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國時，太祖說藏富於民，到了王安石變法，又要發富民之藏，以濟貧民。所說的財富，其實更多的是指金錢，而不是實物。市場分割，商業經濟不發達，會使大量的社會財富其實沒有用貨幣標價。商業的落後，又使大量金錢沉澱下來，形不成資本，也抑製產業發展。

　宋朝民間沉澱下來的錢有多少?比流通中的數量多得多。兩宋之交，朝廷加賦，曾有一個寡婦願意一家替全縣交錢。開一庫存錢，就全數交齊，而他家存著的現錢還有好幾庫。一個不顯山不露水的鄉間小財主，就存了裝滿幾間房子的現錢，當時的人也大吃一驚。

　流通中的貨幣，應該等於數量乘以流通速度。這個年代，大部分人還沒有認識到流通速度的重要性。

　杜中宵在京西路開設商場，增加流動速度是一方面，還有一個目的是打破各州縣的行會壟斷，打破地方壁壘，形成統一市場。統一市場一旦形成，局面就煥然一新了。

　聽著杜中宵講自己各項措施的意義，王安石不斷點頭。在地方為官已經九年了，有足夠的經驗，看見了各種各樣的弊端，王安石一直在尋找改善弊政的方法。京西路的很多做法，讓他耳目一新，形成了很多的想法。這一路走來，觀察地方，體察民情，還是感性的認識。聽杜中宵分析利弊，慢慢開始形成理性的認識。有了這些認識，到了舒州之後可以付之實踐。

　舒州位於長江支流皖水邊，就是後世的安慶一帶，地理條件與襄州一帶類似，營田務的很多舉措都可以直接移植到那裡。王安石的打算，也正是要借這一任通判，結合營田務的經驗，在實踐中找到自己的治國方法。只有真正地認識地方，積累足夠的經驗，王安石才會願意到京城為官。

　與杜中宵比起來，王安石的理想遠大得多，做事也主動得多。

　歷史上舒州一任之後，再做一任知州，王安石便入京，不久就寫了《上皇帝萬言書》，系統地提出了自己治國理政的思想。《萬言書》是一種官員上書皇帝的文體，比較正式，倒不是長篇大論的意思。現在這個時間，正是王安石積累經驗，總經自己改革弊政的思想理論的關鍵時刻。

　杜中宵講完，王安石道:“依待曉之見，行會把持地方，把全國商業分割為一州一縣，甚至一鎮一村之地，使商販不行，於國不利。如果打破行會把持，奪了牙人的交易之權，才可以使貨物流通天下。不過如此一來，官府也就無法掌控民間貿易，使商賈脫離朝廷眼線。商人天性逐利，不事生產，若是百姓人人追逐商販之利，耽誤了種田，於天下大不利。”

　杜中宵道:“介甫，商人逐利，其他各行各業難道就不逐利了?民間有言，錢如密，一滴也甜，天下人哪個不喜歡?種田有種田的利潤，經商有經商的利潤，開工場生產貨物同樣有利潤，哪個利大，便有無數人鑽進去，把利潤慢慢攤薄。官府只要從中調節，並不會相差太多。至於官府無法掌控貿易，便是開市場的意義。有朝廷自己開的商場，有民間百姓開的商場，各得其利。有自己的商場，官府可以通過調節抽取的利潤多少，影響天下商業。然後通過稅收、官買官賣、貸給本錢等等手段，掌控其他。”

　王安石聽了，好一會不說話。以王安石的文化背景，他的性格，更加相信直接控制的手段。杜中宵這樣間接控制的方法，不合他的心意。

　何必那麽麻煩，既然官府可以開商場，可以直接生產、買賣貨物，商業就由官方來做好了。直接朝廷出面，控制、管理大型商業，只有那些不賺錢的小生意，才放給百姓經營，豈不更簡單?

　像鐵監那樣做工業，像商場那樣做商業，再加上營田務這樣做農業，農、工、商全部由朝廷設衙門來經營，什麽大商戶、行會、牙人，全部都甩到一邊去，豈不是一了百了?

　王安石是這樣想的，也準備這樣做。此次到棗陽來，一是要看一看營田務種田的模式，再一個看看村社經營。學習經驗，到舒州之後，整合境內所有行業，試一試身手。

　聽著王安石說著自己的想法，杜中宵有一種錯覺，自己在跟一個似曾相識的國營大單位的一把手談話。只是王安石這樣的思想，沒有意識形態的因素，而是認為，財富沉澱民間，朝廷積貧積弱，是現在天下最大的問題。只要財富到朝廷手裡，就可以富國強兵，改革一切弊端。

　王安石容易走極端，一旦覺得哪種方法好，就推向極致。杜中宵這種一方面這樣，另一方面又想方設法處處限制的做法，讓他極不理解。既然官營有這麽多好處，又何必留出民間發展的空間。

　杜中宵哪裡有理論功底說服王安石，只能含糊過去，總要經過實踐，才能改變認識。

　宋朝被稱積貧積弱，其實後來的明朝中後期，又何嘗不是積貧積弱?清朝的中後期，是不是積貧積弱?甚至後世的歐洲等國家，冷戰之後是不是積貧積弱?與他們的前期相比，都是一樣的局面。

　政權不掌控經濟命脈，必然會走到這一步。宋朝用行會和牙人控制工商業，社會財富必然被商人和牙人分走大部分，到了官方手裡剩不了多少。隨著時間推移，會一步一步惡化。這種情況下，哪怕官方參與一些經濟活動，不管是工業還是商業，都會被各種手段擠兌得不賺錢，甚至虧錢進去，成為民間勢力積累財富的養分。不得不放棄，從而使官方在社會財富中分到的配額變得更小。

　王安石這些人，就走到了另一個極端。既然如此，那就由官方直接進行分配，消滅中間謀利的商人和工場主，完全控制生產和消費的整個鏈條，一切利潤由朝廷掌握。

　這怎麽可能做到?無非是把生產和消費及中間的流通環節，納入到官方體系來。以前是體系外的人分財富，變成體系內的人分財富。沒有控制的手段，體系內的人難道就比體系外的人欲望低，不貪婪?

　杜中宵的辦法，是官方掌握一部分經濟，以足以能夠控制社會財富為度。通過這一個體系，調節官方抽取利潤和積累的比例，投資和消費的比例，來影響社會生產。官方不能掌握這樣一個獨立的體系，要麽對經濟無能為力，要麽對某個階層產生依賴，淪為工具。

　政權不是靠稅收養的，這是中國歷史上的政權的特點。有必要，有能力，政權會出面直接掌握生產資料。直接控制土地，均田製、分封製，都是建立在土地由政權所有的基礎上的。直接設立工場，從周朝開始而後歷朝歷代，都有規模龐大的官營工業。只有商業，官方難以控制，便有重農抑商。

　宋朝經過晚唐五代的混亂，不立田製、不抑兼並，失去了直接控制土地的條件，官僚便一直有重新控制的衝動。數次改革，重要目標都是由朝廷再次直接控制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