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夜間，安頓好波莉和塞莉，林義龍和凱蒂就一起在公寓的陽台上非常親昵地聊天。

　這幾天的報界，“金錢換榮譽”的醜聞持續發酵，兩個人也就談到了這一點。

　“我倒想弄一份跟世襲頭銜有關的東西。”林義龍突然這麽表達了一下他的想法。

　“我記得你對出名的事兒非常不看重，怎麽今天這麽想去爬一直被你鄙視的封建階層樹了?”凱蒂諷刺道。

　“為了財產考慮啊。”林義龍道，“你還記不記得我們在‘衡平和信托’這門課程上，考慮到的受益人人選問題。”

　“這跟世襲又有什麽關系。”凱蒂問道。

　“你知道，那些高門貴族是給自己家族有一個信托基金的，一般的受益人跟具體的人沒有關系，都是頭銜上的‘xx伯爵’或者‘xx準男爵’.......”

　“請繼續......”

　“這幾天，我發現了這麽一個事實，這樣做的好處除了避免財產糾紛，還可以避免遺產稅。”

　英國如果發生遺產繼承，會發生兩個征收稅種的法理依據，最主要的就是遺產稅，只要超過固定的免稅份額，都要繳納40%的遺產稅。而遺產因為其他原因，有可能還要繳納衍生稅。

　比如，林義龍不幸地在某時離世，他留了價值1000萬英鎊股份給了女兒A，那麽女兒能夠繼承的，只有減去了遺產稅的600萬鎊價值的股票。此外，比方說這600萬的鎊價值的股票在她接手時上漲到800萬，她還要為這部分增長額，支付20%，也就是40萬鎊的資本利得稅。

　但需要說一點，其實這部分收得稅，主要面向林義龍(在阿倫-賓漢姆頓作律師時的)這樣的城市中產。

　這是很顯然的，普通城鎮的工人階級或者藍領階級或者端盤子的服務員階級，他們的生活節奏一般都是掙多少花多少，然後按部就班地退休。等到退休後15年，退休金領完的時候，他們會把自己住的房子變現或者轉讓，住進公營或者私營之類的養老院，一般來說，即使能留下部分財產，這部分也不可能多過三十七萬五千英鎊(2019-2020年遺產稅免稅額)。

　至於所謂的貴族階級，或者說能夠構建家族信托的階層，他們可以通過一個特殊的方式免稅。

　既然遺產稅的法理是需要先有“遺產”才能繳稅，那麽沒有“遺產”就排除出這部分的法理依據，不用繳稅。

　還是拿林義龍作例子，林義龍在去世前留下了遺囑，創立了一個家族信托，以自己為受托人，受益人是“所有留著林義龍血液的族人”。

　理論上，只要林義龍的後代能夠存續下來，無論是婚生子還是非婚生子，他的後代可能有無窮多個，而且這其中的人選能夠固定下來，就不用繳納任何稅務——因為這不能算遺產，而是擴張了受益人的受益面——而且只要在信托告示中“謹慎”地推敲語言，就能夠實現不繳遺產稅的意圖。

　(作者注:信托宣言( of Trust)，不翻譯成為‘信托協議’，因為協議或者合同必然是雙方的，但信托的設立並不用受益人甚至是受托人許可，受益人可以憑借著信托宣言的內容作為原始法律憑證而主張權利。)

　“我是說，看過唐頓莊園吧。”林義龍，“克勞利夫人的財產不就是按照信托上的‘頭銜繼承’，放到了克勞利先生的身上了麽?這樣他們就用不著去考慮遺產稅之類的問題。”

　“hmm......”凱蒂想了想，“其實，假如義龍你想的話，只是.....有些不可明說的原因，你必然與爵位無緣。”

　“怎麽?”林義龍問道。

　“你不是歐裔或者非洲裔，不說本土出生，你甚至不是英聯邦出生的.....”凱蒂眼神變的遊離不定，“就算你在英國投資，頭銜也不會大過嘉德勳章爵士，所以......”

　“這倒也是。”林義龍有些頹然。

　“唉，要是你在蘇格蘭有地就好了。”凱蒂歎道，“因為蘇格蘭有土地的話，你就可以在你的名字面前加一個Sir，也算圓了一個貴族夢。”

　“算啦，弗雷迪的生活方式並不適合我。”林義龍搖搖頭，“只不過在寫信托宣言的時候遣詞造句需要更費腦筋一些了。”

　“那就寫‘布萊肯林場的主人’如何。”凱蒂這麽建議道，她知道那裡對林義龍才是家一般的存在。

　“其實這樣不太好。”林義龍答道，“實話實說，假如想讓這個家族信托留存，用一個產業主的名字，就不那麽保險，因為這是需要當局承認的，還得自己想點別的辦法。”

　“我知道你會有辦法的。”凱蒂笑道，“而且，義龍你還這麽年輕，為什麽要考慮這些問題?”

　“你知道前幾年，天朝有風聲要征收遺產稅了吧。”林義龍談到了他的理由，“既然我們學過的ECHR都規定財產權隻受相對保護， 不是絕對保護。無論怎麽說，這個世界已經把人給‘異化’成用財富說話了，這是沒有辦法的。如果30年前，無論是東西雙方都可以有些追求，但到了現在，我這麽想無可厚非。”

　“‘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些什麽，而要問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些什麽。’”凱蒂引用了肯尼迪的話。

　“這個話很有意思，我關注的卻是‘能不能’。”林義龍很認真的評價道，“國家的力量太大，個人的力量太小，從前者的意義上來說，是難以用‘能’來界定國家和個人能力的，從後者而言，因為立場不同‘個人能力’又運用不上。這樣的微妙區別，這就給我了一個非常寬泛的理解——這就像利用信托解決遺產稅的問題，我只要不把財產遺留下來，就不繳稅了。”

　“我發現一談到這個問題你好像就像被電到了一樣，十分敏感。”凱蒂歎道。

　“這是不可避免的。”林義龍答道，“當你受的教育和你經歷的現實都幾乎反著來的時候，你不可避免地會懷疑一切——正如那句格言:抱著最好的希望，卻為最壞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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