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朱厚澤

作者:楊繼繩

2010年5月9日凌晨，朱厚澤在北京醫院逝世，到現在已經兩年了。在這兩年間，朋友相聚，時常談起朱厚澤的人品和學識。他是實踐家，更是思想家，他是中國當代改革的思想先驅之一。朋友們深深感到，他的離世是中國改革的重大損失。

初識

我和朱厚澤相識是唐寶心先生介紹的。唐先生1936年畢業於清華大學，抗戰時期在貴陽參與創辦清華中學，任校長。1980年代，唐先生是天津師范大學榮休教授，是清華大學天津校友會會長。1989年初，他得知我已從新華社天津分社調新華社總社工作，就對我說:“你到北京工作，我給你介紹一個人，從他現在的處境來看，不可能在仕途上對你有什麽幫助，但他對你的思想一定有很大的幫助。”他說的是朱厚澤。

唐先生給我講了朱厚澤上清華中學時的一個故事。那一年貴陽市舉行中學生演講比賽，朱厚澤的演講題目是“我想當官”。在演講中，他先批評國民黨官員的腐敗、昏聵、無能，然後說，如果我當了官，我會做什麽，做什麽。他說要做的事都是針對時弊的，是百姓渴望的。他的演講博得了熱烈的掌聲，獲得了全市一等獎。聽了唐先生這個故事，我得知朱厚澤少年就有治國平天下的壯志，也佩服當年評獎者的膽識。今天的中國評委會多如牛毛，哪一個評委會敢把激烈批評當局的演講評為一等獎?

1989年北京政治風波平靜之後，我拿著唐先生的信，到萬壽路朱厚澤家裡拜望，從此開始了十多年交往。我叫他老朱，別人叫他朱部長。我說:“你已經不是部長了，為什麽還叫你部長?”他滿臉無奈地說:“有什麽辦法?”職務是掌權的人給的，可以賜予，也可以褫奪，很多人卻認為叫職務是尊重，我不以為然。可能是看唐寶心先生的信，他對我很信任，談話毫無保留。我們談到馬克思主義時，他說:“過去說馬克思主義既是科學，又是信仰，這是很荒唐的。信仰應當是堅定的，而科學必須揚棄，這兩方面怎麽能統一在一個主體上?”這句話使我豁然開朗。他對一些事情的看法總是比眾人高出一籌。有些言論如黑夜中的電光石火，給人以震撼和光亮。他要言不繁，直指問題的核心和要害。朱厚澤不是理論工作者，多年從事重要領導工作。即使在領導崗位上他也是看書的，1987年以後，他有了更多的看書時間。他家藏書豐富，由於書太多，在這棟樓的另一個單元找了間房子當作書庫。他的真知灼見不僅僅來自書本，更多是在他豐富人生經歷的基礎上的思考和頓悟。在他家我們可以無所顧忌地談形勢，談政治，談學問，談起來常常忘了時間。外面有什麽會，他總是告訴召集人:“別忘了通知楊繼繩。”他雖然丟了官，還有部長的車。到外面開會，我可以搭便車(搭他的便車的還有孫長江)，會後，他總是叮囑司機李國慶把我送回家。

和朱厚澤交往的十幾年，正是我撰寫《鄧小平時代》、《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墓碑:中國1958-1962年大饑荒紀實》等著作的時候。他十分讚賞我的工作。他多次說，要還歷史真相，要留下真實的歷史。他對我說:“一個失去記憶的民族，是一個愚蠢的民族;一個忘記了歷史的組織，只能是一個愚昧的組織;一個有意地磨滅歷史記憶的政權，是一個非常可疑的政權;一個有計劃地、自上而下地迫使人們失去記憶、忘記歷史的國家，

不能不是一個令人心存恐懼的國家。”後在他在《炎黃春秋》的一次會上也講了這段話，從而被廣泛傳播。我寫這幾本書不僅得到了他的支持，還從他那裡吸取了很多思想。在夾縫中開拓“三寬”

朱厚澤擔任部長以後，試圖把中宣部逐漸變成“思想解放部”。朱厚澤的這種努力注定他成為政治舞台上的悲劇角色。他向我談了這一段經歷。

朱厚澤說，1985年8月，中央調我任中宣部長，接替鄧力群(鄧調中央書記處，分管意識形態)，由胡錦濤接替我的貴州省委書記的職務。錦濤到貴陽，我對他說:我不在省委給你交接，我陪你往下走，一邊走，一邊看，一邊聽，一邊議論。他說很好。陪同我們二人的還有省委副書記和常務副省長。他們兩人有事就回去，辦完事就到我們這裡來。我們向西、向南，經畢節、六盤水、黔西南、黔南。每到一處停下來，由地、縣委匯報。到了黔南的羅甸，中央打電話，讓我速去北京，參加北戴河會議。

我到北京被安排在廠橋中辦招待所。當晚，就讓我到胡耀邦去北戴河的專列上。我上車見了胡耀邦。他說:“已經來了，宣傳部怎麽搞?”我長期在地方工作，對他的提問沒有準備，隻好回答:“無從談起。”胡耀邦說:“先到北戴河聽聽討論。”我們去北戴河參加的是中央辦公會議。

到了北戴河，每天上午開會，下午游泳。工作會議上有兩個半天討論意識形態。在討論意識形態時，反對自由化的勁頭很大。姚依林說:“自由化的根子在經濟工作裡面。”事先沒有讓我發言，我也沒有準備發言。到了11點半，快散會了。胡耀邦說:“朱厚澤，宣傳部長，你也講一講嘛！”胡啟立馬上把話筒推到我面前。我沒辦法，隻講了十來分鍾。我說的大概意思是，我長期在地方工作，對上面情況不了解。從地方實際工作看，特別是從貴州這個窮地方看，妨礙實際工作和改革推進的主要是左的東西。沒想到，我這個發言，反應很強烈。楊尚昆說:“是個思想家呀。”鄧力群不吭氣。

從北戴河回北京，我又乘耀邦的專列。胡啟立、田紀雲也在其中。耀邦讓我們到他那邊去。胡耀邦對田紀雲說:“中央兩大綜合部門，黨中央這邊是中宣部，國務院那邊是國家計委。中宣部這邊問題解決了(指把我調來換下了鄧力群)，你去跟紫陽同志說說，早下決心解決計委的問題。”當時主持國家計委的是姚依林。他們還是按老辦法工作，你放權他就收。胡耀邦對計委不滿意。兩年以後我想起胡耀邦這次談話時想到:你想解決計委的問題沒有實現，你自己反而被計委的人給“解決”了。

朱厚澤說胡耀邦被計委的人“解決”了，是指胡耀邦下台，主持計委工作的人起了重要作用。

我說:新官上任三把火，你“放火”了沒有?

朱厚澤說:當時的情況哪能“放火”?

是的，1986年政治形勢詭譎。改革和反改革的力量在較量，在平靜的表面下暗流滾滾。這種情況是不能“放火”的。但他不消極等待，而是采取了特有的開拓方式。朱厚澤介紹說:

胡耀邦問我:“你來了半年了，有什麽反映?”我說:“反映就是沒有什麽動靜。”胡耀邦還讓胡啟立、王兆國給我帶話:“大膽一點，準備個報告提供書記處討論，我們大家支持你。放手工作嘛！”他希望用新的指導思想寫個報告，中央討論通過後，意識形態方面就會打開新的局面。當時的情況是，最上一層有老同志;老同志下面是胡、趙;日常工作是書記處，開始是習仲勳，後來是胡啟立;在政治局委員中胡喬木分管意識形態;在書記處中，鄧力群分管意識形態;再下面才是我中宣部長。我是第六層，“六層夾塞”。胡耀邦讓我把想法擺出來，他在上面支持我放手工作。他太天真了。我不能把我的想法擺出來，一擺就要吵架，他也不可能支持我。如果在中央會上有分歧，我就不能在下面講我的看法了。

我對啟立說:“寫報告今年不能搞。連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也不能開。”以前每年都要開全國宣傳工作會議。

不開宣傳工作會議怎麽辦?我就東一個地方講一點，西一個地方講一點。在上海，在天津，3月8日在音樂家座談會上，3月9日在出版工作協會上，4月4日在光明日報社，4月21日在翻譯家座談會上，4月22日，在主要報刊和經濟學家座談會上，5月2日在全國圖書發行會上，在文化廳局長會上，我都講我的看法。就是不開全國會議，不寫報告。我在下面講什麽也不給中央報告。用滲透的辦法向下面講我的觀點。

3月8日參加音樂家座談會時，我拉上了周巍峙、高佔祥一起去的，我是在萬壽路中組部招待所一個食堂裡講的話，提到要為文藝工作建立寬松的環境。第二天在出版工作會議上我講到對待知識分子要“寬容”、“寬厚”。

1986年1月3日，在上海看望電影創作會議的藝術家時，發表了即席講話。我講了政治思想工作要擺清事實，擺明道理，疏導思想上有疑問的同志。我講了黨委和大學生之間要經常交往、交流、交心，互相理解，建立真誠的、互相信任的關系。

我在一系列會上多次講“文藝要有一種比較和諧融洽的氣氛，一種比較寬松的輿論環境，一種有利於藝術上不同風格流派的相互競賽，有利於藝術上的探索創新，有利於在探索創新中的互相批評討論的好空氣。”“和諧的氣氛”、“協調的氣氛”、“寬松的環境”。最後形成了“寬松、寬容、寬厚”的“三寬”思想。

這些講話，《文藝報》發表過，1986年7月15日和8月11日的《人民日報》也發過。新華社對這些講話沒有發表過，穆青按兵不動。我在上海講話時，新華社一位女記者寫了一篇稿子，送給我審，我壓下了，沒讓發。

我問老朱:你講“三寬”，如何與“四項基本原則”協調?他說，我是這樣講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自由化，這是一個政治概念，它並不直接等同於或者取代日常生活中的具體行為規范。文藝創作，具有強烈的個性特色，創作自由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符合文藝創作的發展規律的。四項基本原則是高層次的規范，講的是政治方向、政治目標、政治道路。所以，我們要在戰略上總體上堅持這個總體方針，又不能把這個總體上的戰略方針，簡單化地等同於日常生活中某個具體規范”，有人說我把四項基本原則架空了。黃菊向中央問朱厚澤講的對不對，向中央報告沒有。胡啟立說“他跟中央報告了的，講的是好的”，其實我沒有報告，胡啟立主動為我承擔了責任。不過，他也作了一點讓步，在講話中把“寬松、和諧”改為“團結、和諧”。

鄧力群認為:“由於‘三寬’方針，導致和鼓勵各種錯誤意見發表。”“冒尖人物和冒尖言論紛紛出籠了，亂得不得了。”“三寬”是讓“搞自由化的人有寬松。”“是讓搞自由化的人無所顧忌。”李先念在報紙上看到朱厚澤的“三寬”發火了。喬石得知李先念的態度，急忙對我說:“厚澤，你那個‘寬’的文章不要再做了。”

朱厚澤在政治“夾縫”中努力擠出“三寬”，使中國知識分子感到一絲暖意。“三寬”雖然被“夾縫”擠殺，卻永遠留在知識分子的記憶中。

我只知道一年多的情況

1994年，我正在寫《鄧小平時代》，對朱厚澤說:我正在寫一本書，想如實記錄20世紀最後20多年的歷史。請你談一些你所經歷的情況。

朱說:我1985年8月從貴州到北京，1987年1月底離開中宣部。1986年夏天以後，我感到一場鬥爭不可避免。每到形勢寬松時，左派總是要挑起新的事端。“9·18”學潮平息以後形勢不錯，左派又挑起兩件事，一是“馬丁事件”，一是“秦柳方事件”。

秦柳方是中國社科院的一位老先生，他把經濟改革中的一些問題集中起來，說成是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材料送到胡喬木那裡，胡喬木、薄一波批給胡耀邦、趙紫陽。趙紫陽的批示是:“批判經濟工作中的自由化要慎重，更重要的是要鼓勵探索創新。”胡耀邦批的是:“同意紫陽意見。”他們二人壓下來了，沒有引起一場大批判。“馬丁事件”被新華社的《國際內參》和《經濟參考報》炒了一下，也被胡、趙壓下來了，沒有引起更大的風波。這兩件事還是公開的。更內部的是圍繞“精神文明決定”的起草展開的。

耀邦想搞一個好的意識形態文件，用一個開明的方針來對待意識形態。左派正好利用這個機會堅持原來的那一套，並用這個機會整胡耀邦。一討論就有分歧，一討論就吵架。最終，精神文明文件翻了盤，陸定一發言引出了鄧小平“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要講二十年”的那段話。左派更得勢了。從而形成了胡耀邦下台的背景，有了胡耀邦下台，就有了八九政治風波;有了這場風波就有趙紫陽下台，這是連著的。

從北戴河爭到北京。在十二屆六中全會上出現了黨的會議上少有的情況。在人大會堂，胡耀邦念完了決議，準備舉手通過了，陸定一站起來發言，重申他在北戴河的看法:不同意提“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陸講完了引起了熱烈鼓掌。在主席台右邊的中顧委席上掌聲最熱烈。當時的座位是，中間是中央委員，左邊是中紀委委員，右邊是中顧委委員。我到中顧委席上說:“你們這麽大勁，鬧不好可能幫倒忙。”當時主持會議的胡耀邦感到很難辦。主席台上議論起來了。最後還是小平同志出來講話，強調反自由化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二十年。當時小平是即席講話，沒有文字稿，不好傳達。耀邦說，先不要傳達，怎麽傳達，由書記處研究後再定。

朱厚澤對我說:你可以研究一下這一段時間的報紙。從1985年9月黨代會(會議期間正好學生鬧事)，到1987年耀邦下台，到1987年5月13日趙紫陽在懷仁堂作報告，扭轉左的局面，到十三大。這兩年間發生的事值得研究。他接著講他親歷的事情:

1985年9月黨代會前在北戴河做準備。一是通過“七五”建議，二是新老班子交替合作。因學生鬧事，又加了一個議題:如何加強政治思想工作。1986年秋天要通過《關於精神文明的決定》，為準備這個文件，討論了一年。黨代會討論新老交替，到十三大才真正解決。(1986年鄧小平同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講要下來，國外所有的報紙都登了)原計劃十三大鄧全退。這兩年，一是黨的思想政治工作怎麽辦?二是人事組織工作怎麽辦?耀邦下台就是在這個背景之中。在這期間，改革理論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

在精神文明決定的討論過程中有兩期簡報，耀邦親自抓這個文件的起草。這個起草小組又接著搞初級階段理論起草。在起草“精神文明”文件中就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問題。已經比較成熟了，但沒有寫進“精神文明”文件，而是留給“十三大”政治報告。

1986年春天，中央召開8000名幹部大會反腐敗，涉及胡立教的兒子、胡喬木的兒子、葉飛的女兒。後來抓不下去了。鄧小平說，經濟體制改革到一定的程度，必須搞政治體制改革。1986年9月到11月，小平多次講政治體制改革問題。

在當時的形勢下，意識形態怎麽搞?黨組織應當選用什麽樣的人?反腐敗怎麽搞?這幾年就是圍繞這些問題往前推。但是，改革中冒尖的幹部就會受到打擊。晉江假藥案是整項南的。因為項南在福建搞改革很堅決。“林則徐燒鴉片，共產黨燒銀耳”。假藥是銀耳做的，不能治病，但無害。用銀耳做假藥是不好，但打擊這麽重，鬧得省委書記項南下台，是另有目的的。
到了12月出現了全國性的學潮。耀邦還是想按照1985年處理學潮的辦法，即對話、溝通、協商的辦法來解決，沒有成功，還引起左派不滿。1987年1月，通過“生活會”這種方式把耀邦趕下了台。

批評耀邦七個半天生活會，生活會後就開政治局擴大會，小平隻讓通過公報，不讓討論。只有陳雲作了發言。我參加了這個生活會。薄一波主持，地點在中南海懷仁堂。參加會的有二三十人。有中央書記處的人，有幾位老同志，還有列席中共中央常委會的人。鄧小平、陳雲、李先念沒有參加。第一個發言是余秋裡。鄧力群一共講了五六個小時。這兩人是重炮。生活會開完了後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時鄧小平和陳雲都來了。李先念還是沒有來。鄧小平說:“今天的會，耀邦不便主持，我主持。會議就是通過這個公報，其它事都不談。”鄧說完後，只有宋任窮和胡喬木在文字上提了點不太重要的意見。陳雲就講了很長的話。一是講調查研究，批評胡耀邦跑的地方太多，談他自己的青浦調查的經驗。二是講用幹部問題，他主張就地取材，到哪裡就在哪裡找幹部。我第一次這麽近距離看鄧。陳雲講話時，鄧一動不動，兩眼平視前方，不看人。陳雲講完了，薄一波用手在鄧前面揮了揮，示意陳講完了。揮了一次，沒反應。再揮一次，鄧像突然醒來一樣，說:“我沒聽見。”接著又說:“沒有意見，舉手通過。”通過後就散會。

胡耀邦下台表面上就是這個會，至於背後還有哪些秘密，就不得而知了。

胡耀邦下台後我就下台了。1月28日，鄧力群帶著王忍之到中宣部來接任，主持新老交接。我在告別講話中說:“一年多來，感謝大家對我工作的支持。沒有你們的幫助，我無法工作。至於對我一年多來所做的工作怎麽看，讓歷史去作結論吧！”鄧力群緊接著說:“不要等歷史作結論，胡耀邦下台就是結論。”

朱厚澤離開中宣部以後被安排到全國總工會，擔任書記處第一書記兼主持全面工作的副主倪志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朱厚澤向我介紹了他到全總上任前趙紫陽和他的一次談話。趙問朱:“如果出現了社會動蕩的情況，工人和政府對立，工會站在哪一邊?”朱厚澤不假思索地回答說:“當然站在工人這一邊。”趙紫陽滿意地說:“這就對了。”一年多以後，出現了北京政治風波，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絕食，全國總工會為在天安門廣場上絕食的學生捐了10萬元。這件事是經倪志福同意的，在清查的時候，朱厚澤承擔了全部責任，當然也就離開了全總的領導崗位。

“四種試驗”和“五個一般”

朱厚澤知道我一直研究改革的歷史。他說，研究中國改革不能就事論事，也不能只看這二十年，要放在人類20世紀的歷史大框架上分析。他說:

在20世紀初，列寧說的那些問題是存在的。矛盾，衝突，戰爭，動亂。自由資本主義面臨嚴重的危機，怎麽得了?為解決這些危機，世界上出現了種種思潮、種種實踐。歸納起來有四種。

第一種實踐是法西斯主義。法西斯有三條:一是政治上否定公民的憲法自由，反對議會民主，實行法西斯獨裁專製。二是在經濟上否定自由企業制度和市場經濟制度，實行高度集權的國家壟斷的統製經濟。三是文化上否定人權，反對人道主義，實行獸道主義。希特勒這麽一個人為什麽會帶來這麽大的影響?因為他反映了當時的一種政治出路，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他並不是像電影中所表現的那種瘋子。

第二種實踐是以羅斯福為代表的新政，他對傳統資本主義體制進行了大膽的改革。政治上堅持民主憲法和議會民主製，堅持人權、人道和公民權利;經濟上堅持自由企業制度和市場經濟制度。同時采用了凱恩斯的理論，加強了國家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必要乾預，通過福利主義調節社會各集團之間的矛盾，這些措施擺脫了1929年以來的經濟危機。

第三種實踐是列寧的十月革命道路，中國也是走的這條路。

第四種實踐是歐洲社會民主黨的道路，第二國際的思想對這條道路有影響，但不完全是一回事。

20世紀四種實踐較量的結果是:法西斯主義被人類唾棄。列寧-斯大林的蘇聯體制曾經在世界范圍內成為一種旗幟，共產黨在一部分國家取得了政權，並建成了高度集權的體制。這種體制能迅速動員資源，解決落後國家工業發展問題。但是，這種制度的危機日益加劇，最終是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中國的改革就是在這個背景下出現的。歐洲社會民主黨的主張在一部分國家內得到實現。北歐的社會民主主義，西德的社會市場經濟就是屬於這種情況。

經過一個世紀較量以後，這四條道路中，一個被消滅了。一個在一度輝煌之後遇到了極大的困難。而另兩種道路，即羅斯福新政和北歐的社會民主黨的道路基本合流。

當代世界有兩股潮流。第一股潮流是羅斯福和北歐社會民主黨對原有資本主義制度的改革，形成了當今世界社會制度的主體。這種制度在二戰以後依靠技術革命得到了新的生命力。二戰以後新的生產力超過了資本主義過去的100年。這一制度還吸收了社會主義的因素，緩和了社會矛盾。革命的危機不存在了。第二股潮流是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進行改革。改革的潮流席卷了整個社會主義世界。一些自稱社會主義的國家也受這股改革潮流的影響。

全球走向一體化。兩股潮流將合流。全球化是大趨勢。

談到這裡，朱厚澤問我:你對21世紀怎麽看?我說:21世紀需要解決三個矛盾。他問:哪三個矛盾?我說:第一是全球化和國家利益的矛盾，這是指國際關系;第二是高消耗生活方式和資源、環境的矛盾，這是指人類和大自然的關系;第三是市場經濟規則和社會交往規則矛盾，這是指人類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關系。

我沒有作進一步的解釋，朱厚澤就明白了。他說:我同意你對三個矛盾的分析，不過我覺得這三個矛盾最終會化解在“五個一般”之中。他認為，21世紀的大趨勢是“五個一般”:

市場經濟一般。市場經濟本身沒有社會屬性。不能把市場經濟分為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我們現在提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請注意，在社會主義後面沒有“的”字)是指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一般。這裡的“社會主義”不是形容詞，而是條件狀語。當然，這裡的社會主義不是傳統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般是經過20世紀反覆較量的結論。它是人類組織社會經濟生活的一種有效形式。迄今為止，還沒有另外一種形式比它能更好地組織社會經濟生活。

現代民主政治一般。也就是民主法治國家一般。權力高度集中而且沒有製衡非腐敗不可。

現代公民社會一般。社會主義，是以社會為主義，為社會而主義。國家必須服從社會，不能用國家來壓製社會。國家主義思潮泛濫是20世紀突出的問題，造成的危害十分嚴重。希特勒把國家主義和社會主義聯在一起，稱為“國家社會主義”，成為20世紀一大災難。21世紀要實現從國家回歸社會，恢復社會的生機和活力。現在讓國家消亡是不可能的，不斷強化國家也是不對的。國家應當逐步從不必要的領域中退出來。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的黨政分開、政企分開，就是讓國家退出若乾領域，讓社會自身來解決問題。

以信息化、網絡化為特征的當代科學技術一般。以信息化、網絡化為標志的新技術浪潮會波及經濟、政治、社會、文化，以及人類生活的所有領域。將改變人類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

以人為本的多元開放的現代人文精神一般。20世紀是現代迷信的世紀，是運動的世紀。在這個世紀，一元獨斷的、封閉的思維方式在一些國家大泛濫。這種思維方式和政治權力相結合就會造成大災大難。必須弘揚當代人文精神，這就是以人為本、多元開放的人文精神。

他說，這“五個一般”也可以稱為“五個進入”:入關，即經濟全球化;入網，上信息高速公路;進城，城市化;回歸社會，解決國家主義問題;返還人間，建立人的主體地位。

這“五個一般”是全球現代化的“一般”。這是歷史的趨勢。誰也避免不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只能做出這樣的選擇。當然，實現這“五個一般”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還會有種種摩擦和衝突。

聽他說完了“五個一般”，我表示:你這“五個一般”具有歷史的深刻，是中國現代化的目標。不過我認為，“一般”必須和中國的民族基因對接，才能夠在中國落地生根。

他說:是的。中國的民族基因就是中國的傳統文化。

什麽是精神文明?

有一次，我們從起草精神文明決定那段歷史談到精神文明建設，談到社會道德重建。

他向我介紹說，對於精神文明建設，1986年有種種不同的看法，大致歸納起來有兩種:一種看法認為，精神文明建設就是吸收一切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使民族精神現代化。另一種意見認為，精神文明建設就是將全國人民的思想統一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之下，用共產主義思想去抵禦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侵蝕。顯然，這兩種看法針鋒相對，水火不容。

他說，在批判舊世界中建設新世界，如果不清理舊道德中的偽道德，則年輕人認為所有的舊道德都是欺騙。 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但沒有從道德意義上來肯定三中全會:表裡如一、言行一致，理論和實踐相統一，言論和行動相統一。這些不僅是思想方法上和唯心論相對立，而且道德上和“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相對立。現在誰講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道德意義?

他認為，新道德首要一條就是言論和行動一致。道德重整的前提是恢復言論和行動的統一。說真話，革除言行相悖的弊端。沒有真話怎麽行?

他自問自答:為什麽共產黨的言論和行動不一致?這和“鐵的紀律”的黨有關。在俄國當時的條件下，沒有鐵的紀律就沒辦法推翻舊的制度。所以，建立這種黨有某種歷史的合理性。在實現政權轉移以後，要嚴格區分革命時期和建設時期兩個階段，要促進民主化進程，領導、組織也要實行轉變。高度集權的秘密組織是雙刃劍，一方面，沒有這樣的組織就不能戰勝舊制度;另一方面，這樣的組織也會腐蝕人。由於我們這個問題沒有解決好，所以我們的國家和過去的國家既有區別，也沒有區別。恩格斯對舊的國家的判斷，也落到我們頭上來了。為了解決社會生活中的組織，建立了國家;而國家一旦建立起來以後，又在追求自己的利益，又成為社會的桎梏。為維持公共秩序進行某些必要的強製，是不可避免的。有組織地、系統地使用暴力手段，這就很危險了。

他自問自答:中國靠什麽統一思想?不能定於一尊。要多元化。社會就是多元。民主的前提就是多元的存在。沒有多元存在，要民主幹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