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湘等人發來電報，倒也不全是想找劉司令化緣。

　　又或想是要些鐵幣與槍支之類的，而是李家鈺等人也在出征之列，將與鄧錫侯將軍一起北上，因為他們一旦出征，那麽涪城、廣元和隴南等地，就成了真空地帶。

　　究竟讓誰來接替這些地方?

　　川軍諸將卻沒有達成一致的意見。

　　還是與會的另一大佬，西康王劉文輝的及時提議，認為應該趁著鄧錫侯等人還沒正式離川之際，看看川西專區是否能暫管這幾塊地盤。

　　沒想到川軍諸將紛紛響應，因此才聯名拍來電報，想與劉司令細談此事。

　　劉司令隻好草草的結束了內部會議，讓郭祺勳等人多注意炮兵訓練，尤其是122毫米重炮，以及重磅推出的152毫米重炮，隨後當他回到了書房時，又才再次拿出電報，眯著眼睛仔細思考，究竟讓誰接手為好。

　　一陣左思右想，法子想了不少，卻無一條能用。

　　恰好尹沁蘭就端著香茶，輕輕的走了進來，看到某人一副愁眉苦臉，在那裡冥思苦想，不禁有些好笑，“相公，做人不要太貪，有了大涼山難道還不夠麽?”

　　真是一言驚醒夢中人。

　　對啊，大涼山看似荒涼無比，卻是典型的地大人稀，而且地下礦藏無數，正是一塊真正的聚寶盆，尤其現在既修通了鐵路，還辦了兩個頂級大鋼鐵廠，若說沒人惦記，打死劉鄖都不信。

　　現在還不好好的靜待發展，卻想吞佔涪城和隴南等地，確實是自討沒趣、自尋死路。

　　家有賢妻真是興旺之相，劉司令情不自禁的吻了一下，讓尹沁蘭臉上一片紅潮，好在倆人知道大事要緊，這才沒向某些少兒不宜的情節演變。

　　劉司令就即刻命人回電城都，自稱“年少無德，難當此任”。

　　隨後幾天，劉鄖就開始閉關了。

　　他重點琢磨如何借鑒182毫米重炮的經驗，改進122毫米與150毫米重炮，在智腦的虛擬幻境之中反覆實驗，很快這倆新型款榴彈炮被研製成功，交由螞蟻機器人即刻製造。

　　新型122毫米榴彈炮，炮管長28倍徑，自重2.2噸，出膛初速720米/秒，最大射程21.6公裡，若使用底凹彈，可增加到26.8公裡，當采用空氣壓縮炮彈時，射程突破30公裡，射速8—12發/分。

　　新型152毫米榴彈炮，炮管長32倍徑，自重4.2噸，出膛初速765米/秒，最大射程24.7公裡，若使用底凹彈時，可增加到29.6公裡，若采用空氣壓縮炮彈時，射程突破35公裡，射速6—8發/分。

　　由於川西成了西南大後方的工業中心，各類科學技術人員，以及工業材料與機械設備都比較齊備，如果螞蟻機器人火力全開的話，生產500門重炮，也就是十來天的功夫。

　　不過現在的情況有些特殊。

　　重炮即使被生產出來了，也沒什麽用處。

　　一是運輸問題，一列火車只能運二三十門。

　　二是南京也沒那麽多的炮兵。

　　如果加上飛機坦克與槍械彈藥，以及其他的軍備物資，川西鐵路就有得忙了，哪怕一天發五六個車次都不夠用，而且從川西運往南京或武漢的軍火，還需要用專門的軍列來運輸。

　　坐過軍列的人都知道，這玩意為了保證安全，那個速度簡直慢得可以，往往一趟單邊就要四五天。

　　然而，以老蔣為首的南京政府，對日本人總有一種莫名的幻想。

　　總期望日本鬼子能善心突發，突然中止全面侵華的軍事行動。

　　這種消極抗戰的心態，嚴重影響了華夏軍民的備戰，直到鬼子擴軍百萬，一一佔領平津，即將席卷整個神州大地時，老蔣才放棄了與日媾和的幻想，不得不倉促的發起淞滬會戰，希望能化被動為主動。

　　7月16日，日軍在華北的兵力達到5個師團，總兵力十五萬。

　　7月17日，日軍第三艦隊司令川谷清，在上海海軍駐地，向本土海軍司令部報告，“為置中國於死命，須以控制上海、南京是最要者”。

　　同時，日軍參謀本部向天皇遞交奏報，“進攻上海使其喪失經濟中心的機能”，“在適當的時機果斷地實行對中國沿海的封鎖，以威脅中國國民及軍隊的生存，並切斷對外經濟活動”。

　　南京政府的特務也確實厲害。

　　老蔣在當日就收到了上述等情報，隻好在廬山發表抗戰演講，就盧溝橋事變通電全國，“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

　　“唯有犧牲到底的決心，才能博得最後的勝利”。

　　“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會陷民族於萬劫不複之地”。

　　“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

　　“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老蔣的意圖也很明顯，重點是想警告日本鬼子，“你別欺人太甚，我們華夏是敢戰能戰的，我們將全民皆兵，你們怕不怕”。

　　可惜蔣委座的一番苦心白費了，反而讓日軍上下讀解為，南京政府軟弱無能。

　　7月26日，華北日軍總部，向駐守的平津二十九軍，發出了最後通牒，命令宋哲元部即刻撤出北平與天津。

　　這種無恥的要求，被二十九軍上下斷然拒絕。

　　隨後數以萬計的日軍，在飛機、坦克、大炮的掩護下，分別向北平和天津，以及鄰近的各個戰略要地，發起全面進攻，一時戰火紛飛，無數平民慘遭屠戮。

　　7月28日，日軍向我北平近郊南苑、北苑等地發起總攻，華夏軍民誓死堅守陣地，拚死抗擊侵略者，在敵人的炮火、飛機的狂轟濫炸下，損失慘重，29軍副軍長佟麟閣、132師師長趙登禹先後殉國。

　　7月29日，宋哲元率部退往河北保定，日軍佔領北平。

　　7月30日，日軍從大沽口增兵天津，對我天津守軍(張自忠的第三十八師)，形成了戰略合圍之勢，導致守軍不得不撤出戰鬥，是日天津淪陷。之後華北日軍集重兵南下，導致整個華北為之糜爛。

　　7月31日，蔣介石再次發表抗日通電，號召全國軍民抗戰到底。

　　8月初，日軍以北平、天津和東北三省為依托，分三路南下，對整個華北展開攻勢，其北路日軍沿平綏鐵路線西出南口(居庸關南)，向晉察綏等地發起進攻，戰略目標是攫取的綏遠、山西和內蒙古。

　　中路日軍則是從北平出發，順平漢鐵路線(從北平到漢口)南下，直指保定、正定(真定)和石家莊，戰略目的是攻取河南，合圍山西，佔領隴海鐵路線(從陝西到連雲港)，進而威脅武漢三鎮。

　　至於東路日軍，則是從天津出發，沿津浦鐵路線(從天津到南京浦口)南下，戰略目的是攻取濟南、山東、徐州，最終佔領南京浦口。

　　南口是居庸關南側的險隘，是太行山山脈與燕山山脈的交匯處，更是扼守冀察和山西的咽喉所在，自古是兵家必爭之地。

　　西路日軍的戰略意圖，令南京國民政府和晉綏軍的高度警覺。

　　8月5日，第二戰區前敵總指揮湯恩伯率部進駐南口，趕築野戰防禦工事，意圖憑借南口的險隘，抗拒日軍獨立混成第十一旅團和第五師團。

　　與此同時，山西閻錫山增派部隊趕赴集寧、豐鎮，與南口形成犄角之勢，與湯恩伯部共同抵禦日軍的進攻。

　　8月8—14日，華夏的南口守軍，與日軍展開激烈爭奪戰，在飛機大炮的轟擊之下，陣地上的工事幾乎夷為平地，華夏士兵在倒塌的工事裡，身陷焦土依然抵死相拚，誓死堅守陣地，與日寇殊死搏鬥。

　　南京軍委為扭轉南口被動挨打的局面，命令晉綏騎兵秘密集結於察哈爾以北，意圖從側翼分散日軍對封南口的攻勢，當日軍感到來自察北的壓力之後，遂將主要的進攻方向，由南口改為了張家口。

　　8月21日，張家口失陷。使南口處於腹背受敵之困境，而所增援的部隊又遲遲未到，導致防線漏洞越來越大，最終南口淪陷，察南屏障喪失，察哈爾全省迅速為日軍所控制，日寇的鐵蹄直指山西太原。

　　當南口戰事一起，閻錫山等山西諸將都急了眼。

　　之前對於中央軍和川軍的增援計劃，閻錫山等人還有些不以為然，盡各種敷衍拖遝之能事。

　　如今日軍的兵鋒勢如破竹，頓時被嚇得哇哇的一通亂叫，不但希望中央軍和川軍盡快入晉，協助晉綏軍防守山西與綏遠，就連平日裡看不起的八路軍和陝軍，也是一日三請。

　　鑒於華北日軍攻勢凶猛，而華北戰事危急萬分，川軍必須盡快出川參戰，南京軍委下令，正式啟動第二十二集團軍，總兵力近十萬人。

　　該集團軍由川軍老將，鄧錫侯出任總司令，下轄三個軍，其中第四十一軍，軍長是孫震將軍，下轄三個師，即122師(師長王銘章)、123師(師長曾憲棟)和124師(師長由孫震兼任)。

　　第四十五軍，軍長鄧錫侯(兼)，下轄三個師，即125師(師長陳鼎勳)、126師(師長黃隱)和127師(師長陳離)。

　　以及第四十七軍，軍長李家鈺，下轄二個師，即第104師(師長李青廷)和178師(師長李宗舫)。

　　接到川軍出川通報的劉亦誠司令，卻想起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在另一個時空，這支北上抗日的川軍，成了臭名昭彰的“匪軍”，該集團軍還沒出川，就想到了留守的問題。

　　比如第四十一軍，就留下了123師看守涪城，後來又為了保證該軍北上抗日的補給問題，該師又派出了369旅，留駐陝西西鄉，成了西鄉兵站與運輸中轉站。

　　而第四十五軍，也是有樣學樣，留下了126師看守廣元，另派獨立17、18兩旅，以及一些地方的民團，沿途設立兵站和後勤補給點。

　　在另一個時空，李家鈺的四十七軍，本該駐防在大涼山的西昌一帶，然而由於某個小螞蟻的蝴蝶效益，導致該支軍隊一直留在了涪城，而原本該駐防於涪城的四十一軍，卻隨鄧錫侯將軍去了隴南縣。

　　若按另一時空的演變，二十二集團軍的破事還沒完。

　　一行七八萬人的川軍部隊，剛從四川跋涉到西安，正準備開赴山西時，李家鈺的第四十七軍，又被南京軍委以另有重用，從該集團軍拉了出來，留駐在長治一帶，導致該部川軍嚴重縮水，到了太原時只有五萬多人馬。

　　真正讓劉司令受不了的是，這五萬多川軍將士，可算是丟臉丟到姥姥家了。

　　他們在剛出川時就被謠言蠱惑了，居然相信“到西安補充裝備”，因此紛紛將槍支埋藏起來，作為日後“重起爐灶”的本錢，從而將破舊不堪的槍支帶走充數。

　　然而，該部川軍到了西安後，又沒得到及時的補充，以至到了山西時兵不像兵、官不像官，直令人懷疑他們是土匪下山，閻錫山隻拿出20支衝鋒槍搪塞，導致川軍用極差的武器，與日軍打了一場遭遇戰。

　　更離譜的是，該集團軍進入二戰區後，南京軍委發了一筆兵站費，但鄧錫侯用人不當，任高參劉精一為兵站分監，這廝待戰事一爆發就逃之夭夭，將這些軍費裝入他私人的腰包，導致前線官兵缺醫少藥，連糧食都無法保證。

　　該部軍隊只能“就地征發”，如同土匪搶劫一般，讓川軍的名聲臭不可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