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確如阿縱你所說，將本做四分之天下歸於一統，自非一日之功，然也需立即著手去做，方能真正實現之。你們說，然否?”楊堅鄭重告誡兩個兒子道。

　“兒臣謹記父皇教誨，願替父皇分憂、為朝廷效力，早日實現天下真正一統的宏願大志。”楊廣、楊諒不約而同地挺身站起，齊聲答道。

　確如楊堅教誨兩個兒子的，他此次北巡，除以武力懾服以東突厥為首的北境各藩邦繼續向隋朝稱臣獻貢這一軍事意圖之外，就是如他所說，想籠絡河北一帶的世家豪右、行伍軍人真正效忠於大隋，將本做四分的天下凝聚成一統的局面。

　因此，楊堅在北巡期間，帶著楊廣、楊諒兄弟二人幾乎走遍了河北道行台治下的十九座州府，接見了范陽盧氏、太原王氏、渤海高氏、封氏在內的數十家世家豪右的代表，向他們了解、征求朝廷欲在伐滅南陳，軍事上實現南北統一之後，采取何種舉措方能使天下歸為一統的良策。

　待楊堅結束了並州之行，攜楊諒返回長安之時，他已傳命隨行的高穎等人開始起草實行新政的詔書了。

　滅陳之後，楊堅欲推行的新政主要有兩項:軍人入籍和科舉取士。

　其中軍人入籍是高穎向楊堅建言，首先提出的。起因還在於開皇五年間開始推行的大索貌閱。

　高穎當初向朝廷建言推行大索貌閱的真正用意是為了查清核實全國的戶口、人數，為下一步擬定田法奠定基礎。大索貌閱實施四年以來，雖然清查出了數十萬為躲避苛捐雜稅自願依附於世家豪右的新民，也經過推行與之配套的輸籍之法使這部分新民無田可種的困境得到了一定的緩解，卻仍難以準確核定出全國的人口總數。

　高穎曾在伐陳之役中擔任大元帥府長史一職，對行伍之事並不陌生，於伐陳成功後與楊堅君臣二人的一次討論朝政時曾提出，自漢末兩晉以來，凡入行伍之人，不問出自何地何鄉，一概編為軍戶，隨軍駐扎，不再是朝廷的編民。日積月累，世代繁衍，就在全國各地形成了以軍戶及其家小為主體的數以千計的堡塢。軍人們既被取消了籍貫，客觀上便成了無地可依的流民，軍戶們世代不務農耕，但以從軍為業，也成了不向朝廷繳納賦稅，不列戶口名冊的特殊群體。這樣於楊堅欲實現真正天下一統的宏願大志極為不利。

　有鑒於此，高穎向楊堅獻策，無分軍民人等，一律編以籍貫，推行軍人、軍戶入籍，加強人口、戶籍管理，以實現天下之軍民人等盡皆在朝廷掌管之下的目標。

　楊堅經過選擇到河北一帶民間實地調查，決定采納高穎的這一建言，於開皇十年正式頒詔，在全國范圍內推行軍人、軍戶入籍，徹底改變了此前三百年來軍民分列，軍人、軍戶不入朝廷編民之列的狀況，同時也為隋唐兩朝府兵製逐步向募兵製的轉變埋下了重要的伏筆。

　關於科舉取士一條，實則倡言於晉王楊廣。

　楊廣之所以想到向父皇楊堅建言，欲開科舉取士，改用考試選拔人才的辦法為朝廷征選賢才，最初的起因還在於他隨楊堅北巡並州不久，就意外地得知了早在開皇四年間被突厥強擄至關外的江陀子在突厥朝中受到了可賀敦宇文般若的重用，並向莫何可汗建言，在東突厥國內推行屯牧製，大大增強了東突厥的國力、軍力，他本人也恢復了本名江上源，被冊任為突厥朝中的達官，官居三品。

　楊廣清楚地記得，江陀子早在父皇楊堅登極之前就曾有恩於他，並被楊堅帶回長安，安置在了自己府中。

　老晉王府中可謂是人盡皆知，這位出身於北境邊關一個普通花匠家的秀才滿腹經綸，素有抱國之志，也曾和朝中顯貴(後來還做了皇帝)結緣，卻一是因其出身於庶族、平民之家，二則因其身有殘疾，在長安始終得不到重用，只能以種花度日。

　沒想到五、六年前，江陀子被突厥大軍強擄至關外，反而成就了他另一種截然不同的人生:幫助一度衰落的東突厥重新變得強大了起來。

　從江陀子這件事情之中，楊廣內心深切地感受到了強烈地震撼，他能夠理解江陀子為何在受到宇文般若的賞識和重用後，無視長年以來自己的故鄉屢受突厥鐵騎的搶掠這一事實，轉而幫助突厥實現重新崛起所懷的心思，那就是受到一個普通士子大多都會懷有的一份施展平生所學，修齊治平的理想所驅使，才使得江陀子義無返顧地選擇了為突厥效力。

　聯想到河北、關東，包括才平定不久的江南等地有不計其數的像江陀子這樣的寒門士子受限於推行已久的察舉製，難以獲得施展平生所學，為朝廷效力的機會，楊廣遂於楊堅結束北巡、返回長安後不久， 上章請求在全國開科舉取士，給包括眾多寒門士子創造一個憑自己胸中所學得以進身仕途，為朝廷效力的機會。

　然而，楊廣的這份奏章卻沒能如高穎關於推行軍人入籍的那道奏章一樣，得到楊堅的首肯和采納，得以很快實施。

　究其原因，固然有楊廣在這道奏章中所提科舉取士步子邁得太大，始無前例地提出不論出身高下、貴賤，但以幾場考試評定高下的做法同當時祟尚門第出身的實情格格不入有關，更深層次的原因還在於楊堅既將全國的兵馬交給了次子楊廣，便不肯再在文治上采納他的建言，以避免引發朝野間關於易儲的更加激烈的議論和反對聲，給朝局造成不必要的動蕩。

　所以，楊廣的這道奏章在臨德殿楊堅的幾案上一放就放了長達三年之久，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

　而楊廣本人，也因在命人將這道奏章送回長安後不久，就得到了突厥可賀敦宇文般若題寫於楊堅賜與她的那架金漆柴檀木屏風上的一首反詩，不得不將注意力聚焦到了突厥和宇文般若，而無暇顧及到科舉取士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