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一種奇特的計算方法

關於未然歷史，以概率觀點看世界，知識詐騙，一個保持穩定的沐浴習慣的法國人以及他的隨機智慧。記者們是怎樣被培養成不能理解連串隨機事件的人的。當心借來的智慧:有關隨機結果的偉大思想何以幾乎全都反對常規智慧。關於正確性和可理解性。未然歷史我用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來開始:人不能以成敗來評判別人在任何特定領域(比如戰爭、政治、醫學、投資)內的作為，而應以事情如果以另外的方式發生，它的代價會怎樣來衡量(即，如果歷史以另外一演的話)。事件的這種替代進程就未然歷史(alternativehistory)。一項決策的質量，很明顯，不能僅憑它的結果來衡量。不過把這種觀點發表出來的人似乎只有失敗者(成功人士總把他們的成功歸因於他們所做決策的質量方面)。政治家們從辦公室走出來，一路告訴新聞界成員的就是這種觀點。新聞界仍然聽信他們選擇的是一條最佳路線，並且唯唯諾諾地附和著說“是的，我們知道”，反使得那種諷刺意味更加尖刻。像許多老生常談一樣，這句老生常談雖然再明白不過，卻不容易付諸實踐。

俄羅斯輪盤賭

未然歷史這一奇怪的概念可以用以下的方式舉例說明。假設有一個變態(而且百無聊賴)的巨富給你1000萬美元，讓你玩俄羅斯輪盤賭，即，把一支可裝6愛貓撲.愛生活槍隻裝上一發子彈對著你的腦袋，扣動扳機。每扣一次扳機就可以視為一個歷史，總共有6個概率相同的可能歷史。這6個歷史當中有5個可以導致發財:1個只有統計意義，也就是一張訃告，死亡原因不大體面(不過絕對屬於構思新穎)。問題是，只有其中一個歷史可在現實中觀察到:贏得1000萬美元的人會引來一群昏聵的記者(正好就是無條件地讚美福布斯全球500強億萬富翁名單的那些人)，他們會對他豔羨和讚歎。如同我在華爾街15年來的生涯當中遇到過的差不多所有的執行經理那樣(在我看來，這種經理的角色不過就是由隨機因素導致的結果加以評判)，公眾在看著這種財富的表象時，對產生它的根源不置一頓(我們把這種根源叫做發生源)。想一想那位在俄羅斯輪盤賭中勝出的人將怎樣被他的家庭、朋友和鄰居當作一種偶像吧。雖然剩余的5個歷史觀察不到，但聰明、細心的人卻不難猜到它們會起什麽作用。這需要一點深入思考和個人勇氣。此外，在一定的時刻，假如那個玩輪盤賭的傻瓜一直把這個遊戲玩下去，壞運氣遲早會逮住他。如此，假如一個25歲的人玩俄羅斯輪盤賭，比如說每年玩一次，那麽他能活過50歲生日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但是如果有足夠多的人來參加，比如說有幾千個25歲的人來參與，我們就可指望見到一撮(極其富裕)的勝出者(與此同時還形成了一個十分龐大的墓地)。在此我得承認，俄羅斯輪盤賭的例子對我來說不只是書面上的，因為我有一個朋友就在這樣的“遊戲”中喪了命。那是在黎巴嫩戰爭期間，當時我們都十幾歲。還不止如此。我發現我對文學的興趣不止停留在膚淺的表面，這實際要歸功於格雷漢·格林對自己拿這種遊戲胡鬧的描寫。它對我造成的影響比我最近親歷的實際事件更強烈。格林宣稱，有一次他為了排遣童年的生活乏味，曾想要扣動一支左輪槍的扳機。這使我不寒而栗，因為我至少有六分之一的可能看不到他寫的小說了。

讀者標新立異的另類計算方法:通過俄羅斯輪盤賭掙來的1000萬美元與勤勤懇懇精益求精做牙醫掙來的1000萬美元的價值上是不一樣的。都是一樣的錢，可以買到同樣的商品，只是其中一個對隨機性的依賴要比另一個大。雖然對一個會計來說，它們完全相同，對你的隔壁鄰居來說也一樣。可是，在內心深處，我不能不認為它們有質的不同。這種另類計算方法的概念可以擴展出有趣的直覺把握，而不應該理解為一種工程問題。換句話說，我們只要估計一下它們起的作用，而用不著實際去對未然歷史進行計算。數學不僅僅是一種“數字遊戲”，它是一種思考方法。我們會看到，概率是對事物性質的分析。一種更險惡的輪盤賭

現實生活要遠比俄羅斯輪盤賭險惡得多。首先，它射出致命子彈的頻率相當低，它好像一把左輪槍，不過不是6個彈倉，而是幾百個甚至上千個彈倉。在試了幾十次以後，人們就會被虛假的安全感麻痹，忘了還有子彈的存在。這種現象，在本書中我們稱之為黑天鵝問題，我們會在第七章談到它，因為它與歸納法問題相聯系，這是個讓某些研究科學問題的哲學家夜不能寐的問題，它也與一個叫做無視歷史教訓(denigrationofhistory)的問題相聯系，因為賭客、投資家和決策者覺得那種發生在他人身上的事情不一定會在自己身上發生。其次，俄羅斯輪盤賭是一種有準確定義的精確遊戲，它的風險，任何會做6的乘除法的人都能看得到。可人們看不見現實生活的槍膛。憑肉眼極少能看到事物的源頭。這樣人就在不知不覺中玩著俄羅斯輪盤賭，並且給它起了某種另類的“低風險”名稱。我們只看到財富被產生出來，而永遠看不到是什麽成就了它，這種東西使人們看不到他們面臨的風險，也永遠看不到失敗者。這種遊戲仿佛容易得邪乎，所以我們就放心大膽地一路玩下去。

良好的同伴關系

人在生活當中對隨機性的抵禦程度是一種抽象的概念，它的邏輯一部分是反直覺的，而且，把事情攪和得更亂的是，我們觀察不到它是如何實現的。但是我越來越多地致力於對它的研究，出於幾個個人理由，我留著它以後再談。顯然我評判事物的方式是概率化的;你得知道什麽本來有可能會發生，而且還需要以某種心態來對待自己所做的觀察。我不主張在討論這類概率問題的時候讓一名會計人員來參加。對財會人員來說，數字就是數字。假如他能對概率問題產生興趣的話，他也許就會涉身於一些更需要深刻思維能力的職業中去了，而且還容易在為你填製納稅申報單的時候犯下代價高昂的錯誤。盡管我們看不到現實輪盤賭的槍膛，可有人還是要試一試;這需要有特殊的心態才行。由於見過成百上千的人在我的行業(特點是極端依賴隨機性)裡進進出出，我要說，那些受過一點科學訓練的人往往不甘於淺嘗輒止。對許多人來說，這種想法屬於第二天性。這也許不一定源於他們的科學素養本身(要當心因果關系)，而有可能是因為，如果人在一生當中的某一時刻曾決定要投身於科學研究，那麽他們就傾向於具備一種根深蒂固的對學術的好奇心，以及進行這種深入思考的自然傾向。特別愛思考的是那些因沒有能力長時間集中精力於某種定義范圍狹窄的問題而不得不放棄科學研究的人。現今如果不具備超強的理性探索欲，差不多就沒愛貓撲.愛生活文，但是如果不願意專精於一個范圍狹窄的學科就不可能成就科學生涯。(不過，對抽象問題興趣盎然的純數學頭腦與無休止進行探索的科學家之間有個區別;數學家埋頭於對頭腦中想到的問題的思考，而科學家則探索他自身以外的世界。)不過，有些人對隨機性問題的關注過了頭;我曾見過在某一領域受過訓練的人，比方說，量子力學，他們把隨機性問題推向了極端，結果只看到未然歷史，而忽略了實際發生的歷史。有些交易員會對隨機性問題有出人意料的深入思考。最近我在奧迪恩酒吧間與交易員洛倫·羅斯共進晚餐。洛倫·羅斯正在讀這本書的書稿。我們拋起一個硬幣來確定由誰來為這頓飯付帳。我輸了，所以我付了帳。他正要謝我，又驟然打住，說:“看了你的書以後，應該說，這頓飯從概率上來講我也付了一半的錢。”由此，我看到人們分布在兩個極端:在一個極端，人們從不接受隨機性的概念;在另一個極端，人們被隨機性所折磨。80年代我在華爾街起步時，交易室裡充滿了“商業傾向”的人，也就是沒有任何深思熟慮，簡單得像張烙餅，很容易被隨機性所捉弄。他們的失敗率極主同，特別是在金融工具變得複雜化以後。那些詭譎的金融產品，比如來自異地他鄉的期權不知怎麽就被引進了，它們的回報不能憑直覺判斷，這對這種文化背景的人來說就太難對付了。他們於是像蒼蠅一樣一哄而散。80年代我在華爾街結識的幾百位與我同輩的碩士生們，我想如今還在從事這種高度專業化、要求嚴格的風格業務的人，已經沒有幾個了。

俄航帶來的救星

到了90年代，隨著比較富裕、背景也更有趣的人們的來臨，交易室裡變得有意思多了。我用不著再與碩士生們交談。許多科學家，其中有些人在他們各自的領域裡極其成功，帶著要撈一把的願望來到這裡，反過來又雇傭了一些與他們相像的人。雖然他們大多數都不是博士生(實際上博士生仍然是少數)，但那裡的文化氣氛和價值觀念突然改變了，變得更具有帶理性深度的包容性。由於金融工具的迅速發展，造成本來就大量需求科學家的華爾街更加大了它的需求。佔主導地位的是物理學，但在他們當中可以找到所有的數量學科的背景。俄羅斯、法國、中國和印度口音(依次)開始同時在紐約和倫敦佔主導地位。據說從莫斯科起飛的每架飛機上，至少它的後排上都擠滿了前往華爾街的俄羅斯數學物理學家(他們都缺乏那種市井小聰明，所以搞不到好位子)。你可以去肯尼迪機場，帶上一個(硬性規定的)翻譯，隨機地面試一些適合這一行的人就可以雇到非常全家的勞力。真的，在90年代，你可以花培養一名碩士生所需的一半的錢來讓一個人受到一個世界級科學家的培訓。正如他們所說的，走向市場就是一切;可見這些家夥不知道怎樣推銷自己。我對俄羅斯科學家有強烈的偏好:他們當中很多人可以被當作國際象棋教練而加以積極使用(我還用這樣的方法得到了一名鋼琴教師)。此外，他們在面試過程中極有幫助。碩士生們應聘交易員職位的時候，經常在他們的簡歷中自吹有“高超”的國際象棋技巧。我還記得在沃爾頓，我們的碩士生職業谘詢商建議我們要宣揚自己的國際象棋技巧，“因為它讓人覺得你智商高、有謀略”。碩士生們往往把他們對這項遊戲規則的一知半解拔高解釋成為“專長”。為了驗證一下他所稱的象棋專長是否真實(以及應聘者的人品)，我們往往從一個抽屜裡拉出一副棋盤，告訴應聘的學生:“現在讓尤裡來跟你談幾句。”這時他已經嚇得臉色煞白。這些科學家的失敗率雖然低一些，但與碩士生們相比也只是好一點點。但這另有其原因，這與他們平均來講(僅僅是平均來講)在最微不足道的實踐知識方面都是空白有關。一些成功的科學家的判斷能力(和社交風度)如同一個門把手——但他們決不是都這樣。許多人在解方程式的時候有能力以絕頂精確的方式做最複雜的運算，但在解決一個與現實有關的最小的事情的時候，就全然無能為力。似乎他們隻了解數學符號，而不懂得數學的精髓。我確信，X先生，我認識的一個討人喜歡的俄羅斯人，有兩副腦子:一副用來研究數學，而另一副，要差勁得多，用來處理其他一切事物(這包括解決有關金融方面的數學問題)。但有時也會冒出一個懂得市井小聰明的思維敏捷、有科學頭腦的人。不管這種人群變化帶來了什麽好處，它提高了我們的國際象棋水平，也使我們在午餐時間有了高質量的談話內容，因此大大延長了午餐時間。想一想在80年代，我只能跟具有碩士生學歷的或是學過計稅財務的同僚閑談，能夠談論美國金融財會標準委員會的標準對他們來說已然是了不起的精神大餐了。我得說他們的興趣對我來說沒有多少感染力。這些物理學家之所以有趣，不在於他們有能力談論流體力學，而在於他們自然而然地對各類學術話題感興趣，因此能夠提供令人愉快人談話。

梭倫走訪麗晶夜總會

讀者也許已經看出，在我的華爾街生涯中，由於我對隨機性問題所持的看法，我沒有能夠與我的一些同僚建立起最融洽的關系(讀者可以間接地，也僅僅是間接地，看出在這些章節中我刻畫了其中許多人)。但我與那些不不幸而成為我的上司的人之間的關系是不一樣的。因為我一生中有過兩個在差不多所有品性特征方面都截然相反的上司。第一個，我在此稱他為肯尼，是個典型的家住郊區的家庭型男人。這種類型的男人會在星期六上午當當足球教練，星期日下午請小孩的舅舅來吃燒烤。他看起來像是那種我敢把自己積蓄托付給他的人。確實，他在機構裡上升得相當迅速，盡管他在金融衍生業務(他的公司因此而出名)方面不具備技術能力。但是他屬於過分一絲不苟的那種人，沒辦法弄懂我的邏輯。有一次，他的一些業務員在歐洲1993年證券出現牛市期間做得很漂亮，而我則公開把他們視為比那些隨意殺人的職業槍手好不了多少。他就責備我為什麽對他們的成功無動於衷。我枉然的試圖向他講述關於幸存者認識偏差的概念(見本書第二部分)。自那次以後，他的交易員們都已經退出了這個行當，“去追求其他興趣”(這也包括他自己)。但是他給人的印象是，沉靜、有節製，有話直說，在談話當中知道怎樣使對方放松。他說話條理清晰，運動員般的體魄使他看起來極為體面，講話很有分寸，還有一個極為罕見的天賦，那就是他是一個優秀的傾聽者。他的個人魄力使他贏得了董事長的信任，但是我卻沒法掩飾我的不敬，特別是因為他弄不懂我所說的話的性質。盡管他表面上看起來保守，他可是一枚百分之百的定時炸彈，分分秒秒地不停頓。第二位，我要管他叫讓·特帕裡斯，相比之下是位情緒多變的法國人，脾氣火暴，咄咄逼人。除了那些他真正喜歡的人(為數不多)，他是個使他的下屬不自在的行家，讓他們時刻處於誠惶誠恐的狀態中。我能成為一個風險投機家，他功不可沒;他是為數極少的有勇氣隻關心發生源，而完全不理睬結果的人。他展示出梭倫式的智慧。但是，雖然人們一般會預料，有這種個人智慧、對隨機性有這種理解能力的人會過一種枯燥乏味的生活，他的生活卻過得豐富多彩。相比之下，肯尼穿保守的深色西服，白襯衫(惟一略顯放縱的是，他常打著華麗的、像馬術師那樣的赫爾墨斯領帶)，而讓·帕特裡斯則打扮得像隻孔省:藍襯衫，彩格呢運動外套上露出豔麗的真絲絹帕。絕對沒有家庭觀念，絕少在中午以前來上班，但我敢斷言他哪怕到了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也會帶著工作。他常從紐約一家叫做麗晶的高檔夜總會給我打電話，在早晨3點鍾把我叫醒，討論我所面臨的風險當中的某些微小(而且不相乾)的細節。雖然他略有些發福，女人卻似乎覺得他難以抵擋;他經常大白天的忽然消失，幾個鍾頭聯系不上。他的優越之處大概在於，他是個住在紐約的法國人，保持著穩定的沐浴習慣。最近有一次，他請我去與他談一個緊急的業務問題。照例，我於下午過了一半的時候在巴黎一家奇怪的“俱樂部”裡找到他，那地方門前沒有掛牌子說明是什麽地方，他坐在那兒，面前的桌子上滿是散亂的文件。他啜飲著香檳酒，有兩位幾乎沒穿什麽衣服的年輕女子在同時愛撫著他。奇怪的是，他把她們也卷進談話當中，似乎她們也是會議的一部分。他甚至叫其中的一位拿起他那不斷響起的移動電話，因為他不想讓我們的談話被打斷。我至今還對這位生活奢華的人對風險的高度敏感得驚異，他腦袋裡永遠玩著這個遊戲。他毫不誇張地把一切有可能發生的事情都想到了。他強迫我製訂一份備用方案，以應付萬一有飛機撞進寫字樓以後的局面。我說如果出現這種情況，那麽他這個部門的財務狀況對我來說就沒有多大意義了，這話惹得他大怒。他因愛玩弄女性、脾氣暴躁、隨意解雇職員而名聲很差，但他聽得進我的話，也理解我要說的每一個字，鼓勵我在對隨機性的研究中更進一步。他教會我在任何證券組合當中找出那看不見的泡滅風險。他對科學高度崇拜，對科學家們的敬重幾乎到了討好的地步。這不是偶然的。在我們共事過了差不多十年以後，他出人意料地出現在我的博士論文答辯會上，坐在會議室的後排微笑著。肯尼由於懂得怎樣順著一個機構的階梯往上爬，所以在被迫出局之前他已經到達一個高位，而讓·帕特裡斯就沒有這麽幸運的履歷了，這一事實都會我當心防范成熟的金融機構。對許多自封為有“底線”取向的人們來說，如果被問及那些沒有發生的歷史，而不是實際發生了的歷史，那會引起他們的不安。很明顯，對那種在業界成功的、決不會聽信無聊廢話的人來說，我的語言，(以及，我得承認，我人格中的某些品質)就顯得怪異而不可理解。我的論點對許多人似乎都有冒犯性，這讓我覺得好玩。在一個漫長的職業生涯裡，肯尼和讓·帕特裡斯的反差不僅僅是一種偶然現象。當心那些開支節儉的“為業務著想”的人:市場的墓地不成比例地不乏那些自封的有“底線”取向的人。他們平常以天之驕子的身份自居，忽然間會變得臉色煞白、面無人色、卑躬屈膝、體內荷爾蒙耗盡，走向人事部辦公室，去按慣例商談離職協議。

喬治·威爾決非梭倫:論反直覺真理

現實主義具有懲戒性;以概率論武裝起來的懷疑主義則更糟糕。戴著概率的有色眼睛走入實際生活會給你帶來困難，因為你將會看到周圍到處都是受到隨機性愚弄的傻瓜，各自處於不同的境遇之中，在感官造成的幻境中執迷不悟。首先，在讀一個歷史學家的分析文章時你不可能不對他的結論質疑:我們都知道漢尼拔和希特勒的所作所為是瘋狂的，因為今天的羅馬仍然不講腓尼基語，而紐約的時代廣場目前也沒有納粹的萬字標記。但是，所有那些同樣愚蠢的將軍們又怎麽樣呢?他們最終贏得了戰爭，隨之也贏得了編年史作者的尊敬。如果我們這樣想，亞歷山大大帝和裘利葉斯·愷撒只是在可見歷史中獲勝，而在其他歷史中本可能遭到戰敗的下場，那將是痛苦的事。我們現在知道他們的事跡，只不過是因為他們冒了大量的風險，成千上萬的其他人也一樣，但他們碰巧贏了。他們聰明、勇敢、崇高(有時)，擁有他們那個時代掌握的最高級的文化，但在發霉的歷史腳注裡記載著的成千上萬的其他人不也一樣嗎?他們確實贏得了他們的戰爭，對此我無意爭辯，我質疑的只是有關他們的決策質量方面的一些說法。(我最近重讀了《伊利亞特》，這是我成年以來的第一次。我們的第一印象就是，史詩作者並不以結果論他的英雄:英雄們在戰爭中或勝地或敗，但都與他們個人的英雄氣概完全無關;他們的命運完全取決於外部力量，總的來說是明確地借助於那些具體策劃的眾神們——這時面不能說沒有一點裙帶關系)。英雄之所以是英雄，是因為他們的行為是英雄主義的，而不是因為創作勝了或敗了。帕特洛克勒斯作為一個英雄並不是因為他的成就打動了我們(他三下五除二就被殺死了)，而是因為他寧願死也不願看著阿齊利斯因生悶氣而無所作為。顯然史詩作者們懂得不可見歷史。後世的思想家和詩人們在對待隨機性問題的時候也有一些更複雜的方法，在斯多噶主義那裡我們就可以看到。聽媒體廣播有時會讓我從座位上蹦起來，主要由於我對它不習慣，而且在活動的影象面前會變得情緒化(我是在沒有電視的環境中長大的，我學會使用電視機的時候已經二十大幾了)。在此我舉一個拒絕考慮未然歷史的危險事例。媒體人物喬治·威爾，他是那種對什麽都能評論一番的“評論員”，主持了一次對羅伯特·席勒教授的采訪。羅伯特·席勒教授因他的最暢銷書《濫》(IrrationalExcuberance)而為公眾所知，但內行人對他的了解則在於他對市場隨機性和無常性結構的卓越的真知灼見(以數學般精確的方式表達出來)。這次采訪可以說明媒體在迎合們嚴重扭曲的常識和種種認識偏差過程中起到怎樣的危害作用。我聽說喬治·威爾非常著名，而且極受尊敬(作為一個記者而言)。他甚至也有可能是一個理智健全至極的人;不過，他的專業只不過就是讓芸芸眾生聽了覺得夠機智、有學問。而席勒呢，他對隨機性有透徹的理解;他受的訓練是進行嚴密的論證，但在公眾面前聽起來就不那麽機智，因為他的研究課題是高度反直覺的。席勒很久以來就宣稱股票市場的價格虛高。喬治·威爾向席勒指出，如果人們過去聽信了他的話，他們就會損失錢財，因為自從他宣稱股市價格偏高以來，市場已經不止翻了一番。對這種記者味十足，動聽的(但毫無意義的)論點，席勒沒法對答，只能解釋說，單獨一次的市場估計失誤不應該被過分強調其意義。席勒作為一個科學家，並沒有聲稱自己是預言家，或是娛樂界做從業人員，負責在晚間新聞中對市場做評論。所以，相比之下約齊·貝拉在信心十足地宣稱胖娘們兒還沒唱起來的時候，感受要好一些。我不理解的是，席勒既然沒有受過那種把自己的思想壓縮進索然無味的電子訊號的訓練，那麽他跑到這麽個電視節目上幹什麽去了。非理性的市場不會變得更沒有理性，這種想法很明顯是愚蠢的。席勒關於市場理性問題的觀點不會由於他過去有過失誤這一論據就失效。在此，我不能不從喬治·威爾身上找到我職業生涯中那麽多噩夢的代表。在夢中，我試圖勸阻某個人，不要為了1000萬美元而去玩俄羅斯輪盤賭，卻看到喬治·威爾當眾羞辱我，說如果那個人要是聽了我的話，就會損失一筆可觀的財富。此外，威爾說出來的並不是信手拈來的評語，他曾寫過一篇文章來討論席勒的錯誤“預言”。這種根據輪盤轉動決定命運來製造和詆毀預言家的傾向，是我們從遺傳上就沒有能力理解複雜的隨機結構的一個表征，而這種隨機結構卻在現代社會中佔據著主導地位。把預報和預言混為一談，表明這種人在隨機性方面很愚蠢(預言屬於右邊那一列，預報只不過是它在左邊那一列的對等物)。

在辯論中受羞辱

顯然，這種未然歷史的想法在直覺上沒有意義，所以好戲就開始了。首先，我們天生就不能理解概率，關於這一點我們在本書裡要反反覆複地講。此刻我隻想說，研究大腦的科研人員相信，數學真理對我們的頭腦差不多沒有意義，特別是在審視隨機結果的時候。在概率中，多數結果都是完全反直覺的;我們會看到很多這種事例。那為什麽要與區區一個記者爭辯呢?他掙的就是在芸芸眾生的常規智慧上玩花樣的錢。我記得，每次在公眾場合討論市場問題我都會被像喬治·威爾那樣的人羞辱，因為他們似乎總能提出更迎合眾人的口味、更容易理解的論點，但是最後(要過很久)我還是被證明是正確的。我不否認，論點應該言簡意賅。但有些複雜的思想不能被簡化成能夠討好媒體的論點，而人們就把這種情況認作是頭腦混亂的表現。工商管理碩士生都學過應該清晰、簡練這類的概念，那種五分鍾學會當經理的東西。這種概念可以應用於化肥廠的業務計劃，但不能應用於高度概率化的論題。所以我有一些有趣的業務資料，表明工商管理碩士生們容易在金融市場中泡滅，因為他們所受的教育使他們把事物本來需要的步驟多簡化幾步(我請示具有工商管理碩士學位的讀者們別在意，我自己不幸就持有這一學位)。注意不要把正確性和可理解性混淆起來。部分常規智慧總偏愛那種一下子就能說明白、“總之一句話”的事情，在許多圈子裡這是天經地義的。在一個初級法語學校學習過後，我學會了翻譯一句諺語:Cequisebiens’énonce
Etlesmotspourledireviennentaisément
(容易理解就容易表達，只要想說張口就來)
讀者可以想像，在我成長為一個隨機性實踐者的過程中，一旦發現多數朗朗上口的諺語其實都是錯誤的，我有多失望。借來的智慧能壞事，我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而不被一些動聽的說法動搖。我用愛因斯坦的話告戒自己:所謂常識，不過就是人在18歲之前學來的一堆錯誤概念。還有:在談話中或會議上，特別是在媒體中聽起來有道理的話，就需要格外小心。
只要翻一翻科學歷史讀物就可以發現，差不多所有被科學證實了的偉大發現，在它們起初被發現的時候，發現者看起來都像發了瘋。你去試試對一位1905年的《倫敦時報》記者說時間會隨著人的旅行減緩(甚至諾貝爾獎委員會都從沒有因為愛因斯坦在狹義相對論方面的洞見而給他頒獎):或對某個不了解物理學的人說，我們在宇宙中有些地方不存在時間。去向肯尼說明，雖然他的明星交易員給他掙了好多錢，我有足夠的證據說明他是個危險的白癡。
風險經理
大公司和金融機構最近新添了一個奇怪的職位，叫風險經理(risemanager)，號稱對機構進行監控，不讓它在俄羅斯輪盤賭那樣的業務中陷得太深。顯然，在被燙了幾次之後，覺得有那個必要找人來看一看這種情況的發生源，那個能創造利潤和損失的輪盤了。雖然直接做交易員更有意思，但是我的朋友當中的一些極精明的人(包括讓·帕特裡斯)也覺得受到這個職位的吸引。一個平均水平的風險經理比一個平均水平的交易員要掙得多(特別是， 當我們考慮到有多少交易員被從這個行業裡淘汰出去)，這是個重要的也是吸引人的事實。但是因為以下的原因，感覺設立這個職位有些怪。我們說過，現實生活的發生源是沒法觀察到的，即使他們真要阻止贏利交易員冒風險，由於日後他們周圍的那些喬治·威爾們會譴責他們耗費了持股人寶貴的發財機會，所以他們的權力會受到製約。另一方面，出現一次泡滅就得找他們負責。出現這種情況該怎麽辦呢?
於是他們就把主要精力放在玩政治上，發布一些含糊其詞的內部備忘錄保護自己，一方面警告不要冒風險，卻又不做斷然否定，以免丟了工作。就像一個醫生在兩種錯誤之間無法決斷:錯誤的肯定(告訴病人得了癌症，實際上沒有)和錯誤的否定(告訴病人他很健康，實際上得了癌症)，他們的職業特性就需要給失誤留出余地，他們需要做一些調節器和以便生存下去。
我把在金融隨機性中實踐所面臨的一個兩難的中心問題擺出來，作為這一章的結束。由於我在理念上與眾人的格格不入，所以我的風格和方式既不廣為人們所接受，也不好理解，這沒有什麽可奇怪的。但是我為別人理財，而在這世界上也不光住著那些好嚼舌頭、邏輯極端混亂的沒錢投資的記者。所以我的願望是讓投資者普遍都做被隨機性愚弄的傻瓜(我好與他們做交易)，但還應該有少部分足夠理智的人來賞識我的方法。我最大的風險就是取得成功，那就意味著我的業務快消失了。真是奇怪的業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