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金國的情況和大宋完全不同,遊牧民族建立的國家經濟基礎薄弱,人口又少,遭到沉重打擊之後,很難在短時間內恢復,所以完顏宗翰才擔心宋朝就此滅了金國。但孫琿了解宋朝的底細,知道以宋朝現在的軍力,滅金是力不從心的,更無法消化原遼國的土地,所以也選擇了低調行事,促使宋朝廷接受了金人的乞和(雙方目前並未訂立和約),以鞏固燕雲十六州為主。
在完全將燕雲十六州融入宋朝之後,孫琿接下來的計劃,仍然不是滅金,而是滅掉西夏。
黨項人建立的這個有如牛皮癬一樣的國家,惡心宋朝的時間實在是太久了。
現在宋朝北方的兩個強敵遼和金都已經廢掉了,正好可以騰出手來,沒有後顧之憂的解決掉西夏。
現在的孫琿,終於理解了歷史上王安石變法的真實目的,新法所有舉措的核心內容,為什麽他的步調走得那樣急,為什麽不先把“吏治”等前期工作做足。
這個問題可以用熙寧變法的一個常見詞“富國強兵”來概括,但並不準確。
歷史證明,“富國”與“強兵”並沒有統一性,有時甚至正好相反。歷史上經常出現的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是,越窮的國家,戰鬥力反而越強,一旦國家富裕了,百姓們有錢了,戰鬥力反而直線下降。這樣的例子非常多,比如古羅馬帝國毀於蠻族,西晉時五胡亂中原,還有這時險些發生的北宋滅亡記,以及滅掉北宋的金國在更野蠻更落後的蒙古人面前死得有多慘。所以“富國強兵”其實只是個便於宣傳的口號而已,根本與事實聯系不起來。王安石變法的真實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迅速地籌集軍費。
在此之前,幾乎所有的史書,尤其是近現代的著作裡,都把改革的目的與王安石、宋神宗的個人追求,心性表現結合起來談。比如他們是愛國愛民的,是有遠大理想的,甚至是走在時代的前面,要改造行將腐朽的宋帝國而努力的罕見聖賢。
而仔細研究變法的前因後果,會發現一個事實。宋神宗、王安石肯定是熱愛著自己的國家,以振興華夏為己任,尤其是宋神宗,他的目的是想讓國家富強,打垮西夏,收復燕雲,威服遼國,恢復漢唐時代的輝煌。這是超越了宋太祖趙匡胤、太宗趙光義終生成就的偉大抱負。
但是實現的步驟過程,絕不是人們平時所想像的那樣充滿了傳統意義上的仁愛道德,他們所選擇的振興之路非常凶險,是一個速成之法。而這個法,是一把可怕的雙刃劍。
而名將王韶的《平戎策》,確定了宋朝在神宗年間的發展方向,其運作意義直接影響到後來哲宗、徽宗,幾十年間宋朝每一位皇帝都把它當作金科玉律來奉行。
王韶在《平戎策》裡說,欲取西夏,必先複河、湟。只要宋朝搶先得到河湟,西夏人就有腹背受敵之憂。這是利;如果讓西夏人先得到河湟,後果不堪設想。那時黨項騎兵沒有了後顧之憂,向宋朝發兵的力度會比李元昊時期更強。秦、渭兩地首當其衝,蘭、會兩州先被割斷,古渭境陷入癱瘓。這就造成了以前范仲淹、韓琦、狄青等人都不曾面對過的惡劣形勢。
仁宗時期,李元昊哪怕打穿了陝西路,都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繼續進兵,挺進宋朝腹地。這看似是一條光明大道,可那樣的話會激起宋人陷入死地之後的劇烈反抗,除非李元昊能一戰定中原,不然他得不到什麽具體好處。
可如果西夏人得到了河湟,他們可以向西南方發展,在秦州以西的重鎮武勝位置建立堡壘,那時隨時可以發兵侵襲洮、河兩地,宋朝的隴、蜀等州郡都在攻擊范圍之內。那時宋朝等於面臨了一大片新戰場。如果發兵去救,陝西方面的兵力、開封附近的兵力都會被分散,那樣處處皆備,等於處處松散,等於無備。黨項人隨意選哪裡進兵,都會讓宋朝應接不暇。
局面惡劣到那一步,宋朝基本上就算死球了。很簡單,想抵抗,只有增加軍隊,增加軍隊,就要多加糧餉,多加糧餉,宋朝唯一能立於周邊各蠻族環繞下還能保持生存的武器——經濟,就注定了崩潰!到時救無所救,從根子上爛掉了……偌大的文明之邦,幅員萬裡的大宋朝,居然被區區新興的野蠻小族西夏人搞死,想想都讓人覺得恥辱。
而這一切,都源發於最初始的那一點——是否保得住河湟。
若西夏得到河湟,是宋朝腹背受敵,應接不暇。而宋朝得到河湟,是西夏人腹背受敵,應接不暇。這是最根本、也最顯著的區別。
討論出戰爭的必須性之後,王韶還談到了得到河湟地區之後的後續性。打河湟不同於打西夏,西夏那片地方,除了河套平原一小塊之外,全都是窮山惡水,沙漠戈壁, 老實說那種破地方,白給宋朝都不要。
河湟不一樣。
首先,河湟這片土地在前代一直是漢人的,往遠裡說,武威之南的洮、河、蘭、鄯等,都在西漢版圖之內。說近的,河湟之地,在唐朝的安史之亂以前,還是輝煌的大唐的領地。是吐蕃人趁著漢地內亂,乘虛而入偷竊了它。二百年間漢人自顧不暇,久而久之,就把它遺忘了。直到宋神宗時期,各位滿腹經綸的“大儒君子”們,還理所當然地把它拋棄。
河湟地區土地肥沃,“所謂湟中、浩亹、大小榆、枹罕,土地肥美,宜五種者在焉。”它完全可以自給自足,物產豐富,出產穩定,不必宋朝廷向它撥款運糧。
王安石變法走得那樣急,那樣亂,很大程度上,其實是為了籌措軍費,實現複河湟,破西夏,收復燕雲的大業。
事實上王安石也接近成功了,在他的全力支持下,王韶收復了河湟,但王安石罷相後,司馬光又放棄了宋軍將士們用熱血換來的土地,直到三十年後,宋徽宗崇寧元年(公元1102年)十二月,宋軍由王厚主領、童貫監軍,才再次收復河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