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價

　　東林黨既是一起歷史事件，又是一種文化現象。

　　它雖然發生在晚明時期，但無論對當時還是後世都曾產生過深遠影響。

　　許多年來，學界一直把它視為明史研究中的重要課題而備加關注，有關撰述也絡繹不絕。

　　推崇它的讚譽為文化盛舉，詆毀它的斥責為諷議朝政。

　　正面評價

　　吳偉逸的文章認為:“東林黨的悲劇是時代的悲劇”，說他們的悲劇命運是“咎由自取”，不符合實情。

　　“東林黨人表現出來的士大夫的耿直、勇敢、剛毅，為了理想臨危不懼、視死如歸的精神卻萬古流芳”，“是中華民族優良傳統中的瑰寶，是值得後人敬仰的”。

　　《晚明激烈“黨爭”中的“東林黨”》一文認為:

　　“從表面看來，似是由於正直一派官員操之過急，以及除惡務盡的策略錯誤導致失敗，故後人有批評指責東林官員”對於明王朝的滅亡，“似乎他們與閹黨負有同樣的責任。這是不公平的”。“‘東林黨'一方的所作所為，則比較符合社會進步的要求，有利於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他們對貴族大地主獨裁專權和腐敗邪惡一派的鬥爭，具有積極意義”。

　　《明代政治史》認為:

　　“從主觀上說，東林一方投入到黨爭之中，目的是要挽救朝廷的政治危機”，

　　“如果說黨爭無補於時政，那麽東林黨只是無心之失，不應受到過多的責備。相反，諸邪黨以及閹黨他們處處與東林為敵，加重了朝政的紊亂，破壞了正常的統治秩序，使國政在非良好的狀態下運行，因此他們應負最主要的責任”。

　　鄧澤森的文章稱:“有的論著在辨析東林黨著意政治改革時，持論似有失偏頗，認為‘他們的運動在體制意義上可以被認為是倒退了一大步'，是從張居正‘所采取的立場的重大退卻'。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忽視了對上述兩次改革客觀條件差異性的認識”。

　　接著，又說:“東林黨人的活動正是一小部分知識分子，代表著‘社會良心'發起的政治自救運動。東林領袖在同封建統治集團裡邪惡勢力的較量中，遭到徹底毀滅，但是他們仍以基督式的悲壯殉難，給後人樹立起一座巍巍豐碑”，

　　“他們為民請命的義舉和不畏強暴的抗爭精神，猶如點綴封建末世夜空裡的璀燦星辰。這是封建時代正直知識分子給歷史留下的寶貴財富”。

　　劉澤華主編的《中國政治思想史·隋唐宋元明清卷》認為:

　　“東林黨作為士人政治群體，是富於理想，能堅持原則又頗有犧牲精神的”，他們“繼承了儒家傳統政治思想中最有價值的內容”。

　　朱義祿《儒家思想人格與中國文化》認為:

　　“真正從群體自覺角度繼承東漢士人的，是明末東林黨人”，“他們高揚‘群善'的精神”，“以善惡來界分君子與小人”，“始終重視氣節”，“堪稱人格道德上的楷模”，“他們舍身救世，視死如歸的崇高人格，卻是聳立在神州大地的豐碑”。

　　夏維中的文章也認為:

　　“東林黨大多一身正氣，清廉正直，錚錚鐵骨，堪稱道德楷模。作為一個群體，這種知行合一的品格，在明末實屬鳳毛麟角，在中國歷史上也是少見。”

　　李聖華《晚明詩歌研究》一書還以詩風流變的視角，給予了東林人士很高的評價:

　　“作為晚明文壇的一個群體構成，高攀龍、顧憲成、楊漣、安希范、趙南星等東林士子雖不以詩名，

亦不廢聲詩”，他們“宣揚用實之學，呼籲作家關注現實，以理約束性情，決定了明末詩歌的走向”，“其價值不但在於弘揚了士人百折不撓的品質氣節和民族精神，而且在於創造了一個時代的文化精神”。　　安媛《論東林學派的批判救世精神》說:

　　東林學派“立志革新朝政，並提出了某些帶有民主思想萌芽的口號。首先，要求改革朝政，主張‘政事歸於六部，公論付之言官'。並且進一步提出開放地方政權”，“發展地方經濟”;

　　“其次，他們抨擊了科舉制度的弊端，主張選賢與能，破格用人，以革新吏治”;

　　“第三，他們從‘利國'、‘益民'的政治原則出發，大膽提出了‘天下之是非，自當聽之天下'的主張”;

　　“第四，他們又提出了‘約之於法'和惠商恤民的政治、經濟的變革主張”。

　　《顧憲成高攀龍評傳》認為:

　　東林學派“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革新的思想主張，反映了新興市民階層要求自由發展經濟、文化的呼聲， 成為早期啟蒙思想的先驅。”

　　沈嘉榮《明清之際的改革派東林黨》一文列舉了東林黨人在政治、經濟、學術上的改革舉措後，寫道:

　　“東林黨人提出的改革舉措是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有利於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利於社會風氣的好轉的。一句話，是符合歷史前進方向的”。

　　《中國前近代思想的演變》認為:

　　東林派人士“在振興農業方面發揮了指導性作用，對於改造自然顯出積極而科學的意向，可以認定他們是社會進步性勢力。”

　　范金民《東林人士的經濟主張及其社會實踐》一文認為:

　　東林人士在“發展江南經濟的幾個關鍵問題上，殫思竭慮，提出了一系列或發人深省，或切中時弊，或頗具遠見，或理應實施的經濟主張”，而且“身體力行，抵製宦官稅使的百般掠奪，呈請減輕地方和百姓負擔，實施賦役改革，興辦水利工程，安撫百姓，穩定地方，孜孜謀求國家地方和人民三方的利益，為維護明王朝的統治和維持江南地區的社會再生產作出了貢獻”。

　　鄭克晟的文章列舉了東林黨人為減輕江南重賦和部分減輕漕運負擔而“倡議在京東地區推廣種植水稻”，終“使北方‘水利大興'，北人始之藝稻”，以及通過與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等的交往，“接受和學習西方先進的技術與文化”等事例，認為:

　　“明末的東林黨人，確實繼承了江南士大夫的好傳統，在當時所起的作用，是具有進步意義的”。