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就在楊興準備軍隊德國化的時候，在北方，北洋軍閥的皖直奉三派軍閥矛盾愈演愈烈，最後晾成第一次皖直戰爭。　　而在南方，由於在護法戰爭中孫文為首的粵系與陸榮廷為首的桂系，以及川軍與滇系之間錯綜複雜的矛盾，也演變為一場內戰。

　　南北雙方這場內戰持續時間多不太長，但是影響極為深遠。(每次讀史，發現南北之間內戰爆發時間非常吻合，看來雙方都在全國范圍內尋找自己的盟友)

　　先談談皖直戰爭吧，在對待南方革命黨，段祺瑞借助在一戰時期以參戰為名擴編的數萬參戰軍為名，狂吹武力統一中國。而直系大將吳佩孚等人由於自己老家山東有可能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深感南方不可剿，希望“罷戰主和”。

　　其次，段祺瑞在任職國務院總理期間，通過日本的興業、台灣、朝鮮三個特種銀行大舉借外債。1917、1918年的“西原借款”有:交通銀行兩次借款;有線電報借款;吉會鐵路借款;吉黑金礦借款;滿蒙四路借款;山東鐵路借款;參戰借款等。據統計，共計8項借款，借款總額達1億4千5百萬日元。

　　借款的名目繁多，用以掩蓋借款的真實目的。這些借款都是拿中國的土地、礦山、森林、鐵路等資源作抵押。“西原借款”是日本變相侵略滅亡中國的險惡陰謀。

　　當然作為護法軍政府的一員，楊興可是對這些貸款一筆也不認的。

　　段祺瑞對日本的支持感恩戴德，投桃報李，在1919年巴黎和會上，段祺瑞方才對日本步步退讓，從而晾成五四運動。

　　段祺瑞窮兵黷武，賣國行為，毫無疑問遭到世人唾罵。而同期吳佩孚與楊興等愛國將領連連發表通電，反對段祺瑞賣國行為。

　　最後，就是段祺瑞所控制的忠於自己的部隊，在其親信徐樹錚的指揮下，以西北籌邊使兼西北邊防軍總司令督辦外蒙善後事宜。

　　西北籌邊使在官製上和職權上比東三省巡閱使還要大。他有軍、民、財的獨立權，練兵購械可先行後報，西北各省如內蒙、新疆、甘肅、陝西的文武官吏均須受其節製。

　　在這種情況下，皖直奉三大軍閥矛盾愈演愈烈，在這年，3月份張作霖在奉天假借辦壽的名義，4月曹錕在保定假借追悼直軍陣亡將士名義，先後召集八省代表聯盟會議，組成反皖聯盟。

　　在這種情況下，雙方積極備戰，以消滅對方，從而成為中國最高統治者。

　　在開戰之前，張作霖作為皖直雙方調解代表參與會議，在吳佩孚堅持下，直系提出五條意見:會議通過調停政局5條:

　　解散安福會;

　　國務院總理靳雲鵬複職;

　　撤換北方議和總代表王揖唐;

　　罷免安福系三總長;撤

　　消邊防軍，改編後改歸陸軍部直轄。

　　但是皖系堅持不能越過一個底線，那就是只能將西北邊防軍改歸邊防督辦直轄，徐樹錚仍留任西北籌邊使。

　　在7月1日，直系發布《直軍將士告邊防軍、西北邊防軍將士書》，在文書中聲稱:“此次直軍撤防，原為掃除禍國殃民之安福系及倡亂賣國之徐樹錚，對於先進泰鬥，同氣友軍，毫無惡感及敵對行為。”這個通電是很講策略的。他們把矛頭對準安福系和徐樹錚，而摘除了“先進泰鬥”段祺瑞和西北廣大將士，以縮小打擊面。

　　希望將打擊面由整個皖系縮小到安福系與徐樹錚。

　　在這種情況下，

徐樹錚等人認為張作霖在談判過程中明天偏袒直系，在7月7號企圖逼迫段祺瑞將張作霖扣留起來。　　但是段祺瑞感到張作霖曾經幫其多多，而面露不忍。

　　要知道張作霖何等人物，從一個胡匪成為中國近代風雲人物，從段祺瑞面上神色，當即判定有異，立即扭之大吉。如此張作霖在皖直戰爭中幫助直系，打擊皖系。

　　而在南方，孫文在第一次護法失敗後，被迫從廣州遷到上海租界寫《建國方略》，南方軍政府大權落入滇桂軍閥手中，孫文即把希望寄托在陳炯明的粵軍上面，以及楊興所部的川軍身上。

　　畢竟由於楊興已經公開就任護法軍政府元帥，而拒絕接受桂系整出來的什麽護法軍總裁什麽的。

　　而人在上海租界的孫文也沒有閑著，除了寫書外，也在觀察各方，準備東山再起。

　　除此之外，孫文有點像東漢末年漢獻帝，頗具人望。1919年，在蘇俄陷於內戰的情況下，皖系大將徐樹錚率部收復外蒙古後，不但向北京北洋政府偽總統徐世昌報告，也電告人在上海當愚公的孫文。

　　孫文當時回復:比得來電，諗知外蒙回心內向。吾國久無班超傅介子其人，執事(指徐)於旬日間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外蒙糾紛，亦既七年，一旦歸複，重見五族共和之盛，此宜舉國歡欣鼓舞者也

　　作為名義上下屬，在楊興督率川軍各部進入貴州，驅逐劉顯世、袁祖銘，成立國民革命軍的時候，楊興就專門打電報給身在上海的孫文，將貴州省政府官員任命，將國民革命軍組織架構，人員任命送給其批準。

　　在去年川軍進入貴州後，孫文為了驅逐盤踞在羊城的桂系軍閥，讓人在成都的章太炎以大元帥府秘書長的名義聯絡楊興，要求陳炯明在閩粵軍進攻在粵桂軍的時候，楊興率領在貴州國民革命軍各部進攻河池，如此夾擊桂軍，以利於粵軍收復在廣東。

　　陳炯明(1875-1933年)，廣東海豐人，清末秀才出身，辛亥革命時，被推為廣東副都督，後任都督。

　　孫文一直想建立一支屬於自己的軍隊，他把朱慶潤的20營省長親軍交給陳率領，但該部隊在廣東受桂系排擠，隻好向福建發展，稱援閩粵軍。

　　至民國九年(1920年)已發展到2萬余人，編為2個軍，陳任總司令兼第1軍軍長，許崇智為第2軍軍長。陸榮廷視其為心腹之患，因而極力想消滅之。

　　當時楊興以貴州山路崎嶇，道路非常難走，再加上貴州初定，皖直軍閥，唐繼堯俯視在側，以及若在這種情況下，若是國民革命軍貿然進入廣西，很可能遭到桂系、滇系、以及北洋軍閥聯合攻擊，而加以拒絕。

　　在皖直戰爭前，皖系滇系桂系軍閥結成聯盟，以對付孫文的粵軍與楊興的川軍。

　　現在皖直戰爭剛剛結束，直系需要時間消化皖系留下的龐大遺產，而在這個時候，那個陸榮廷，已經與皖系滇系軍閥結盟，正率軍進攻在閩的粵軍。

　　在雲南，由於滇地貧寒，在連續在四川、貴州作戰失敗後，大量的滇軍回到雲南，以至於造成滇地兵滿為患，很多部隊不但軍餉不能保證，而且糧食也難以得到保全。

　　一些奸猾之徒，借機佔山為王，成為土匪，為禍一方。

　　但是唐繼堯妄圖鞏固自己統治，全力保證嫡系部隊待遇，對那些從四川退回的軍隊，不是想著吞並，就是解散，反正讓其自身自滅，如此可以確保自己在滇地的絕對統治。

　　此外，唐繼堯以護國、護法為名，不但私自屯兵販賣鴉片所獲得的大量金錢，而且還在滇地大肆掠奪地方財產，居為己有，大興土木，修建豪華住宿，簡直是窮奢極欲，從而造成滇軍矛盾激化。

　　在幾年前，唐繼堯命令滇軍進攻四川，遭到楊興痛擊後，士氣一片低迷，唐繼堯統治地位一度受到威脅。

　　但是，在這個時候，唐繼堯加強了對各地統治，對反對自己勢力進行打壓，在其淫威下，當時滇軍才沒有發生內亂。

　　而經過二年多鞏固自己地位，唐繼堯為了擺脫自己不利局面，但是經濟上受到楊興圍剿，在去年決定與皖系、袁祖銘勾結，控制貴州，希冀能夠緩解手下對自己的不信任。

　　誰知，楊興率部突飛猛進，很快的配合黔軍控制了貴州形勢，並且將滇軍勢力徹底驅逐出貴州。

　　在這種情況下，唐繼堯地位更為危險，各部對其紛紛不信任，唐繼堯一直尋找機會，以取得對外戰爭的勝利，以緩解大家對自己的不信任。

　　在北方皖直軍閥矛盾深化之後，唐繼堯分別派出使者去見皖系徐樹錚，直系吳佩孚，桂系軍閥陸榮廷，希望能夠得到他們支持，在川滇戰爭中，以對自己進行軍事支持。

　　北洋之徐樹錚、吳佩孚樂得做一個順水人情，西南軍閥越亂，越利於自己未來武力統一中國，或者和平統一中國，因此對唐繼堯的欣然表示同意。

　　而川桂之間，桂系軍閥頭子陸榮廷在兩個滿編師國民革命軍進入貴州後， 也感到巨大壓力。

　　更為重要的，楊興以護法軍政府元帥自居，根本不承認受自己控制的護法軍政府，在這種情況下，皖滇桂結盟就有了實質性意義。

　　在去年國民革命軍進入貴州的時候，陸榮廷就決定派兵進入貴州，但無奈國民革命軍迅速擊敗袁祖銘部，在這種情況下，隻好作罷。

　　當即表示，只要唐繼堯率部進入貴州，自己將派出兩個師猛從河池出發，牢牢夾擊在貴州的國民革命軍。

　　在這種情況下，唐繼堯決定攻下貴州，為雲南煙土打開一條銷路。

　　但是，唐繼堯的行為遭到手下反對，雲南第一軍軍長顧品珍和在昭通的旅長金漢鼎、縱隊長楊蓁等人認為:唐繼堯窮兵黷武，“廣搜民財，大興土木，窮奢極欲，浪費無度”，“私樹黨羽，不得人心”;雲南“盜匪充斥，農工輟業，米珠薪桂，十室九空”，

　　5月份顧品珍派出自己學生，川人朱玉階將軍趕到成都，要求楊興相助，共同倒唐。

　　而在此時，章太炎也奉孫文之令與楊興交涉，要求在陳炯明率領在閩粵軍主力回師廣東的時候，國民革命軍能夠出師桂北，牽製桂系主力。

　　如此，對國民革命軍，將面對三個凶狠的敵人，那就是根據《楊王密約》，在皖直戰爭中，國民軍需要兵出川東，以牽製吳新光的長江上遊司令部的兩個師。

　　兵出川北，以牽製皖系的陝甘大軍。

　　與孫文粵軍同盟，夾擊桂軍。

　　與顧品珍同盟，發動倒唐(唐繼堯)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