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先學也清楚詹繼東的苦衷，詹繼東最近不但在中*央重要媒體發表文章，在省裡的電視上也頻頻露面，而且還有一點變化也非常明顯，詹繼東無論走到哪裡，都更喜歡人多前呼後擁，其實這是一種內心虛弱的表現。 梁先學想了一下，詹繼東怕孤獨，身邊沒有一幫人圍著，便以為被這個權力場拋棄了;

　怕見民，當然不怕見官，見了小官，人家會討好巴結你。可平民百姓就不一樣了，只要他不違法，就拿他沒轍，或者找上訪告狀，或者求解決問題，或者把地方官的劣跡露給你看。

　不要以為地方官做表面功夫真能瞞得住領導，其實領導也是眼不見心不煩，下面官員的劣跡，也是上面官員的汙點，通常領導自然不願看到。

　沒有看到，終究有一天紙包不住火的時候，只是失察之責。看了卻不過問，終有一天出現麻煩，那就是領導責任。

　怕人言，所有官員都前呼後擁，你身邊沒有人，別人就說你身邊沒有群眾，更甚至說你已經被官場邊緣化。除此之外，詹繼東更怕的是什麽，梁先學自然清楚。

　在梁先學看來一個官員，貪與不貪，並不在於他自身的行為，而在於上面是否要查他。上面不查，你再貪那也是不貪。現在流行無罪推定嘛，既然執法部門不判定你有罪，那你就是清白的。而問題的實質卻是，多少人肯定經不起查，一查肯定出事。

　為什麽一查肯定出事原因很簡單，若要辦所有官員一個財產來歷不明罪，那是肯定漏不掉一個的。官員吃的喝的都是國家的、別人送的，就算清廉。可過年過節，還會有紅包購物卡，說要能把財產說得清道得明。那才是咄咄怪事。

　詹繼東沒把什麽傳聞周書記要把他如何如何放在心上，他是怕這樣鬧得滿城風雨。真把中紀委給招來了，那才是要命的……

　詹繼東惶惶不安，而陸政東正如梁先學所想的那樣，目光確實沒太多的放在詹繼東身上，現在的詹繼東已經難有翻身重新具備較強實力的機會，沒有機會他就沒有本錢和資格。

　陸政東所想的是更高更遠的事情，到了現在這個時候，雖然說他現在依然要立足於貝湖。要打好這個基礎，但也要站在更高的角度思考一些問題，不管是在貝湖或者調到其他地方或者調到京城，他都要思考一些工作的方向，尋找一些突破口。

　改革開放這麽多年來，取得的成就毋庸置疑，但面臨的困難和挑戰也並不輕松，一些當初就棘手的問題一直沒得到很好的解決，一直拖到現在，越積累越難解決。而且發展本身也會產生一系列問題，這是必然的，也正是因為如此。有人講改革逐漸進入深水區和攻堅克難階段。

　從經濟層面來講，必須要進一步對政府削權，減少審批環節和事項，簡政放權，把應該由市場去調節的交給市場。

　從某種意義上講，國內依然是大政府小市場，政府管得太寬太細，實際上有時候是越庖代廚，不但效果不好。而且權力過於集中也會產生一系列的問題，最為突出的便是權力尋租導致的權錢交易權色交易等等腐*敗。

　還有一點必須要改變幹部的考核機制。現在的幹部考核主要還是以gdp為主，絕大多數地方黨政主要領導的八成精力用於招商引資快速提升gdp的活動。招商引資層層下任務。無論是東部沿海地區還是內陸腹地，不論經濟實力強弱，也不論已有的外來投資多寡，在gdp和財政收入“持續增長”壓力下，不少地方政府對主導招商引資活動有增無減。

　有的幹部戲言，現在招商引資競爭不是‘大魚吃小魚’的問題，而是‘快魚吃慢魚’，一些地方政府在發展的過程中以行政行為為主導，讓利“過度”，在以發展為借口下頻頻撞擊稅收、土地等政策“紅線”，依靠行政力量擴大投資規模，衝擊市場公平，此種行為將嚴重削弱國家經濟轉型的努力。

　政府是公共權力的行使者，具有調動很多資源的權力。政府“越位”直接參與經濟後，為了追求政績和規模。容易破壞正常的市場規則，扭曲市場經濟體制下應有的公平、公正、公開等基本原則，以及政府在社會經濟發展中應具有的基本職能。

　改變以往政府直接乾預企業生產經營活動，更多地采用經濟、法律等手段來調控社會經濟發展，是國家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和完善過程中一個發展趨勢和必然選擇，這也是政府職能轉變的重要方面。

　而在改革政府的審批權和幹部考核機制中，其中的主體幹部也不能不進行改革。

　陸政東之所以致力於公務員制度研究，顯然因為他覺得現行的公務員制度是存在問題的。

　過去的舊中*國，一律將公務員稱為官，而解放後，給了公務員一個全新的名稱，叫幹部。在共和國的創立者心目中，公務員只有工作職責的區別，而沒有地位的差別，至少在幹部這個層面，是完全平等的。

　但在實際工作過程中，差別永遠是存在的，最大的區別在於決策和執行。

　一個領導幹部，如果既是決策者，又是執行者，且不說工作效率會受到影響，工作程序也會完全混亂。目前，政治體制存在的最大問題，恰恰是決策者和執行者界定不清，很容易就混為一體，相互交叉甚至彼此爭權。

　共和國成立之初，將幹部劃分二十四個行政級別，最低的是行政二十四級，最高的是行政一級。

　這種行政分級制度，實際已經向西方的公務員制度靠攏，與傳統的九品製相比，已經進步。

　改革開放以後，進行了工資改革。而新的工資改革方案，並沒有與行政二十四級掛鉤，二十四級製也就終止了。

　仍然存在的。是此前與二十四級製並行的五級行政製，也就是現在人們通常所說的。國家級、省部級、廳局級、處級和科級。每一級，又分為兩級，實際是十級，再加上不屬於行政級別的股級。

　這種分級，顯然存在很大問題。第一大問題，決策者和執行者混為一談，沒有區別。第二大問題，越往上。級別的跨度越大，升級的難度也越大，最後形成了一人一級的局面，而這所謂的一人一級，又不是公務員體系的制度性規定，變成了一種人為的東西。權力結構的隨意性，導致了決策和執行的隨意性。

　此外，還有一個大問題，是自共和國建立以來，就沒有解決也從未提上解決日程的。那就是，只有少數人能夠沿著權力的金字塔往上爬，絕大多數人。都在這種爬行中止步了，甚至一直停留在最低端。

　一些勤勤懇懇任勞任怨的人，尤其是一些並不善於行政事務，卻在業務方面十分出色的人，缺乏升遷通道，他們要麽丟棄自己最在行的業務工作，轉向自己並不熟悉的行政工作，更多的人，只是停留在低級別上面。個人利益受到巨大影響，從而直接影響了他們的工作積極性。

　而陸政東清楚。事實上和那些所謂的領導幹部相比，這些人才是不可或缺的。他們才是真正撐起政府運轉的重要基石之一，對於這部分支撐起政府底座的人，應該要在行政職務之外按照一定年限考慮其工資級別等待遇。

　這種級別待遇不是巡視員調研員那樣的性質，事實上巡視員調研員這個設計到現在來看，實際是失敗的，雖然起初設計這樣的位置的本意是解決一部分人員的安置問題，但在實際上不管是其本身還是別人還是把他們看成領導幹部，到最後這樣的非領導職務的幹部也成為腐*敗的高發區。

　還有就是幹部的任用也要做一些思考，現在的幹部任用制度，可以算是一種伯樂制度。伯樂制度是春秋戰國時代形成的，也就是所謂的舉賢製，現在津津樂道的所謂伯樂相馬的故事，就發生在春秋秦穆公時代。而這個故事之所以被千古傳誦，卻因為唐代著名詩人、散文家韓愈的散文《馬說》，其中千裡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的話，更幾乎婦孺皆知。

　伯樂製，陸政東也是有思考的，陸政東甚至懷疑歷史上根本沒有伯樂其人。

　整個先秦，東周和西周，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春秋和戰國，又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

　除了其他人們熟知的之外，用人機制的改變，也是這幾個關鍵時期的重要特征。西周使用的是世襲的分封製，西周的滅亡，其實也體制在分封製的不合時宜，代之而起的是舉賢製。

　舉賢製相對於世襲的分封製，肯定是一大進步，然而，舉賢卻是一種典型的人治產物，沒有制度性保證，任何人，都不一定把真正的賢才推舉上來。

　正因為這種用人制度到一定的階段變了味道，無力選拔真正的人才，到了隋代，才開始了科舉取士，但伯樂制度這樣的影響卻是巨大的，在國內的各個歷史階段都能依稀看到……

　而現在組織部門每次去考察幹部，說起來就是一個伯樂相馬的過程。

　但事實上並非如此，去考察幹部的具有決定選拔幹部的權力嗎?

　答案是否定的，決定幹部選拔與否的權力並不在他們手上，真正有權決定的是不需要親自出馬的，相反，那些派去相馬的人，都是一些低級官員，程序也千篇一律，找幾個人談話，提一些不疼不癢的問題，記錄的評語，就像老師給學生寫的期末評語，全都是空話套話，用在誰的身上都適合。

　有人講，現在組織部門所作的評語，很多時候需要反過來猜，比如他們說某個人工作能力強，那不能理解成此人善於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他很可能是作風霸蠻，獨斷專行。

　說某個人思想開放，不要認為這個人有很好的工作思路那就錯了，它很可能想說的是，這個人在男女關系方面有問題。再比如說，具有改革精神，很可能就是無視法律法規。任意胡為的代名詞。

　只要上面想提拔某個人，組織部門這些低級別幹部得罪不起。於是也就將此人所有的缺點全部寫成優點。

　好像現在搞的民主測評以及個別談話，也是認認真真搞形式，扎扎實實走過場。現在的組織人事工作，比哪一項工作都形式主義。

　比如民主測評，能評出個什麽東西來?那些反對者敢寫反對嗎?就算敢寫，也是極少數，也是表面的。何況，對於他們來說。一個簡單的同意和反對，是沒有意義的，所以，更多的人，不願參與或者就算參與了，也是在走形式。因為他們知道上面原本就是在走形式嘛。至於個別談話，那就更是走形式了。誰都不能保證，這樣的談話，是否會傳到當事人的耳中，所以。幾乎沒人敢說真話，加上談話對象很可能是被安排的，無論說好的還是說壞的。都有一只有形無形的手牽引著，把能夠出現意外的情況都一一排除掉了。

　比如民主測評，能評出個什麽東西來?那些反對者敢寫反對嗎?就算敢寫，也是極少數，也是表面的。何況，對於他們來說，一個簡單的同意和反對，是沒有意義的，所以。更多的人，不願參與或者就算參與了。也是在走形式。因為他們知道上面原本就是在走形式嘛。至於個別談話，那就更是走形式了。誰都不能保證。這樣的談話，是否會傳到當事人的耳中，所以，幾乎沒人敢說真話，加上談話對象很可能是被安排的，無論說好的還是說壞的，都有一只有形無形的手牽引著，把能夠出現意外的情況都一一排除掉了。

　有人講這樣的選拔機制，很難做到任人唯賢，誰賢誰不賢，又沒有寫在臉上。惟才是舉，也不現實，官場集中的全都是所謂的精英，隨便抓一個，也是人尖中的人尖。這時候，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感情。誰跟領導靠得近，領導就用誰。

　官場中，誰會和你靠得近?

　無非幾類人。人們往往將會拍的列在第一類，列在第一類的，往往是會來事的，善於為領導排憂解難的。官場就是一個矛盾場，很多矛盾糾葛在一起，有許多事，領導自己並不適宜出面，如果有這麽一個人，領導什麽話不說，他早已經知道領導希望做什麽，並且悄無聲息地替領導辦好。這樣的人，你不用才怪，一定會重用，而且會永遠把他留在最重要的位置。

　其次，還是用那些會辦事的，這種事，不是替領導辦私事，而是辦公事。能夠

　把公事辦得漂漂亮亮，讓領導政績斐然，卻又不對你形成任何威脅，這樣的人領導不用才怪。

　第三，大概才是會拍的，平民反感領導身邊有那些阿議之人，可他們從來不知道，領導身邊，恰恰需要這樣一些人，否則，領導的意圖，誰來宣傳誰來貫徹。靠那些所謂的忠耿之士?那些所謂的忠耿之士自以為是，不太會在領導的意圖上面花心思，很難真正理解領導的思想，且不說他們肯不肯替領導去吹這個喇叭抬這個轎子，就算他們願意去做，因為沒有深刻領會，往往會走形。領導身邊，如果沒有一圈惟馬首是瞻者，領導的威信，怎麽能樹立起來?

　類似的例子，俯拾即是。某領導希望宣示某種政綱，又不方便自己站出來說，便找機會，在會議上說。講話稿洋洋灑灑，長達幾萬言，關鍵其實只是幾個字。可說了也就說了，根本沒有人注意到這幾個字。於是，領導換個地方再說，還是沒人能明白。領導隻好再換地方說，終於有一次，有人明白了，在當地發動宣傳機器，大肆宣揚。這就是典型的撓政治癢，想撓準位置，絕對是需要技術的。

　最後一類，便是聽話的。自古至今，自國內至國內，不聽話的下屬，肯定不可能得到信任，這就是千古一律。

　這樣說起來，實際上最終落腳到一點，幹部的任用最終還是領導說了算。領導說行，不行也是行……

　這樣的說法雖然有失偏頗，沒有一分為二的看待問題，沒能看到積極的一面。但不可否認的是任人唯親，搞山頭，搞小圈子這樣的風氣是越來越盛。

　這樣的說法雖然有失偏頗。沒有一分為二的看待問題，沒能看到積極的一面。但不可否認的是任人唯親，搞山頭，搞小圈子這樣的風氣是越來越盛。

　以至於每次組織部門把一些需要任命的幹部交給他的時候，陸政東都有一種說不出的別扭的感覺，在陸政東看來，組織人事工作也應該與時俱進……

　想要改革，到了這個階段，每一項改革都充滿著巨大的挑戰。現在不同於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改革，那時候大家都很窮，窮則思變，所以改革雖然說是摸著石頭過河，也遇到不少阻力，可這樣的阻力主要來自於思想上的認識，和一下轉不過那個彎來，但相對來講，要求改革的呼聲從整個老百姓到高層還是佔據主流。

　想要改革，到了這個階段。每一項改革都充滿著巨大的挑戰，現在不同於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改革，那時候大家都很窮。窮則思變，所以改革雖然說是摸著石頭過河，也遇到不少阻力，可這樣的阻力主要來自於思想上的認識，和一下轉不過那個彎來，但相對來講，要求改革的呼聲從整個老百姓到高層還是佔據主流。

　而改革進行了將近三十年之後，不管是國際形勢還是國內形勢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現在要改革面臨的阻力和困難不比當年小。改革開放這麽多年，在國內也逐漸形成了不少利益既得群體。這些人過得很好，他們不想改。不管是從政治改革還是經濟改革來講，他們都不希望觸及他們的利益;還有就是在改革過程中一直沒解決的問題和矛盾以及改革本身不可避免的帶來的一些問題，現在全疊加到一起，也就越發的是牽一發而動全身，越發的不能輕舉妄動，但是也不能不動，隨著時間的推移，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而改革進行了將近三十年之後，不管是國際形勢還是國內形勢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現在要改革面臨的阻力和困難不比當年小，改革開放這麽多年，在國內也逐漸形成了不少利益既得群體，這些人過得很好，他們不想改，不管是從政治改革還是經濟改革來講，他們都不希望觸及他們的利益;還有就是在改革過程中一直沒解決的問題和矛盾以及改革本身不可避免的帶來的一些問題，現在全疊加到一起，也就越發的是牽一發而動全身，越發的不能輕舉妄動，但是也不能不動，隨著時間的推移，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而這其中尤其以幹部的經濟問題最為嚴峻，陸政東太清楚了，有很多人，只要去查，他肯定完蛋。如果一點線索就要查，紀檢部門擴大一倍，都忙不過來。於是這就給人造成一種錯覺，認為之所以很多案子不查，關鍵原因不在於此人貪沒貪或者貪了多少，而在於身邊的這個環境要不要保他。

　有人說，貪官之所以落馬，並非社會上所說的貪跡敗露，而是政治鬥爭的犧牲品，反貪是進行權力平衡極其重要的武器之一，這是一柄雙刃劍，既傷人也可能傷己。一旦用上這把劍，便說明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沒有退路了。人嘛，誰甘心被你往死裡整?事到臨頭，肯定拚死一搏。當你拿命去拚的時候，誰死誰活，還真說不定。

　於是這就給人造成一種錯覺，認為之所以很多案子不查，關鍵原因不在於此人貪沒貪或者貪了多少，而在於身邊的這個環境要不要保他。

　有人說，貪官之所以落馬，並非社會上所說的貪跡敗露，而是政治鬥爭的犧牲品，反貪是進行權力平衡極其重要的武器之一，這是一柄雙刃劍，既傷人也可能傷己。一旦用上這把劍，便說明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沒有退路了。人嘛，誰甘心被你往死裡整?事到臨頭，肯定拚死一搏。當你拿命去拚的時候，誰死誰活，還真說不定。

　正因為如此，一般的領導，就算再怎麽鬥，輕易也不會動用極端手段。畢竟殺敵一萬，自損五千嘛，甚至有可能殺敵一萬。自損三萬五萬。公眾所能看到的官場，永遠顯得風平浪靜，那種雇凶殺死政治對手以及與敵人拚個魚死網破的極端做法。實在是愚蠢至極。

　這樣的想法在很多幹部中存在，這其實已經表明形勢是相當的嚴峻。

　當今社會。貪*官為什麽像感冒病菌一樣流行?說到底，還在於大量的社會資源掌握在權力手裡，而這種權力，又不受監督。權力一旦和金錢合謀，權力肯定淪為某些人斂財的工具，手握權力者，也隻可能淪為金錢的奴隸。

　社會上總有些人，以為有了權力就有了一切。恰恰忘了最根本一點，權力從來都是受到約束的，哪怕是在君主至上的古代，完全不受約束的絕對權力，根本不存在。就連皇帝的權力，也都受到各種力的作用，皇帝也不能想做什麽就做什麽。約束和製衡，恰恰是權力的真諦。

　可有些人就是不明白這一點，以為一旦握有相當權力，便可以隻手遮天。為所欲為。很少有人注意到一個官場鐵律，即權力和風險的比率，你所受到的製衡力越小。風險就越大。追求為所欲為的絕對權力。

　而在現行體制下，有效防范手段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也僅僅只是自律。自律是一種何其脆弱的東西，比玻璃還易碎。自律如果強大，還需要法律以及與法律相關的一系列配套嗎?

　事實上關於這方面的制度很多，機構也不少，開始的時間也很長，從改革開放開始就一直注意這個問題，但是反貪*腐部門的權力不夠。每個時代只是抓一個典型，於是形勢就越來越嚴峻。

　於是也就有人覺得這是根本制度的問題。

　現在社會上有很多人，動不動以民*主鬥士自居。仿佛民*主是包醫百

　病的靈開妙藥。而在陸政東看來，這些人是不懂政治，顯得很是幼稚，民*主是什麽?民*主只是一種維護思想體系的形式和手段，思想體系是民族或者國家的精神架構，民*主是維系這種

　架構的粘合劑，而不是思想體系本身。你連思想體系都沒有，就算給你再先進的

　武器，你也隻可能佔山為王，當個山大王。民*主既然只是一種權力執行的工具，那麽掌握在誰的手裡，就是誰的工具。關鍵不在於工具本身，而在掌握者的思想體系。現在有一幫人，不遺余力地鼓吹西方民*主，認為只有美*國的民*主模式，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模式。這種論調，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民*主只是一種工具，就像一支槍，如果沒有思想武裝，你手裡拿著一把槍，會是什麽結果?還不是你想打誰就打誰?想整誰就整誰?那和土匪有什麽區別?只不過是拿槍的土匪和拿刀的土匪的區別而已。

　所以沒有什麽東西是萬能的……

　在陸政東看來，目前國內體制存在的最大問題，並不認為是黨委和政府並立的結構性問題，這個結構，不僅沒有問題，而且十分先進，甚至比國外的議會製都要先進。但另一方面，國內的政治體制，又確實引發了一些問題，最突出的，就是官場腐*敗。這麽多年來，黨和國家想了很多辦法，也建立了許多反腐監督機構，可不僅沒有得到很好遏製，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勢。腐*敗問題的集中體現，有人認為是體制問題，陸政東並不這樣看。

　在陸政東看來，目前國內體制存在的最大問題，並不認為是黨委和政府並立的結構性問題，這個結構，不僅沒有問題，而且十分先進，甚至比國外的議會製都要先進。但另一方面，國內的政治體制，又確實引發了一些問題，最突出的，就是官場腐*敗。這麽多年來，黨和國家想了很多辦法，也建立了許多反腐監督機構，可不僅沒有得到很好遏製，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勢。腐*敗問題的集中體現，有人認為是體制問題，陸政東並不這樣看。

　陸政東認為，還是現行的黨委政府並立機制下，組織機構和監督機構沒有很好起到應有作用的問題。組織機構是守門員，監督機構是裁判員。現在的問題是，守門員沒有守好門，裁判員沒有好好判。

　組織機構有什麽問題?組織機構用人，不是任人惟賢，也不全是任人惟親。甚至不全是任人惟錢或者任人惟別的什麽。可以說，目前的組織部門用人，基本沒有標準。想用誰就用誰，隨意性太強。在用人上指鹿為馬的事，非常普遍。

　組織部門是什麽?說得好聽點，組織部門是黨和國家事業的守門員，是黨用人的守門員。這個守門員沒有原則沒有標準，想放什麽人進門，就放什麽人進門，想把什麽人關在門外，就把什麽人關在門外。

　這樣說。並不是說中國官員能力差素質低，恰恰相反，精華集中在官場。為什麽?與這個進門有關。正因為官場的門沒有統一的標準，或者說，標準隨人而變，要進這個門，難度就非常大，所以，不是有特別本事的人，根本進不來。進來了也留不住。

　所以重要的要發揮這兩者的作用，而重中之重是是要在反貪上有大的作為，而想要在這方面有所作為。就必須要動一些特殊的既得利益群體，那就是寡頭。

　即便現在，國家仍然繼承了過去計劃經濟時代的特點，在經濟領域每一塊存在一些既得利益者。這種情況也見於俄羅斯和烏克蘭等前社會主義國家，最典型的莫過於俄羅斯的石油寡頭。

　最明顯的就是俄羅斯和烏克蘭，世界媒體都認為烏克蘭的問題是俄羅斯在乾預，其實最主要的問題就是他們的經濟寡頭變成政治寡頭。寡頭組建政黨，寡頭之間相互為了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而鬥爭，無法讓國家走在一個理性的道路上。因此國家毫無希望，這也證實了內憂才會導致外患。

　而現在國內的經濟寡頭正在轉向政治寡頭。或者已經開始聯動，開始乾預政治。一旦他們轉向成功。整個國家也會陷於泥潭。

　所以必須要下大力氣下大決心來打一場反貪的大仗惡仗，堅持“先治標後治本”的思路也很到位。

　反貪的“標”和“本”問題在國內一直有爭議，呼籲“治本”的觀點認為要從根本上通過制度建設反腐*敗。

　但在陸政東看來恰恰相反，在如此大的腐*敗體積下不可能做到並落實制度建設，必須先消化存量，遏製局面繼續惡化，因此應先大規模治標，為建設制度贏得時間和空間。

　而且也不要迷信制度，制度和法律都是人為建設和操作，都是人在做的。國內的反*腐制度世界最多，部門也最複雜，可是其他廉潔指數高的國家卻很簡單，其實一個原因就在於權力集中。國內權力分散，反而給腐*敗更多機會。

　所以這些部門需要進行整合，一定要集權，不然既得利益群體比反腐機構的權力還大，何談反腐?通過集權加強權威性， 從而形成有效的查處，進而形成能夠覆蓋上下的威懾力，再輔以有效的監督預防機制，這才能逐漸扭轉局面……

　陸政東想得很多，但心裡也暗暗告誡自己，千萬不要太理想主義，任何決策的過程，其實就是一個風險評估過程。

　很多東西必須要認真的思考好，職務越高，也就是越處在風口浪尖上，處在那樣的位置，那就必須要做出決定，那樣的決定，對自己的政治前途肯定會有巨大影響。但如果不作出這一決定，事態無法得到控制，定然會進一步發展，更嚴重的事態出現，就必須承擔的政治風險更大。

　高處不勝寒，越到高處決策的時候其實更加的驚心動魄，正所謂初生牛犢不怕虎，後面自然應該還有一句，老牛是絕對怕虎的，不但怕，而且談虎色變。

　不在合適的契機下推出有些東西，等於是自己把自己推到一個噴發的火山口上眼睜睜的被熔岩之類的變成灰燼，正確的也會變成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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