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驁雖然不熟悉大多數快消品行業(包括飲料)的經營，但兩輩子活下來，一個基本的商業常識還是有的:

　這些行業最值錢的無形資產，就是一個牌子。至於技術含量，那是真沒多少。

　專利在這裡構築不起什麽護城河，以商業秘密形態存在的“絕密配方”也沒什麽卵用。

　別信那些“可口可樂是靠鎖在亞特蘭大總部最絕密保險櫃裡的配方才那麽牛逼”的智障地攤谘詢。

　隨便一家檔次十億美元以上級別的飲料企業，化驗一下，高仿個98%相似度、確保消費者味覺察覺不出區別來，其實很輕松。

　別人之所以抄不了那種成功，完全是因為可口可樂的牌子深入人心，再加上可樂的利潤率也不是非常暴利。需要那麽大的規模、市場容量、多年磨合出來的成本管理質量控制，才能撐住這個毛利率。既然別人抄得規模不夠大就沒賺頭，不如放棄，改作差異化市場。

　顧驁這個外行都能看清“品牌是唯一有效的護城河”，業內人肯定更加能看清。

　所以顧驁知道，“把所有商標品牌的所有權權益統統捏在自己手上、只是把使用權授權給別人”，那這門生意肯定是做不下去的。

　別人不會賣力幫你推廣，都怕權責不明，最後到期了為人作嫁打白工。

　就像歷史上，當王老吉和加多寶還是一家的時候，陳紅道要不是把王老吉的商標一直控制住，他才不會每年幾億幾億地砸廣告費宣傳這個牌子呢。無非是因為這個案子涉及到一方是國企，所以跟陳簽約的國企方面負責人被抓了之後，國家能追訴合同無效……

　具體不多說了。

　一言以蔽之，顧驁如果不把牌子的某一部分、讓合作者毫無後顧之憂地徹底掌控。那麽他也會像一開始就捏著王老吉不放的一方那樣，從頭就被孤立成孤家寡人，所有廣告都要自己掏錢打。

　……

　“好吧，我理解你把東南亞各國的‘紅牛’權益留給許書標的決策，就當是換取他接受注資、合用配方、共同研發濃縮糖漿+灌裝廠模式所需的生產技術。

　既然在中國市場的宣傳，是你的重要談判條件之一，那我辛苦一下，回程的時候先飛一下曼谷好了。跟許先生敲定一下合作意向，然後再把宣傳片在國內放出來，免得浪費一個籌碼。”

　韓婷理解了顧驁的飲料品牌布局考慮後，也非常麻利地做出了安排。

　她只是想象力沒那麽豐富，執行起來還是很利索的。

　兩人聊到這兒，肉骨茶也都吃完了，韓婷自然而然把外賣塑料盒收拾好，還摁鈴讓服務員倒掉。

　韓婷倒了杯水漱漱口，然後端著杯子繼續下一個話題。

　“還是說說你一開始提到的大前提吧——你為什麽會覺得，紅牛這個牌子所代表的文化傳媒價值，未來會越來越值錢呢?

　你說‘紅牛代表了賭命、冒險博出名的群體’，這類人在我看來就是吃飽了沒事乾的浪費生命者，我不覺得這種人將來在社會上的影響力會越來越大。吸引這些人的運動賽事、文娛作品，未來應該也不會有大前途吧。”

　剛才在掃盲的時候，顧驁大致解釋過“紅牛代表了冒險賭命”是怎麽回事。

　他解釋的說辭，無非是把他後世看到的“紅牛最適合代言極限運動、冒險挑戰”等現象，用一個朦朧的推演預言說了一下。

　但是，1982年的國人，顯然無法理解這個世界上為什麽會有那麽多吃飽了撐著找死的人。這個時代也沒有“我終於知道外國為什麽人口少了”之類的口頭禪。

　文化差異太遠了。

　顧驁閑著沒事，就不吝給韓婷深入解讀一下。

　“你要這麽想問題:最近十幾年來，世界范圍內，其實生產力爆炸式發展是很明顯的。如今我國都開放了四年了，形勢那麽好，我毫不懷疑，未來30年的社會，全球會從一個匱乏的時代，轉向一個富足和相對過剩的時代——你沒聽錯，我說的‘相對過剩’，就是Marx說的那個‘相對過剩’。

　而可口可樂這樣的品牌，代言的是‘廉價美味帶來的幸福感’。紅牛代言的，是‘你比別人強’帶來的幸福感。前者是人和自然的對抗，後者是人和人的對抗。

　吃飽喝足的人容易空虛，再想感受到快感，就只有與別人不同，被別人羨慕，在被人面前裝逼。物質越富足，空虛的人就越多。”

　顧驁說到這裡，神思恍惚有些穿越時空，想到了後世很多新的社會問題，內心忍不住感慨。

　他的表情落在韓婷眼裡，也引起了微微的共鳴，雖然韓婷的見識還不足以真正理解。

　神遊之後，顧驁發散性地歎息:“有時候我在想，如果從國民‘幸福指數’來看，未來15~20年，或許是全民綜合幸福度最高的時代了。再往後，人民雖然更有錢、物質更豐富，但說不定總體國民幸福感會下降，人與人之間關系更緊張、戾氣大增。

　其實，我很不希望紅牛代言的‘讓空虛痛苦的人賭命求關注、尋找存在感’文化大行其道，但天道趨勢擺在那兒，誰也違抗不了。”

　“為什麽?為什麽你會覺得將來更有錢了反而不幸福?”韓婷放下了杯子，鄭重地問。

　顧驁聳聳肩，無奈哂笑:“我在美國念書時，學到了很多課外常識:人類的大腦，其實很賤的，它終究只是一個被生物進化學所奴役的器官罷了。自然界為了讓人類不斷奮進，千萬年來早已讓大腦進化成了‘物質享受升級後很快就能適應’的機制。

　也就是說，比如一個美國人，今年賺1000美元月薪，明年漲到1500，他可能剛漲薪的前半年，會稍微喜悅一下，沉浸在幸福中。可最多半年後，他會覺得這是自己應得的，大腦的保護機制，導致垂體不會再為‘我加薪到1500’這個理由而繼續分泌多巴胺了。

　再過幾年，他漲到月薪2000/3000的時候，每次暴漲後半年，依然會分泌多巴胺，再往後就習慣了，概莫能外。

　同樣的，一個沒吃飽飯的人剛剛吃飽後前半年，他會開心，下一次他就要偶爾能吃肉時，才能開心半年，再下次要到敞開不限量吃肉時才開心半年……在確保活下去後，每一個新增物質享受的增量，只能讓你的垂體為之分泌半年多巴胺，然後就習慣了。

　存量不重要，增量才重要，沒有增量時，月薪5千美元的美國人跟月薪5萬美元的美國人，其實物質上活得一樣痛苦——當然，這一切，都是以多巴胺分泌量為衡量標準。

　如果僅僅是上述的機制在起作用，那麽小康實現後，有錢最多是跟沒錢一樣幸福，至少不會痛苦。可事實是，人一旦滿足小康閑下來之後，他的注意力就會多到無處安放。

　一個沒吃飽飯的人，是沒精力去關注他身邊的人、有幾成比他窮有幾成比他富的，也就沒空被攀比所苦。他的大腦被餓麻木了。可是一旦吃飽了，她就會找事兒，希望被人關注，希望發現自己在社會上並未處於底層，那麽矛盾就來了，戾氣也大增。

　所以從多巴胺的角度來衡量，其實一個最和諧的社會，大約是80%的把精力花完後，能吃飽穿暖，沒有剩余精力去嫉妒別人並且生出怨憤。16%的人能吃飽肉、有電視看，然後每當腦子空下來時，就能想起自己是世界的前20%，並心生優越感。

　3.5%的人當富豪，不但錦衣玉食，還能買奢侈品，在那16%吃飽肉有閑暇的人面前偶爾顯擺一下。最後0.5%的頂層超級精英，則脫離了一切低級趣味，他們錢多得視錢財如糞土，隻想改造世界、實現自己的人生追求。美國人的腦神經科學家早就研究過了，人類只要發現自己處在所能觀察到的環境內、前兩成的位置，他們就多半會心生滿足，分泌多巴胺。

　對於窮人而言，閑下來的時候最好就是適當消遣一下體育運動、或者打打牌，把精力耗散掉就夠了。如果更閑，他們就會想起自己有多窮，這雖然會刺激他們奮鬥，卻也會帶來痛苦、多巴胺分泌量的壓抑。”

　顧驁前世來自於過度分享的互聯網時代，他雖然賺的是這個錢，卻不代表他認同那玩意兒的好處。

　他深知很多時候無知等於幸福。90年代末社會的戾氣之所以沒有2010年代濃重，並不是90年代末的人物質生活好，而是他們沒有那麽多誘因提醒他們想起自己有多窮。

　“原來，美國、曰本這些國家，都已經發展到這種程度了。按你的說法，他們的社會戾氣那麽重，極端的人那麽多，都是被大眾傳媒的過度挑撥攀比導致的?”

　“很殘酷?但真相就是這樣。如果有一天讓中國人民吃得太飽後，他們遲早也會想方設法變著法兒作的。只要我們還是人類，我們也都是多巴胺的奴隸罷了。有識之士們，充其量不過是比常人更能提醒自己警惕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