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錢經人手會少，話經人口會多，到了最後滿京城皆知的時候，傳言已經大變樣了。

　　再加上但凡是人，對於天家貴胄和達官顯貴的豪門恩怨都喜歡揣測，而且這些揣測往往都是朝惡意的方向去猜，這就像後世有些人總是喜歡聽女人嫁給錢了就不幸福了這種八卦消息，差不多是一個意思。

　　於是流言越傳越離奇，甚至京城民間都流傳著好幾個版本。

　　其中京城民間流傳最廣的，民間販夫走卒最樂意相信的，是十一皇子李靜鏗和兩個美人進房間，卻不知道怎麽辦事，於是隨身太監就像相聲段子裡那樣，在門外大喊:十一爺！往洞裡塞！

　　一時間，李靜鏗成了傻子和草包的代名詞，於是京城裡有些望子成龍的父母，管教自家頑劣孩子的時候，都會說一句:“你看看你，還不好好讀書，再傻能比十一皇子傻嗎?”

　　對於這些傳言，李靜鏗並不知情，從惠王府回到皇宮以後，他就再次開始抄書和上宮學的日子。

　　這幾天李靜鏗都打聽清楚了，由於最近慎刑司沒有死囚，皇帝就把兩廣總督進上來的那兩公斤福壽膏，丟給雲英讓他到刑部大牢裡挑一個死囚試鴉片。

　　據說雲英挑中了一個惡貫滿盈的江洋大盜，這個江洋大盜原來是個大戶人家的護院，名叫陳丙三，生的孔武有力，可惜心術不正覬覦主家的美妾，被告發以後惱羞成怒，把主家全家一十二口人全部殺害，跑到青州附近才被巡防營的兵丁給抓住。

　　聽說為了抓這家夥，還死傷了六個兵丁。

　　陳丙三被抓住以後暫時關押在刑部大牢裡，準備秋後驗明真身問斬。

　　聽刑部的人說，這個陳丙三在監獄裡硬氣得很，說什麽他一個小門小戶出身的賤民，幹了有錢人家的嬌妻美妾，進了官老爺才能進的刑部大牢，可以說這輩子死的值。

　　雲英進去以後將計就計，把福壽膏擺到陳丙三面前，說你倒是死得真的挺值的，最近朝廷的規矩改了，死刑犯臨死前除了一頓斷頭飯，還給抽福壽膏再上路。

　　陳丙三在民間早就聽說過福壽膏的大名，不過那玩意貴的離譜，便是以前跟著主家的時候，都隻沾主家的光抽過一兩回。

　　在陳丙三的心裡，福壽膏那可是士紳老爺們才能享受的家夥。

　　這時候陳丙三見到福壽膏哪裡還有推辭的道理，瞧這些福壽膏用油紙包著，上面印著廣州貴祥號的金字標貼，一看就知道是上等貨。

　　他心想臨死前能抽到以前主家都抽不到的上等貨，死了也值了，二話不說，就舉起煙槍杆子，點上一盞小燈吧嗒吧嗒的抽了起來。

　　沒抽幾口，陳丙三便開懷大笑，大讚這些福壽膏真是好東西，說現在隻覺得渾身都是力氣，連胯下的那物也堅挺無比，大聲叫嚷著要雲英再給他找幾個窯姐耍耍。

　　對於陳丙三這樣的要求，雲英當然沒有理他，回宮以後，將陳丙三抽鴉片的過程一五一十的回報給皇帝聽。

　　而李靜鏗聽到這個消息，著實松了一口氣，只要過個十幾二十天，陳丙三忽然被停掉鴉片的樣子被皇帝李玄熾親眼所見，那皇帝必定下旨大力禁煙。

　　李靜鏗猜測，也許大順朝並沒有像另一個平行時空裡面的清朝，有這麽大的鴉片問題。

　　前世李靜鏗在看一些中晚清有關的資料的時候，其實就發現，清朝有那麽大的鴉片問題，根子在道光皇帝本人就是個鴉片鬼上。

　　當時道光皇帝還是個親王的時候，

就是個鴉片成癮者，甚至還寫詩稱讚鴉片，具體是什麽詩沒有記載，李靜鏗也懶得記，但親王抽鴉片，皇上也抽鴉片，鴉片就成了一種從貴族上層流傳下來的時尚。　　最後隨著道光年的延續，鴉片從貴族奢侈品流傳到民間，最後連兵丁都抽鴉片。

　　鴉片成癮者每天抽鴉片要抽上百次，平均下來差不多每十分鍾抽一次，否則就要哈欠連連，抽完才能精神抖擻。

　　如果大順朝能在鴉片泛濫之前，由皇帝下旨大力度的禁煙，那麽晚清的悲劇應該不會重演。

　　至少不會像平行時空裡的清朝一樣，出現雙槍兵的現象。

　　這也是李靜鏗能夠為這個民族做的最後一點努力了。

　　到了這個時候，李靜鏗也算是了了一樁小小的心願，至於目前大順朝還是個農業社會，想轉型升級為一個工業社會，不是李靜鏗一個人一時半會能夠完成的，那是一個系統而龐大的工程。

　　正史上大清即便經過幾十年的洋務運動，也依舊是隻學到了一點皮毛。

　　真正的工業社會，是教育，科學，技術，商業，金融，武器，政治制度，官吏管理制度以及軍事制度的全方位提升的產物，不是辦幾個廠，生產一點火槍，就能完成社會升級的。

　　還是那句話，從農業社會升級到工業社會，就跟升級主基地一樣，需要大量的投入。

　　這些事情， 不是李靜鏗一個現在只有十五歲的皇子能辦得到的。

　　要知道，李靜鏗平常連出入宮禁都要請恩旨，就別說辦差了，更別說給大順朝進行教育、科學、技術、軍事的升級等等一系列需要龐大資金支持的改革。

　　目前李靜鏗唯一能做的，就是在皇子教習所讀書，聽已經升任太傅的聶成顯聶大人，講儒學經意華夏史書。

　　對於急於為大順朝進行產業和社會升級的李靜鏗來說，聽這些儒學簡直就是一種折磨。

　　後世很多犬儒給儒學洗地，說儒學存在於華夏大地兩千多年，並不是沒有他的道理，並且儒學為兩千多年的中華文明的傳承貢獻了力量。

　　確實，這種存在即合理的論調並沒有全錯。

　　但是李靜鏗知道，問題不在儒學是不是真理上，而是儒學到底能對社會進步起多大作用上。

　　儒學並不是一個萬能的學說，它只是一種為人處世待人治世的哲學而已，它既不能送航母下水，它也不能送飛機上天，它只是一種哲學上對人的行為規范的總結。

　　儒學能夠成為華夏古代社會的主流文化，並不是因為它有多偉大，更多的原因，是因為它通過科舉考試和升官發財、光耀門楣扯上了關系。

　　李靜鏗認為，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其實是對國家有害的。

　　在這種思想下，技術成為治國的輔助工具，發明了曲轅犁又怎樣?幾兩銀子由工部的官員打發了，有時候連那幾兩銀子都省了，誰還搞技術?

　　儒學是一個對於做人有用的哲學，但是儒學太過理想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