張士安點頭:“自該如此。”

　杜中宵道:“那就好辦了。立約時有期限，若是提前贖人，只需把典身錢分攤到時日裡，把以後日子的錢還給主人就是。當然，贖身之後主人家或要雇新人，需要時日，便可商量，是多做些日子，等主人再雇了人來才走，還是交些罰金。這個日子要定下來，最多一個月，罰金也不能多。”

　杜中宵是按他熟悉的工廠工人辭職來算的，提前一個月辭職不算違約，實在等不及給賠償。這個年代的奴仆其實就是雇傭工人，依然是朝廷編戶，人身權利得到保護。不過這個條件，對於奴仆過於寬松。

　張士安道:“提舉，若是如此定，對於賣身人來說，契約期限便就可有可無，全無約束。提前贖身時，還是要跟主家商議，雙方議定才好。只要讓主人家不虧錢，誰還會強留人不成?”

　杜中宵道:“怎麽不會強留人?提刑，便以此次姚守信嫂嫂來說，那員外不許贖身，強留在家，就是貪圖她的姿色，而不是貪圖她在家裡做活。遇到這種，不強立期限可是不行。”

　見其他人不說話，杜中宵道:“要不這樣，為了讓賣身人有約束，可以提高罰金數額。剩下還有多少日子，把典身錢攤在裡面，多收一倍，如何?”

　周沆和張士安沉吟很久，一時決斷不下。他們同意了，這就成了附近數州的地方條例，一定要執行的。加入違約條款，並不違反朝廷律令，只是作為補充，這幾個就可以決定。今天同意了，以後是要負相應責任的，兩人必須仔細掂量。

　杜中宵一定要加入違約條款，賣身為奴的還在其次，更重要的是在工廠裡做工的工人。他們以後的契約，還要加入工作時間，加入休假制度，一些相應的福利保障，甚至教育條款。

　與歐洲不同，唐宋時期奴隸制度的瓦解，被雇傭者地位的提高，是由官方主導的，伴隨著儒學的複興。此時的學術思潮，對天下治亂看得很重，一有亂起，首先會被認為德政不修，逼起民亂。對於造反者的態度，大多是隻誅首惡，不問協從。嚴厲鎮壓的盜賊重法，隻適於部分地區。

　這種社會條件下，血汗工廠根本開不下去，朝廷法律不允許，社會道德同樣不允許。

　總體上講，血汗工廠只會相對提高利潤， 並不會絕對提高。普遍是血汗工廠，工廠主並不會得到超額利潤，只有一部分是血汗工廠時，工廠主才會得到超額利潤。在超額利潤的刺激下，其他工廠也會向血汗工廠靠攏，超額利潤慢慢消失。壓榨出來的勞動財富，是整個社會的福利。從整體上講，勞動者沒有得到應得的報酬，也就沒有消費能力，不利於市場發展。內部市場無法發育，只能過度依賴外部市場，帝國主義不斷擴充殖民地。從殖民地掠奪資源，同時做為工業產品的傾銷市場。

　這種模式下，對外擴張只能是佔領殖民地，而不是擴大領土。殖民地可以提供資源和市場，內部市場不完善，領土擴張是不劃算的。歐洲國家在強盛之後，殖民地幾乎完全丟失，是他們發展路經決定的。

　西方世界，不能依賴殖民地的美國和德國，反而培育了內部市場，在工業發展上領先。而殖民地廣大的幾個國家，工業很快被美德後來居上，說明了殖民地是有毒的蛋糕。

　杜中宵的做法，是一邊發展工業，一邊培育內部市場，本就不允許血汗工廠存在。以內部市場為根本，才能長久，中國的市場足夠大了。宋朝內部市場能夠統一，比多少殖民地都有價值得多。不但是整個社會得利，工業也有了動力，可以快速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